文/吴国珍01权臣的结局新皇帝兴高采烈登基亲政之日，往往是前朝权臣遭斥废黜之时。
清朝第二任君主清太宗皇太极嗣位后，惩治三大贝勒中的两位，就是二大贝勒阿敏、三大贝勒莽古尔泰。
第三任君主顺治帝嗣位后，摄政睿亲王多尔衮收拾四大亲王中的两大亲王：先削降郑亲王济尔哈朗，又杀害政敌肃亲王豪格。
顺治帝亲政后，追惩多尔衮及其党羽。
第四任君主康熙帝亲政后，智擒辅政大臣鳌拜。
第五任君主雍正帝登位后，对内残杀骨肉，对外修理舅舅隆科多和权臣年羹尧。
第七任君主嘉庆帝亲政后，惩治权相和珅，令其自尽，籍没家产。
同样，第八任君主道光帝一当上皇帝，就找茬收拾军机大臣托津和戴均元。
新君继位或亲政之后，往往惩治乃至诛杀前朝的权臣，以此树立权威，巩固自己的地位。
这几乎是历代君主更替中的必然。
那么，清朝第六任君主乾隆帝又如何对待父皇留给他的权臣呢？雍正帝给乾隆留下了四位顾命大臣，分别是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和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
这是载在雍正遗诏，颁行天下的。
这种方式，其实是雍正皇帝对四位顾命大臣的一种保护，特别对鄂尔泰与张廷玉的政治品质予以表彰，并说"朕可保其始终不渝"，这显然是对儿子不放心，怕他迫害老臣；再以"将来二臣可配享太庙"的方式来保护二人。
雍正皇帝可谓用心良苦，那么，这四位顾命大臣的命运如何呢？庄亲王允禄（1695—1767），是康熙帝第十六子，雍正元年（1723），过继给庄亲王博格铎。
历官正蓝军汉军都统、镶白旗满洲都统、正黄旗满洲都统。
乾隆元年(1736)，总理事务，管工部。
三年，摄理藩院尚书。
四年（1739）十月，因与胤礽子理亲王弘皙往来“诡秘”，停双俸，罢都统。
七年(1742)，命总理乐部事。
十八年（1753）正月，复授议政大臣。
三十二年（1767）卒，谥曰“恪”。
庄亲王精通数学音律。
自乾隆四年（1739），基本上被排除在权臣之列。
果亲王允礼（1697—1738），是康熙帝第十七子。
雍正元年（1723）被封为果郡王，管理藩院事。
雍正六年晋为亲王（1728），管理户部、宗人府等事宜。
乾隆即位，总理事务。
他秉性忠直，深受雍正赏识；但身体较弱，雍正帝命其在私邸中办事，隔几天进宫一次即可。
乾隆元年(1736)，因事罢去双俸。
乾隆三年(1738)二月病逝，谥曰“毅”。
在康熙诸皇子当中，这算是下场较好的一个了。
鄂尔泰（1677—1745），是满洲镶蓝旗人。
康熙朝举人，雍正四年（1726）任云贵总督，兼辖广西，推动改土归流，加强中央对西南地区的统治。
乾隆元年(1736)担任总理事务大臣，军机大臣，领侍卫大臣，加太傅衔。
他为人傲慢，近于骄横。
但乾隆四年（1739），六十岁时，众人想为他做寿却不许，作谢客咏怀诗：天然百岁又如何，二十峥嵘六十过。
官贵倍增惭愧事，恩深徒诵太平歌。
宾朋介寿思棠棣，儿女称觞感蓼莪。
老至情怀难向说，不堪重许贺人多。
（鄂容安等《襄勤伯鄂文端公年谱》）“老至情怀难向说”可见他也有难言之隐，所以不敢张扬。
乾隆七年(1742)，乾隆革其长子鄂容安的职务，他也受到“交部议处，以示薄罚”的处分。
乾隆十年(1745)病逝，乾隆帝亲临丧所致祭，谥“文端”，配享太庙，入祀京师贤良祠。
乾隆二十年（1755），因其侄鄂昌与门生胡中藻的案件牵连，被撤出贤良祠。
乾隆帝还发恨说：“鄂尔泰犹在，吾治其植党之罪。
”（《清史稿·鄂昌传附胡中藻传》）02“优渥”张廷玉乾隆帝对这三位权臣的安排还算温和，没有流血，与乃父乃祖相比，基本上也称得上善待前朝权臣了。
那么，乾隆帝是如何对待张廷玉的呢？总体上说，乾隆帝还是一直重用张廷玉的。
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六日，乾隆下旨，“凡宫门一切陈奏事件，先告知总理事务王、大臣，再行进呈。
”九月十三日，永赐庄亲王、果亲王双俸，赏张廷玉、鄂尔泰世袭头等阿达哈哈番，合并雍正八年赏赐的世袭头等阿达哈哈番（张廷玉均让其子张若霭承袭），张若蔼被授予三等精奇尼哈番（即三等子爵），世袭罔替。
同时，乾隆帝还让工部在紫禁城内建了几间房，作为四位大臣的直宿住所。
乾隆元年(1736)，又沿袭前朝做法，让张廷玉等六人担任皇子师傅，行拜师礼。
与乾隆帝的一再眷待相比，四位顾命大臣却是一再退让。
乾隆元年(1736)，四位顾命大臣提出辞去总理事务大臣职名，乾隆帝予以拒绝，并赐张廷玉“台衮元臣”四字。
乾隆二年(1737)，四位顾命大臣再次提出，乾隆帝“勉从其请”。
不过，以“西北两路军务尚未全竣”，再次设立军机处，让鄂尔泰、张廷玉、讷亲、海望、纳延泰、班第六人担任办理军机大臣。
两位亲王从此失势。
乾隆帝明白，对皇位来说，最大的危险是宗族内部，而不是外人。
所以皇帝出巡，只让鄂尔泰、张廷玉二人总理诸务（后加自己培植的怡亲王弘晓、履亲王胤裪、和亲王弘昼等。
乾隆八年后，庄亲王始又总理事务）。
同年，鄂尔泰、张廷玉提出不再兼管兵部，吏部、户部事务，乾隆没有完全同意，只是同意张廷玉不再兼管户部，但仍兼管吏部。
