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松华在我乡下房子的一间偏房里，放着一台缝纫机，自2009年我们全家离开家乡，它就一直被闲置在这儿。
虽然每年总要来乡下几次，但每次都来去匆匆，无暇顾及它。
我和妻子于上世纪90年代初结婚。
我们按照家乡的婚姻习俗，在订婚、结婚之间又举行了“大定”程序。
所谓“大定”，就是我们两人的婚事至此正式定妥，可以商量结婚登记、购办嫁妆、举行婚礼仪式了。
“大定”日，我给妻家送去购办嫁妆的钱，那时候我们农村流行结婚的嫁妆有四大件：电视机、自行车和缝纫机、电扇。
由于我是家中长子，父母第一次给儿子操办婚事心情急切，我和妻子刚订婚，还不到“大定”程序，父母便早早将自行车买来让我送至妻家。
这电视机、缝纫机、电扇是我和妻“大定”日后分两次到湖口县城买的。
由于四大件中的自行车有了，我和妻觉得钱宽裕，在选择缝纫机时，我们买了当时市场上质量和口碑都不错的上海第二缝纫机厂生产的蝴蝶牌缝纫机。
这台缝纫机不止是牌子好，更为主要是机头和底板上各印了一个大大的展翅飞翔的金蝴蝶，除了让人看着喜庆，更寓意着夫妻双双奔向美好生活的向往。
一台家用蝴蝶缝纫机480元，在当时是最贵的。
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我们那儿乡下集镇兴起了一股学裁缝热，一些男女青年纷纷走进由几个老裁缝艺人开办的缝纫培训班，男女青年学习缝纫技术目的有两个，第一是那时兴起了出外打工热，男女孩子学好裁缝技术，可以去福建、浙江、深圳、珠海等地的服装厂做缝纫操作工。
第二个目的是女孩子为方便日后嫁人，好使用家中的缝纫机做缝补。
因此那些年里，一些说好了婆家的女孩子都会在出嫁前由男孩子家出钱送去裁缝培训班学习。
由于一些原因，我妻子没去缝纫培训班学习，她便向村上几个学了缝纫技术的女孩子请教如何操作缝纫机，如何车线。
我每次去岳母家看她时，总能见她坐在缝纫机前学习车线。
她先是在白纸上画一些或直或弯曲的线条来做练习，针不用穿线，后来用废旧的衣裳练习。
为此，我专门从商店买来价格比较便宜的布料送给她练习。
一次，她来我家，居然给我全家每人缝制了几双鞋垫，除了颜色鲜艳好看，还在上面缝了花，缝了“平安富贵”、“出入平安”、双“喜”等字。
她给我的鞋垫中有一双左脚缝上了“相依”，右脚缝上“相伴”。
我和妻子是前一年正月订婚，第二年正月结婚，结婚时，这台蝴蝶牌缝纫机作为嫁妆搬我家来了，放在我们的婚房内。
这时，离孩子出生的预产期只有一个多月，又是我们的新婚蜜月，我让妻子好好休息，哪知她天天不停歇地坐在缝纫机前做活，我问她做的是什么活，她说给孩子缝尿布，足足缝了三大包，我那时还没有养婴孩的经验，奇怪为什么要缝做这么多的尿布。
结果孩子一出世，这些尿布全用上了。
我第二个孩子出世时，正值寒冬腊月，妻子在小儿子出生前还特意多缝了一包棉尿布，这都是她用家中穿旧了的棉衣棉裤洗干净改做的。
寒冬腊月里，每天宝宝要尿要屙十多次，尿布尿片天天洗总难干，幸好妻子未雨绸缪，挺着大肚子坐在缝纫机前细细缝制，将一腔准妈妈的爱倾注在将要出生孩子用的尿布上。
妻子虽然没学缝纫技术，做不来大人穿的衣裤，但我两个孩子小时候穿的小衣小裤倒是做了不少，两个孩子穿在身上都挺合身。
还有，那时，我正在乡下搞粮食加工，碾米、磨面、制作面条，衣服容易脏，也容易破损。
妻子分别为我缝制了几双轻薄型袖套和保暖型袖套，分不同的季节戴上。
因为碾米、磨面重灰尘，她还为我缝制了两件蓝色长大褂，从上身可以罩到脚踝处，一洗一换，整天穿在身上干干净净。
后来，她又给我缝了一件白色大褂，和一顶像如今蛋糕店裱花师傅戴的高顶白帽子，让我在制作面条时穿戴，这样看起来卫生、清爽，还不乏时尚。
我告诉那些来粮食加工的乡亲，我这几身装扮是妻为我做的，他们起初不信，待证实后，都觉得不可思议，一个没经过缝纫技术的人却能做出这样得体的工服，实属心灵手巧。
一次，我蹲在机房搞修理，起身快，将衣服前胸处划破一个大口子，我心痛得要命，以为这件长大褂就这样丢弃不可穿了。
妻却将它洗干净，踩动缝纫机将一块布缝合在上面，再次穿身上，别人以为我前胸安了一个隐形口袋。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有一双袜子被她缝补了两次，反而觉得穿在脚上走路的步伐更稳定了。
我第二个孩子出世后，她将孩子爷爷不穿的一件旧军棉大袄改成了一件孩子穿的冬围裙，又将剩下来的布料拼制成孩子坐火桶上取暖的坐垫。
算来，这台缝纫机来到我家已26年了，今年春节，我在乡下拜年，一时闲暇的我踱到这间偏房，一眼看到它静静地立在一角。
它上面盖着一条枣红色的布罩。
我忍不住走近它将布罩提起，将机头皮带与下方的传动轮套上，双脚试着踩动脚踏板，缝纫机居然还能转动。
看着印在机体上大大的展翅飞翔的金蝴蝶，我的思绪也似这金蝴蝶飞起来。
我遐思，待我和妻退休后回乡下居住，又可用它做缝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