同时，赏鄂尔泰、张廷玉一骑都尉。
鄂尔泰合并为三等伯爵位，而张廷玉合并为一等子爵。
乾隆帝问其中缘由，得知鄂尔泰原就是一等子爵。
于是特地加恩，让张廷玉从优由三等子爵升为三等伯爵，封号是“勤宣”。
乾隆四年(1739)，乾隆加张廷玉太保衔。
这一切都可以看出，乾隆帝继位之初，一方面剥夺两位亲王的权力，另一方面，则是笼络非王族的旧臣，张廷玉也是依然受到重用。
与此同时，乾隆帝也为张廷玉写了一系列的诗文，高度评价他。
乾隆五年（1740），乾隆赐张廷玉一首诗，诗曰：喉舌专司历有年，两朝望重志逾坚。
魏公令德光闾里，山甫柔嘉耀简编。
调鼎念常周庶务，劳谦事每效前贤。
古今政绩如悬鉴，时为苍生咨惠鲜。
（调鼎，喻指宰相治理国家。
劳谦：勤劳谦虚。
惠鲜：惠赐。
）在乾隆帝的几万首诗中，这首诗还算好的，费了一番心思，把张廷玉比作魏公、仲山甫，魏公，一说是宋朝时韩琦，相三朝，立二帝，当政十年，号称贤相，宋神宗称“两朝顾命定策元勋”。
一说是是唐时的房玄龄，为唐太宗出谋划策，典管书记。
二人皆封为魏国公。
山甫，即仲山甫，周宣王时贤臣。
“山甫柔嘉”，出自《诗经·大雅·烝民》“仲山甫之德，柔嘉维则”，柔嘉，即柔和美善。
乾隆用这些历史名相，高度评价张廷玉的贡献和地位。
乾隆六年（1741），张廷玉七十岁，乾隆帝又写了一首诗赐给张廷玉，诗曰：历掌丝纶佐斗枢，心依行在想晨趋。
最欣佳节当初度，要识元衡半老儒。
潞国晚年尤矍铄，吕端大事不糊涂。
缄诗并寄黄花酒，看取瀼瀼湛露濡。
潞国指潞国公文彦博，北宋贤相，享年九十二岁。
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是宋太仁宗赵光义对宰相吕端的评价。
这首诗，乾隆帝再一次把张廷玉比作宋时的名相文彦博、吕端，可见对张廷玉的评价很高。
乾隆九年（1744），乾隆对鄂尔泰、张廷玉当面说：“卿二人，诚无愧唐之房、杜，顾朕弗及太宗耳！”乾隆十一年（1746）正月十五，观烟火，乾隆帝御制即景灯词八章，其中第六章中有“殿前底事金莲撤，归第群看相是张”句，并加注：“大学士张廷玉，自雍正年间至今，与上元灯火之观，凡二十余年，故以张说故事比之。
”再一次把张廷玉比作唐朝开元名相张说。
乾隆十二年（1747），又赐张廷玉四首七绝，有句“宝山自古称佳话，事业何人继曲江？”将张廷玉比作唐时名相张九龄，还有一首写道：见说房公独善谋，皤皤长领凤池头。
更兼两世桓荣席，谁不云然胜一筹。
将张廷玉比作唐时名相房玄龄，又将他比作东汉名儒、大臣桓荣，桓荣曾被汉明帝拜为五更，八十多岁才去世。
按《孝经》，古代七十岁以上的官员，可入“三老五更”之选，“天子尊事三老，兄事五更”。
其实，早在乾隆三年（1738），乾隆有一次心血来潮，准备视察国子监时，打算推行古代的三老五更之礼，并将此事下军机大臣商议。
张廷玉连夜写了一篇《三更五老议》，考证古代的三更五老礼仪，是将三老、五更供养于太学，天子不仅要行跪拜之礼，还要亲自袒胸割肉，蘸酱，三老、五更食毕，则拿酒杯斟酒，又跳舞助食。
张廷玉婉言劝道：“如特行此礼，度臣下谁敢受之？”张廷玉还进一步分析，“三老”乃指老人知天知地知人，“五更”乃指老人知五行更替，“窃思致仕诸臣及现居世职者，谁克任之？”张廷玉让乾隆不必再下内廷商议了。
乾隆帝同意了，事后倒也不掩饰：“古有三公坐论之礼。
（今）大学士……就地长跪……原定制之意，盖以君尊臣卑，预防专擅之渐！”乾隆帝最怕的就是大臣专权，皇权旁落。
三老五更之礼，这种作秀行为，自然从此作罢。
03延迟退休引发的君臣对峙不过，张廷玉的请辞却从未停歇。
乾隆三年（1738），张廷玉请求辞去兼管的吏部事务，其奏折说：“夫以望七之年，而兼繁剧之巨任，又不能时常入署检阅稽查，窃恐错误担延，在所不免。
……倘蒙皇上圣慈俯垂鉴照，保全其末路，矜惜其衰颜，载降纶音，解退部务，则减一兼官，即减一分责任；少一旷误之件，即轻一分惭惶恐惧之心。
”说得哀婉凄恻，乾隆帝不得不召来张廷玉，安慰他，继续留用。
自乾隆十年至乾隆十三年，张廷玉每年都自陈请辞，均不被允许。
只是张廷玉的衰老，也是不可避免的，乾隆帝也降低了要求。
乾隆八年（1743），允许张廷玉乘轿入紫禁城，皇帝升殿视朝时也不用再站班了。
乾隆十一年（1746），张廷玉七十五岁，长子、内阁学士张若蔼病殁，乾隆以张廷玉年逾七十，在内廷行走，需人扶掖，特命其次子、庶吉士张若澄在南书房行走，以便照料。
当年九月，乾隆帝仍令每日进内办事，但不必值夜班了。
十月，又下令，不必赶早入朝，遇炎热雨雪天气，不必勉强进内，不必带班。
乾隆十二年（1747）九月，乾隆帝巡幸回京，提前传旨，让张廷玉可不必到汤口接驾，但张廷玉还是赶赴汤口接驾。
乾隆十三年（1748）正月二十九日，张廷玉一再地免冠叩首，泪水滂沱，请求解退。
君臣有了这样一番对答：张廷玉：年近八旬，衰迈不堪，请皇上允我退休，荣归故里。
乾隆帝：您受到两朝的厚恩，而且奉父皇遗命，将来要配享太庙，哪里有陪皇祖一道享受祭祀的元老大臣要归田终老的道理？张廷玉：宋、明配享太庙的大臣也有请求退休，得到允许的；而且七十岁悬车告老，古今通行的啊。
况且，老子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知足才不会受辱，知止才不会危险啊。
乾隆帝：不对。
过去大臣长期处于重要位置，担心受到他人谗言诽谤，被人讥笑贪恋爵位，反而受辱，危及地位。
所以《易经》说，“见机而作，不俟终日。
”这都是站在个人荣辱角度，哪里是站在国家休戚相关、君臣哀乐一体的角度提出的观点呢！假如八九十岁了，确实昏愦不能理事，自当为贤者让路。
假如心有知觉，就是朋友也不忍心分离，何况你我君臣一场，相契相知。
假如说七十岁一定告老还乡，为什么又还有八十岁柱着拐杖上朝的典故呢？张老应对周到敏捷，精神不减当年，如果一定要徜徉山水泉石，高蹈人世，难道就没听说诸葛武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遗训吗？张廷玉：诸葛亮受任于军旅之中，臣有幸优游太平岁月，不能同日而语啊。
乾隆帝：这又不对了。
皋、夔、稷与龙逢、比干，遭遇时际不一，但如果时空对调的话，他们的用心是一样的。
皋、夔、稷如果没有龙逢、比干的忠心，也不能辅佐国君成就强盛；龙逢、比干如果没有皋、夔、稷的用心，也不会有不惜丧命以谏诤的忠心。
既然你承担了天下的重任，就不能因艰巨推托，又哪里用太平岁月的旗号来求得安逸呢。
做国君的要终日乾乾，自强不息，做臣子的要忠心耿耿，不顾自身。
我替你想想，你不只受到皇祖、皇父的厚恩，不能说退休；就是我对你十余年的优待，也不应该说退休啊。
就是果真应当，我尚且说不出来，你怎么能说得出来呢？张廷玉：臣只是因为担心有人说我贪恋官位啊……乾隆帝：你若担心有人说你贪恋官位，于是奏请退休，那不怪你。
如果说人臣到时就应退休，那是不应当的。
我认为，古人辞官退休，不是生病，一定就是没遇上合适的君主，情不得已，是有苦衷的。
做臣子的，千万不要有到时退休的念头。
因为朝廷设官，不是让你享受的，是要来治理百姓的。
人生短暂，假如大家都有到时退休的想法，那谁会出力为国家处理政务？从这番对话中，可见张廷玉谦卑中的固执，乾隆帝要求忠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咄咄逼人。
第二天，乾隆帝又广集群臣，将昨天君臣的一番对答颁告天下。
并说：“我朝待大臣都是有恩德，重礼节，大臣不是又老又病，不会轻易请求退休的。
但是，担心不了解的人说他们贪恋官位，又说国家不能优待老臣，保全他们的声名，所以不能不说清楚。
张廷玉的请求虽然不被允许，但可以不再兼管吏部事务，好让他从容地到内廷值班，获得高寿。
”但张廷玉实在是老病，在这一年，因处事失察，被罚俸降级。
到了乾隆十四年（1749）正月初四，七十八岁的张廷玉终于得到了乾隆帝的垂问，张廷玉不敢陈请退休，只说：“容貌清减，恐不任劳瘁。
”乾隆帝让他四五天进一趟内廷，担任顾问。
第二天，再下谕旨：“夫以尊彝重器，先代所传，尚当珍惜爱护，况大学士自皇考时倚任纶扉，历有年所。
朕自御极以来，弼亮寅工，久近一致，实为勤劳宣力之大臣，福履所钟，允为国家详瑞。
但恭奉遗诏，配享太庙，予告归晨，谊所不可。
考之史册，如宋文彦博十日一至堂议事，节劳忧老，古有成模。
大学士绍休世绪，生长京邸，今子孙绕膝，良足娱情，原不必以林泉为乐也。
著于四五日一入内廷，以备顾问。
城内郊外皆有赐第，可随意安居，从容几杖，颐养天和，长成渥泽，副朕眷待耆俊之意。
且令中外大臣，共知国家优崇元老，恩礼兼隆，而臣子无可已之日，自应鞠躬尽瘁，以受殊恩，俾有所勤勉，亦知所安心尽职。
”这道谕旨，以“尊彝重器”起兴，不知张廷玉内心作何感想？又言其为“国家详瑞”，则乾隆帝的标榜意识很明显。
乾隆的言下之意，是将张廷玉作为国家优崇元老的榜样树立起来，好让普天下的臣子都为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当天，乾隆帝又成诗一章：职曰天职位天位，君臣同是任劳人。
休哉元老勤宣久，允矣予心体恤频。
潞国十朝事堪例，汾阳廿四考非伦。
勖兹百尔应知劝，莫羡东门祖道轮。
所谓“潞国十朝”，指文彦博十日一至都堂议事；“汾阳廿四考非伦”，用郭子仪“二十四考中书令”的典故，即郭子仪任中书令时，主持官吏的考绩达二十四次。
从“勖兹百尔应知劝”一句，可知乾隆平时不知劝慰过张廷玉多少次。
可惜，乾隆帝的一厢情愿，敌不过张廷玉的老来衰病。
到了次年十一月，乾隆看到张廷玉的精神已大不如前，有所怜悯。
只是乾隆帝一直不明白大臣为何要荣归故里，询问尚书梁诗正，梁言：“故乡为祖先坟墓所在，桑榆暮景之人，依恋弥笃。
”其实是婉转地替张廷玉求情。
乾隆自不免要驳斥一番，认为离乡做官，早就不能扫墓了，为何到暮年才知道要去扫墓，但对张廷玉也有所动心了。
他说：“夫座右鼎彝古器，尚欲久陈几席，何况庙堂元老，谊切股肱？然亲见其老态日增，强留转似不情，而去之一字，实又不忍出诸口。
”其时，张廷玉正卧病在床，他请军机大臣以看望张廷玉为由，提及此事，听他自行抉择。
这当然是试探张廷玉，不过其话中已经有了轻视张廷玉的意味，第一、“座右鼎彝古器”云云，暗中是将张廷玉比作一件老古董；笫二、“去之一字实不忍出诸口”，见得皇帝对臣子依依不舍，如果张廷玉求去，则是臣子薄情。
只是张廷玉喜出望外，感激涕零，不暇顾及于此。
其时已定十六年初次南巡，所以他表示：“请得暂辞阙廷，于后年江宁迎驾。
”事已至此，乾隆帝也只能做顺水人情，准以“原官致仕，伯爵非职任官可比，仍着带于本身，俟来春冰泮舟行旋里，当另颁恩谕。
”并期待十年以后“朕五十正寿，大学士亦将九十，轻舟北来，扶鸠入觐。
”又御制七律三章以赐。
诗曰：早怀高义慕悬车，异数优留为弼予。
近觉筇鸠难步履，得教琴鹤返林闾。
银毫无奈吟轻别，赤芾还看赋遂初。
拟问兰陵二疏传，可曾廿四考中书。
（其一）两朝纶阁谨无过，况复芸窗借琢磨，此日兰舟归意定，一时翰苑怅思多。
善娱乡党销闲书，稳趁帆风送去波。
南国诗人应面晤，为询食履近如何?（其二）坐谕朝夕久勤宣，间别何能独恝然。
同事当年今几在？得余硕果又言旋。
江湖卿乐真饶后，廊庙吾忧讵忘先。
指日翠华临幸处，欢颜前席问农田。
（其三）三首诗，还是一派君臣祥和的迹象。
而且，乾隆帝还下旨吏部，张廷玉退休后大学士位置空缺，须等张廷玉南归后再来请旨。
不过，一生谨慎细心的张廷玉，注意到乾隆帝十三年（1748）的一道谕旨：“且奉皇考遗命，将来配享太庙，岂有从祀元臣归田终老之理?”作为文臣的终极荣誉，张廷玉不想因自己归田导致配享流失。
因此，张廷玉进宫面谒，说出了自己的担心，还抬出外界的议论，证实自己担心并不是多余，因此免冠磕头，请乾隆帝“一辞以为券”。
就是让乾隆帝做个保证。
正是这件事，真正影响了张廷玉的晚年，不能简单地说是冒昧。
乾隆除了勉从所请以外，又赋诗一首：造膝陈情乞一辞，动予矜恻动予悲。
先皇遗诏惟钦此，去国余思或过之。
可例青田原侑庙，漫愁郑国竟摧碑。
吾非尧舜谁皋契？汗简评论且听伊。
前四句说乾隆帝心生恻隐，也会遵循遗诏的，张廷玉想得过了。
后四句有点不满了。
“可例青田原侑庙”，是用刘伯温的典故。
刘伯温以休致之臣，而得从祀，有此前例，故可从张廷玉之请。
“漫愁郑国竟摧碑”，用魏征的典故，魏征封郑国公，“摧碑”一事见《新唐书》本传：“征亡，帝思不已，登凌烟阁观画像，赋诗悼痛。
闻者媚之，毁短百为。
征尝荐杜正伦，侯君集才任宰相，及正伦以罪黜，君集坐逆诛，人遂指为阿党。
又言征尝录前后谏争语示史官褚遂良。
帝滋不悦，乃停叔玉昏，而仆所为碑，顾其家衰矣。
”说张廷玉“漫愁”，隐含着批评，其实已经很露骨地表明，他可以像唐太宗那样，给魏征写了碑文，复又取消。
则此日所许配享的诺言，并非不可更改者，甚至已入太庙从祀，亦不妨撤出。
“吾非尧舜谁皋契？汗简评论且听伊。
”既是自大，也是负气，意思说张廷玉有轻视他不是尧舜的意思，乾隆帝反问，我不是尧、舜，那你是皋、契吗？君臣之间，感情上已经有裂缝了。
兴冲冲的张廷玉接着可能做了人生中唯一一件错事。
张廷玉写了一封奏折，竟然不是亲自送到宫门，而派其子张若澄代奏。
乾隆很不满，让军机处拟旨，叫张廷玉明白回奏。
第二天一大早，张廷玉就赶到了宫门。
乾隆帝很惊讶，谕旨未传出去，张廷玉就来了，那么军机处肯定有人泄露消息。
其时军机处大臣有七人，但平时进见承旨的只有傅恒及汪由敦，汪由敦是雍正二年进士，当年主持会试的是朱轼和张廷玉，故汪由敦为张廷玉门生。
由这层关系，乾隆认为是汪由敦将旨意禀报师门了。
张廷玉赶了个大早，不料反而授人以柄。
乾隆帝下了一道谕旨，严厉叱责：朕许大学士张廷玉原官致仕，且允配享太庙之请。
乃张廷玉具折谢恩，词称“泥首阙廷”，并不亲至，第令伊子张若澄代奏。
因命军机大臣传写谕旨，令其明白回奏。
而今日黎明，张廷玉即来内廷，此必军机处泄露消息之故。
不然今日既可来，何以昨日不来?此不待问而可知者矣。
夫配享太庙，乃张廷玉毕世之恩，岂寻常锡赍、加一官、晋一秩可此，不特张廷玉殁身衔恩，其子孙皆当世世衔恩。
伊近在京邸，即使衰病不堪，亦当匍匐申谢。
乃陈情则奏请面见，而谢恩则竟不亲赴阙廷，视此莫大之恩，一若伊分所应得，有此理乎?朕作赋诗，命翰林和韵，献谀者或拟以皋夔，比以伊周。
夫皋夔尚可也，伊周则不可也。
朕诗自有分寸，谓“两朝纶阁谨无过”，不为溢美之词，亦尚其实长也。
若因此而称心满意，则并其夙所具之谨且忘之，而不谨矣。
夫“可例青田原侑庙”者，刘基以休致之臣，而得配享，曾有此例，故事在可许。
伊试自思，果能仰企刘基乎?张廷玉立朝数十年，身居极品，受三朝厚恩，而当此桑榆晚景，辗转图维，惟知自便。
未得归则求归自逸，既得归则求配享叨荣，及两愿俱遂，则又视若固有。
意谓朕言既出，自无反汗，已足满其素愿，而此后更无可觊之恩，亦无复加之罪，遂可恝然置君臣大义于不问耳？朕前旨原谓，配享大臣不当归田终老，今朕怜其老而赐之归，是乃特恩也。
既赐归而又曲从伊请，许其配享，是特恩外之特恩也。
乃在朕则有请必从，而彼则恬不知感，则朕又何为屡加此格外之恩，且又何以示在朝之群臣也。
试问其愿归老乎？愿承受配享乎？令其明白回奏。
昨朕命写谕旨时，大学士博恒及汪由敦免冠叩首，奏称张廷玉蒙圣恩曲加体恤，终始矜全。
若明发谕旨，则张廷玉罪将无可逭，此已见师生舍身相为之私情。
及观今日张廷玉之早来，则其情显然。
朕为天下主，而今在廷大臣因师生而成门户，在朝则倚恃眷注，事事要被恩典，及去位而又有得意门生留星替月，此可姑容乎?夫君子绝交不出恶声。
朕昨令写谕旨，意尚迟回，不欲遽发。
及观张廷玉今日之来，且来较向日独早，谓非先得信息，其将谁欺？若将二人革职交王、大臣等质讯，未有不明者。
但朕既曲成其终，张廷玉纵忍负朕，朕不忍负张廷玉。
然军机重地，乃顾师生而不顾公义，身为大臣，岂应出此?朕尝谓大臣承受恩典，非可滥邀，若居心稍有不实，则得罪于天地鬼神，必致败露。
张廷玉一生蒙被异数，即使诈伪亦可谓始终能保。
乃至将去之时，加恩愈重，而其所行有出于情理之外，虽欲曲为包容，于理有所不可，岂非居心不实之明效大验耶?天道之显著如此，为人臣者，其可不知所儆惕乎?可不知所改悔乎?这一道谕旨写得相当精彩。
更重要的是乾隆帝以明发上谕的方式，明显要置张廷玉于有罪之地，不再顾及君臣之义，师生之情，优老之说。
其实，乾隆最可恨的不是张廷玉不谢恩，“张廷玉纵忍负朕，朕不忍负张廷玉”，可恨的是朝廷内有明显的朋党门户，这是对皇权的极大威胁。
“朕为天下主，而今在廷大臣因师生而成门户，在朝则倚恃眷注，事事要被恩典，及去位而又有得意门生留星替月，此可姑容乎?”借打击张廷玉，以打击朋党政治，是乾隆修理张廷玉的目的所在。
04鄂、张党争鄂尔泰、张廷玉都是雍正朝的老臣，但两人一向不和，自雍正朝即是如此。
当年军机处南墙上挂有一块匾“一团和气”，乃雍正御题。
所谓“一团和气榜枢堂，水火调停鄂与张”，指的就是雍正想调停两位军机大臣。
张廷玉为人谦逊，低调缄默，但与鄂尔泰共事十余年，往往整天不说一句话。
鄂尔泰有什么过失，张廷玉一定微言讥讽，让鄂尔泰无地自容。
有一次，暑热难当，鄂尔泰脱下帽子乘凉，军机处房屋十分狭小，鄂尔泰环视四周，帽子无处可放，自言自语道：“这帽子放在哪里呢？”张廷玉坐在一旁，不急不慢地冷笑道：“这帽子我看还是戴在自己头上为妙！”原来清朝官员获罪，先令摘帽子，张廷玉嘲笑鄂尔泰不想要官帽子了。
鄂尔泰为此几天都不开心。
由于张廷玉位居首批军机大臣第二（仅次于怡亲王），长期执掌吏部，张氏家族在朝中和地方上做官很多，又与姚氏联姻，再加上多次主持乡试、会试，门生故旧遍天下，无意中形成了一个所谓的“张党”。
鄂尔泰的情况也相近，其在入内阁和军机之前，“节制滇南七载，一时智勇之士多出幕下”。
执掌内阁之后，长子鄂容安官两江总督，次子鄂实官前锋统领，三子鄂弼充西安将军，四子鄂宁官云贵总督，五弟鄂尔奇官户部尚书兼步军统领，长兄之子鄂昌官湖北巡抚，加上一些王公大臣和士子趋附，逐渐形成了以满臣为中坚，包括一部分汉臣在内、以相互间的联姻为特色的政治集团。
相比较而言，汉官多依附张廷玉，满臣多依附鄂尔泰。
对鄂、张两党势力的膨胀，年轻的乾隆皇帝自然不会听之任之。
但囿于顾命大臣的身份，他不便于直接对抗。
于是在即位之初，曾举行务虚会，诏廷臣集思广益，对当前的政治问题提出批评建议，但是再三再四，群臣都不过是沿袭成说，泛泛而谈。
乾隆帝很失望，“彼时事之大者，莫过于鄂尔泰、张廷玉门户之习，初未闻一言及之。
”乾隆帝发誓"用人之权从不旁落"，对结党营私的行为十分痛恨。
对鄂、张两党，乾隆帝主要利用御史，进行弹劾，互相打击。
乾隆六年（1741）是个关键年份，先是山西道监察御史仲永檀揭露密奏留中泄密一事，“向来密奏留中事件，外间旋即知之。
此必有串通左右，暗为渲泄者。
是权要有耳目，朝廷将不复有耳目矣。
”这里所说的“权要”就是指张党首领张廷玉。
对于这一指责，乾隆皇帝并不相信，他当即指出：“鄂尔泰缜密之处，不如张廷玉。
”言外之意是，张党虽有泄密，但鄂党更甚。
乾隆帝这一说，挑起了两党斗争的公开化，张党成员张照立即反击。
张照探知仲永檀曾将留中密奏的疏稿内容泄露给鄂尔泰之子鄂容安，于是上疏揭发。
乾隆闻奏，即命张廷玉协同其他大臣及三位亲王审理此案，结果查实仲永檀、鄂容安二人“往来亲密”，确实有过严重泄密之事。
最终的结果是将仲永檀下狱（后病死于狱），令鄂容安退出南书房，不再让其侍奉皇帝。
接着是左都御史刘统勋上了两封奏疏，矛头分别指向张廷玉和另一军机大臣讷亲，其指向张廷玉大略言：大学士张廷玉历事三朝，遭逢极盛，然晚节当慎，责备恒多。
窃闻舆论，动云‘张、姚二姓占半部缙绅’，张氏登仕版者,有张廷璐等十九人，姚氏与张氏世婚，仕宦者姚孔鋹等十人。
二姓本桐城巨族，其得官或自科目荐举，或起袭荫议叙，日增月益。
今未能遽议裁汰，惟稍抑其迁除之路，使之戒满引嫌，即所以保全而造就之也。
请自今三年内，非特旨擢用，概停升转。
奏章呈上后，乾隆答复道：“朕认为张廷玉和纳亲如果真的擅自作威作福，刘统勋也不敢上这样的奏疏。
大臣责任重大，原本就不能避免别人的指责。
听到别人的批评应当高兴，是古人推崇的。
假如心存芥蒂，就看不出大臣的气度了。
希望两位大臣更加自勉。
”要求张廷玉等大度宽容、行为谨慎。
乾隆说得委婉，但这两道奏疏，对乾隆执政早期的政局走向，起了关键作用。
既为解决张廷玉尾大不掉的困局找到了由头，又借此打击朝廷中的朋党之争，实现皇权的高度集中。
于是，到了雍正七年（1742），情况发生了变化。
首先，剥夺了张廷玉爵位世袭的权利，乾隆帝下谕：“我朝文臣，无封公侯伯之例，张廷玉伯爵系额外加恩。
”不允许让其子张若霭承袭。
这一年，因仲永檀诬告案，鄂尔泰也被交部议处，以示薄罚，乾隆帝严斥鄂尔泰说：“以仲永檀如此不端之人，而鄂尔泰于朕前屡奏其端正直率，则其党庇之处，已属显然……其不能择门生之贤否而奏荐不实，不能训伊子以谨饬而葛藤未断之处，朕亦不能为之屡宽也。
鄂尔泰自思之，朕从前能用汝，今日能宽汝，将来独不能重治之罪乎？”这样，同时打击了鄂、张两党。
乾隆十年（1745），鄂尔泰病逝，终年66岁。
其职位由讷亲代之，乾隆帝下旨，“内阁行走列名，讷亲在前；吏部行走列名，张廷玉在前。
”讷亲在代替鄂尔泰成为内阁首辅之后，又成为首席军机大臣，很明显，是不希望在鄂尔泰去世后，张党一支独大。
乾隆十三年（1748），傅恒补授大学士，乾隆帝下旨：“御门升殿，一应外面行走列名，傅恒在前；内廷军机处行走列名，张廷玉在前。
”傅恒是乾隆帝着力培养的第二名亲信大臣。
同年，因皇后祭文中有“泉台”二字，乾隆认为不合适，张廷玉失察，罚一年俸禄。
又以内阁票拟失察，张廷玉交部察议，降二级。
同年，不再兼管吏部事务，由大学士来保兼管。
05张廷玉的结局乾隆十四年的寒冬腊月，乾隆帝要求张廷玉明明白白地回奏是否先得到消息才早来谢恩，张廷玉自然不会承认得到任何消息。
乾隆帝则又下谕旨，质疑他谢恩一向无早来之例，而天寒地彻，步履为艰，为何折内没有声明，或张若澄代奏时也未口奏；并抖出史贻直奏张廷玉不应配享太庙和张廷玉保举汪由敦为大学士之事：张廷玉与史贻直素不相合，史贻直久曾于朕前奏张廷玉将来不应配享太庙。
在史贻直本不应如此陈奏，而彼时朕即不听其言也。
张廷玉奏请见面时，称外人亦有议将来不得配享者，朕问谓谁？即明指史贻直所言。
及问以大学士员缺，即奏称汪由敦现在暂署，将来即可办理。
其意谓在朝既与史贻直夙有嫌隙，今经休致，则史贻直独在阁中，恐于伊未便，故援引一素日相好之门生，则身虽去而与在朝无异。
此等伎俩，可施之朕前乎？试思大学士何官，而可徇私援引乎？更思朕何如主，而容大臣等植党树私乎？史贻直即与张廷玉不协，又何能在朕前加以倾陷？若因张廷玉既去，即自矜得意，是亦自取罪戾耳。
大臣等分门别户，衣钵相传，此岂盛世所有之事？乾隆帝连下两道谕旨切责，张廷玉自知越辩越危险，只能承认自已神迷错谬，请求交部严加议处。
部议的结果是撤配享、革职、削爵，不准回籍，留京待罪。
乾隆帝再下谕旨，认为配享、大学士衔是皇考赋予的，不忍罢去；回籍也是自己答应的；而伯爵虽是自己加给张廷玉的，担心他提出让后世继承，所以削去。
这道谕旨，点出了乾隆帝对张廷玉不满的真正原因：张廷玉之罪固在于不亲至谢恩，而尤在于面请配享，其面请之故，则由于信朕不及……张廷玉事朕十有四年，朕待群臣，事事推心置腹，而伊转不能信，忍为要挟之求。
……试思太庙配享，皆佐命元勋，张廷玉有何功绩勋猷？鄂尔泰尚有经度苗疆成绩，而张廷玉所长，不过勤慎自将，传写谕旨，朕诗所谓‘两朝纶阁谨无过’耳。
其原因不外两条，一是认为张廷玉不信任自己，以遗诏要挟自己；二是不认可张廷玉的文字功业。
事实上，雍正帝去世后，张廷玉于灯下宣读遗诏对乾隆帝来说，意味着君权的旁落，而之后一再的邀恩，给乾隆帝很大的精神压力。
那么，张廷玉到底有没有得到军机处透露的消息呢？乾隆十五年（1750）二月，张廷玉准备回籍时，乾隆又下了一道谕旨，基本上做了模糊处理：迩来详加体察，实乃（张廷玉）龙钟昏愦，力不能支。
当时闻命之下，精神短浅，或心思实有未到，而非出于恃恩疏节，亦未可知。
十五年（1750）三月的一道谕旨，曾提出张廷玉“奏称去冬谢恩不至，曾令伊子交缘由告知奏事太监，未为转奏。
”乾隆帝对此不认同，“近日奏事太监，有敢以大臣陈奏之言，壅蔽遗漏而不为转奏者乎？”总之，有无透露消息，官方的表述是不知真假。
而在张廷玉去世后，他的儿子张若澄为他写行述时，有意无意对相关事件作了回应。
张若澄在文中称张廷玉是“偶奏配享太庙一事”，自然并非索要字据，不过乾隆帝喜欢作诗，也很自以为是，说成是张廷玉“请上一言为券”也有可能；张廷玉当日回家后，赶紧撰写奏折谢恩，数易其稿，至于鸡鸣，待入朝时忽觉头目眩晕，步履艰难，又担心奏折迟误，只好命张若澄代奏，此是未亲至谢恩之因；等眩晕稍定，而日已过午，又考虑即使病重也要亲至宫门叩谢，“遣子代奏终觉不安”，于是次日黎明，又亲自至宫门“谢恩引咎”，而并非军机处官员透露消息。
至于漏言的主角，乾隆帝认定是汪由敦，下旨革去其协办大学士和尚书衔。
但一个月后，皇上竟又将圆明园内原属张廷玉的“澄怀园”赐给汪由敦。
不久，又恢复其尚书任。
历史总是胜利者书写的。
有没有走漏消息，并不是最重要的，根本原因还是乾隆帝毫不掩饰地说出来的，那就是先皇遗诏对今皇无上权威的威胁，使乾隆帝心生不满。
对张廷玉的回程，乾隆帝应该说作了精心安排，不仅送了二卷亲笔书写的御制诗篇和宫中珠宝，还派大臣领侍卫十名护送。
不过，备受折磨的张廷玉准备离京之时，不幸又遇到皇长子定亲王永璜去世。
张廷玉是永璜的老师，参加丧礼是情理之中。
乾隆帝丧子，心情郁闷。
而备受打击的张廷玉也不想节外生枝，所以在初祭（在穿上丧服之后，丧服尚未除去）之后，就给乾隆帝上奏请求离京。
乾隆帝看到张廷玉的奏折，勃然大怒，认为张廷玉不讲君臣之情，不念师生之谊。
乾隆帝特地让人找齐配享太庙的名单名次，比较功业，认为张廷玉比鄂尔泰还不如，不够配享太庙：在鄂尔泰，尚有开辟苗疆、平定乌蒙及经略边陲，劳绩攸著；若张廷玉，在皇考时，仅以缮写谕旨为职，此娴于笔墨者所优为。
自朕御极十五年来，伊则不过旅进旅退，毫无建白，毫无赞襄。
朕之姑容，不过因其历任有年，如鼎彝古器，陈设座右而已。
最后发下一张配享太庙各臣的名单，让张廷玉自己回奏，他应不应该配享？这一下张廷玉大梦方醒，知道求荣反辱，已不可免。
倘不见机，则不仅受辱，且有家门之祸，于是具疏请罪：臣老耄神昏，不自度量，于太庙配享大典，妄行陈奏。
皇上详加训示，如梦方觉，惶惧难安。
复蒙示配享诸臣名单，臣捧诵再三，惭悚无地。
念臣既无开疆汗马之力，又无经国赞襄之益，纵身后忝邀俎豆，死而有知，益当增愧。
况臣年衰识瞀，衍咎日滋世宗宪皇帝在天之灵，鉴臣如此负恩，必加严谴，岂容更侍庙廷？敢恳明示廷臣，罢臣配享，并治臣罪，庶大典不致滥邀，臣亦得安愚分。
廷臣集议，不应配享。
又以张廷玉种种负恩，应革去大学士。
上谕宽免，同时，乾隆帝为自己因张廷玉初祭刚过就准备登程发怒原因作了解释：夫遭皇长子之丧，迫不及待，欲归故里，在张廷玉则为悖于大义，在朕视之，仍属小节，朕非因小节而督责去位之大臣。
然于小节如此，又安望其临大事而竭力致身乎？在张廷玉老迈归田，岂更望其出力，而我大清国亿万斯年，君臣一体、休戚相维之谊，所关甚大，不可不剀切明示，以正名教之大闲。
又推测张廷玉为何要归隐田园：且张廷玉去志，本不始于今日，当有讷亲时，伊即屡在伊前怂恿代奏。
讷亲不敢明为转奏，而时时流露其意。
彼时张廷玉尚未龙钟，岂一二年也不能待？而营营思退者，盖自揣志不能逞，门生亲戚之素相厚者，不能遂其推荐扶植之私，所积赀产又已足赡身家，是以伊十余年来，仅以旅进旅退、容默保位为计。
及一一获满所愿，辄图远引。
乾隆的推测自有道理，只是要求臣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实在也是出于皇家一己之私心。
因为所谓天下，也只是皇家之天下；君臣一体，也不过与国君一体。
至于张廷玉自己，则认为“臣子事君，能供职者，以供职为报恩；不能供职者，即以退休为报恩。
盖奉身而退，使国家无素餐之人，贤才有登进之路，亦报恩之道也。
”（张廷玉《澄怀园语》）加上失势之后，有名无实，萌生退意，也是人之常情。
而且此时，老病频仍，慎祸之心愈烈，他引陆士衡《豪士赋》所说的“身危由于势过，而不知去势以求安；祸积由于宠盛，而不知辞宠以招福。
此富贵人之通病也”为自己作警戒。
而归隐田园，实在也是循其父张英的人生轨迹，优游林下，整理书籍，编修家谱。
乾隆九年（1744年）及乾隆十一年（1746年），两位弟弟先后在礼部侍郎任上退休回籍，张廷玉闻讯都欣喜万分，作诗称贺。
他送三弟诗有“阿兄他日还初服（还初服，指穿上未入仕的服装），拄杖花前一笑迎”句，送四弟诗亦有“何日芙蓉溪上石？白头二老坐垂纶”句。
相期悠游故里之情，溢于言表。
乾隆帝如此处理张廷玉，其实是给大臣们看的：你们以后谁敢结党营私？谁不愿为大清国终身卖命？张廷玉就是下场。
其后大清高官，多是瘁于任上，如刘统勋，汪由敦。
史书记载，汪由敦二十日后就不再进汤药，迷糊中还总是念叨着军国大事，到了半夜，忽闻逆贼阿睦尔撒纳已死，俄罗斯方面还将其尸体奉献给大清的消息，欣喜若狂，在床褥上连连顿首说：“得及闻此信，臣无恨矣”。
弥留之际还呼儿子帮忙进衣履想起来谢恩，实在起不了，便口授遗疏大意。
乾隆帝打击朋党，满朝大臣都吓得噤若寒蝉。
张廷玉出京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敢给他送行。
乾隆十五年春天，张廷玉灰头土脸地回到老家。
地方大员们为了避嫌，没有一个人出面迎接，只有一位侄子，带着几个家人，抬着一顶小轿，把他接进了祖上的老屋。
张廷玉费尽苦心要平安收场，没想到，最终却丢了伯爵和配享两项荣誉，一生的努力，付之东流。
不过，雪上加霜的是，他又卷上了朱荃案，经受了抄家和罚金的最大羞辱。
张廷玉居家未及半年，御史参奏朱荃匿丧赶考，上谕“朱荃在四川学政任内，贿赏生员，并勒索新生规礼，赃私累累，实近年来学政所未有”。
朱荃大概当时已得丁忧的信息，本应立即卸任奔丧。
为了贪图新秀才的贽敬，故意隐匿亲丧的噩耗，逐府赶考，并有贿卖情事，罪行甚重。
朱荃为张廷玉的儿女亲家。
乾隆八年，张廷玉之子张若澄娶了朱荃的女儿。
因这层关系，乾隆帝认定，“其敢于如此狼藉婪赃，明是倚恃张廷玉为之庇护”。
再细查，朱荃是当年吕留良案中被释放的朱芷年。
雍正末年诏举博学鸿词，未及举行而世宗崩，乾隆遵遗志于元年丙辰九月举行，取中十五人，分别授职编修、检讨。
次年七月，补试后到者，取中四人，授检讨及庶吉士各二，朱荃即为庶吉士。
乾隆认为，吕留良案的谕旨是张廷玉缮写的，却与大案中要犯结亲，居心不良。
乾隆帝大怒之下，决定收回三代皇帝对张廷玉的一切赏赐物品，包括官房。
乾隆帝特意派了内务府总管德保承办此事，去张廷玉在北京的赐第内查看。
这实际上就是抄家。
但作为太监的德保，实际上是将张廷玉的家里所有的物品全带回宫里。
考查乾隆帝的原意，当是想从张廷玉的文稿中再寻些蛛丝蚂迹，这正是清朝文字狱的常见伎俩。
只是张廷玉一生谨慎，私邸从不留底稿，保住了声誉，躲过了一劫。
这让始作俑者的乾隆帝感到太过分了，批评德保误解了旨意。
最后，将张廷玉的私人物品返还，护国寺的官房收回交史贻直居住。
蚕池口原赐张英的居所还是给张廷玉子孙居住了。
同时，查出有一万五千两银子，全部入库。
朱荃案需要代缴的赔偿款项，可于这一万五千两银子中扣抵。
后人评价，乾隆英察有余、仁厚不足。
对张廷玉的处置，迹近精神虐待。
张廷玉想荣归故里，欢度余年，而求荣反辱，不测之祸迭起。
乾隆是有意报复，要让张廷玉觉悟，早知如此，不如留在京里，安富尊荣为得计。
此正其刻薄之处。
乾隆十四年（1748）正月，张廷玉写完他的自订年谱，此后不再编订年谱，则是自后再无荣耀。
其在自序中言及：“笔载未详者，存而不论可也。
”其时，致仕之争已初露端倪，自己在朝中也已被边缘化。
乾隆十五年（1750），张廷玉在落寞中回到自己的家乡桐城，我们不知道乡人有无“啸歌燕喜”，无法体会他与四弟张廷瑑拄杖相迎的千般滋味。
即使经历了抄家、罚金和收缴官房诸多不幸，我们在乾隆朝奏折中，看到张廷玉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仍屡上奏折，预备乾隆帝南巡接驾，恭祝皇太后万寿，奏谢皇帝给自己儿子张若澄省亲假期、授侄张若震湖北巡抚一职，等等。
张廷玉仍以自己谦和的方式，在皇权独尊的社会中，维系着一个朝臣的体面。
乾隆二十年（1755）的农历三月二十日，八十四岁的张廷玉瞑目端坐而逝。
六、尾声：死后的荣光张廷玉里居五年而卒。
乾隆仍遵遗诏，配享太庙，谥“文和”。
终清一代，汉族大臣配享太庙，仅张廷玉一人。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张廷瑑卒于乡。
乾隆帝闻悉，叹息久之，顾左右说：“张廷瑑兄弟皆旧臣贤者，今尽矣！安可得也？”乾隆四十四年（1779），御制怀旧诗，列张廷玉于“五阁臣”中。
诗中有句：“不茹还不吐，既哲亦既明。
”正点出了张廷玉一生“万言万当，不如一默”的本领。
后人在推测，乾隆帝处理张廷玉一事，小题大做，近于精神偏执，是有隐衷的。
他一定要让张廷玉留在京城，张廷玉执意离京之后他反复打压，从精神心理的角度，是担心张廷玉泄露皇家的隐私。
雍正、乾隆继位之后，都有骨肉相残的事实，特别是张廷玉与雍正关系太过亲密，对雍正的骨肉至亲了解得太多，皇家的秘密基本都知道（包括乾隆的出生地究竟是在热河避暑山庄还是在雍正的雍和宫藩邸，生母是谁）。
乾隆帝不想他离开京城，正是担心张廷玉知道的隐私会外泄。
张廷玉最终能配享太庙，则得力于“不茹还不吐，既哲亦既明”，即其始终能保持世宗的秘密之故。
乾隆五十年（1785），乾隆帝亲撰《题张廷玉〈三老五更议〉》，回忆当年自己提出要在朝廷中行“三老、五更”大礼，礼待那些德高望重的老臣，鄂尔泰表态含糊，而张廷玉断以为不可。
现在想想，鄂尔泰实为好虚誉，而张廷玉则善自谨，张廷玉之议为当，而自己年少时未免有好名泥古之意。
命令将《三老五更说》勒碑，同时，也指出张廷玉既有此识见，为何“而临休致归里时，乃有求入庙之请，此所谓老衰而戒之在得乎？朕又以廷玉之戒为戒，且为廷玉惜之。
”乾隆认为，张廷玉老而贪名。
换个角度说，也许，张廷玉陈请配享太庙，不过是以好名的方式表明自己其实愿望渺小，表达自己对皇权的尊仰和内心的卑微，从而在日渐被边缘化的处境中获得一种谦逊的自救。
乾隆五十四年（1789），乾隆帝命张廷玉幼子张若渟补授工部侍郎，并言：“张若渟虽非科甲，但尚谨慎，且系大学士张廷玉之子，特加擢用，以示朕眷念旧臣之意。
”当年又召见张廷玉之孙、山西平阳府知府张曾谊，面谕：“汝曾祖英、汝祖廷玉皆为贤相，汝家世受国恩，非他臣可比。
看汝颇能办事，好好居官。
”（《张氏宗谱》）荆州张居正故居，有人题诗：“恩怨尽时方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
”移至张廷玉，也有相似之处。
（以上未特别注出，俱引自《清史列传》《清实录》《清史稿》）以张廷玉的智慧超人，低调做人，谨慎为人，犹不免受到皇权的肆意碾压，则世家大族，在皇权的绝对权威之下，必然土崩瓦解。
乾隆处理张廷玉的事件，严重影响了清朝中后期的政治生态，导致皇帝高度集权，大臣谨小慎微。
迨至慈禧，目不识丁，却能支配千万高智商的文臣武将，权术已趋极致，整个社会万马齐喑，可信任的只限于几个皇族同胞兄弟，则清朝的灭亡也就不远了。
而清亡之后，除了王国维等少数几人之外，并没有发生像明末那样大规模的官员自杀，多个家族为明朝守节、殉难的情形，说明世家大族对皇权已无任何感情和节义。
不知乾隆帝在处理张廷玉的过程中，有没有真正从“君臣一体”的角度思考这一事件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