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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东周,西汉、东汉,为什么中国古代先有西朝再有东朝?(为啥先有西汉再有东汉)

发布:2024-09-27 浏览:44

核心提示:所谓西朝和东朝,实质上是以都城而论的,因而我们可以把目光放到更开阔一些,谈谈中国古代“迁至东都”或“营建东都”的问题,这里暂时抛开西晋东晋、南宋北宋这种因首都沦陷被迫迁都的情况。中国古代时,洛阳处于天下之中,其所在的关东地区亦是文化最为昌明的地区,但是中国历代最为强盛的时期诸如西汉、唐前期,都是立都于长安,并且二者并非截然对立,东汉继西汉而起却迁都洛阳,武则天建立武周以后同样迁都洛阳,这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呢?以安史之乱为界,我们大体可以把中国古代历史分成两段,我们可以看到在安史之乱之前出现过很多次将都城从关

所谓西朝和东朝,实质上是以都城而论的,因而我们可以把目光放到更开阔一些,谈谈中国古代“迁至东都”或“营建东都”的问题,这里暂时抛开西晋东晋、南宋北宋这种因首都沦陷被迫迁都的情况。
中国古代时,洛阳处于天下之中,其所在的关东地区亦是文化最为昌明的地区,但是中国历代最为强盛的时期诸如西汉、唐前期,都是立都于长安,并且二者并非截然对立,东汉继西汉而起却迁都洛阳,武则天建立武周以后同样迁都洛阳,这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呢?以安史之乱为界,我们大体可以把中国古代历史分成两段,我们可以看到在安史之乱之前出现过很多次将都城从关中迁至关东,或是在关中都城之外另建东都的情况,较为著名的包括周公营建洛邑、光武帝迁都洛阳、隋炀帝和武则天迁都洛阳等等,我们发现这一现象贯穿于西周、秦汉、隋唐时代,那么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了解释这个问题我们不妨研究一个没有迁都的王朝——秦朝。
我们从楚汉战争中就可以看出,无论是陈胜还是怀王,其目的都是要恢复列国体制,而不是要以楚帝取代秦帝,因而可以说楚汉战争的实质不仅是反秦国,更是要反秦制,具体而言就是秦式关中军国体制。
简而言之,秦朝的成功源于其立足于关中的地缘条件、社会风俗,建立了一套以军功授爵为核心的军国体制,提供了强大动员力,实现了统一,而其失败则在于其实现统一之后没有采取普世性的文治政策(所谓普世,是在“天下”范围内的“一君万民”的政治关系,而不存在某区域本位的倾向),而是延续了关中本位的军国主义政策。
秦朝的历史教训是否是一个个例呢?我们可以继续审视汉朝的历史。
刘邦在汉中立国,随后还定三秦,继承了战国时期秦国的疆域,也承袭了秦国的政治体制,韩信申军法、萧何定户籍为汉朝确立关中军国体制奠定了基础,而随后的高帝五年诏更是直接证明了汉王朝全盘继承了秦朝的军功授爵制度,因而可以说,楚汉时期的汉朝是秦朝的继承者。
但是二者之后的历史却截然不同,汉王朝先是实行黄老政策缓和社会矛盾,逐步清理诸侯势力,之后在武帝时期独尊儒术,与关东文化达成一致,之后推向全国,真正实现了全社会的整合,因而整个汉初又是一个从关中军国体制走向普世帝国体制的过程。
西汉立国之初,刘敬对刘邦说洛阳【为天下之中……无德则易以亡】,因而建议刘邦建都长安,凭借关中之天险限制诸侯国,体现了西汉初期关中和关东的对立依然深刻,关中本位依然占据主流。
经历了近百年的融化,关中和关东的文化矛盾逐渐削弱,七国观念早已被州郡取代,迁都【有德则易以王】的洛阳便被提上了日程。
关于迁都洛阳的提议,最早起于西汉元帝时期,汉书《翼奉传》载其上书:【臣愿陛下迁都于成周……万岁之后,长为高宗。
】王莽执政之时,迁都洛阳之风再次兴起,即谶纬所言【定帝德,国洛阳。
】在光武帝时期终于实现了迁都,这也意味着中国正式从关中本位的军国国家转型为普世帝国。
以上的历史过程最早是由周公确立的。
周人立足于西方,最终剪商立周,但是关中的风俗与关东截然不同,周人的统治无法落实,立国不久便导致了武庚之乱。
周公平定叛乱之后,为了贯彻对于关东的统治,营建东都洛邑,逐步将政治中心转向东方,居天下之中统领四方。
这一过程的第三次重演在隋唐之际。
经历了魏晋南北朝三百年的乱世,历史再一次回到了关中,宇文泰鸠合北镇势力、关陇豪族,形成以府兵制为核心的关陇军国体制,在不到百年的时间里由隋文帝重新实现了统一。
对于帝国而言,一个重要的命题在于如何摆脱关陇集团的影响,成为一个普世化的帝国。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隋炀帝迁都洛阳,提拔江南、山东士族,试图压制关陇集团的政治势力,最终引发以杨玄感为代表的关陇集团不满,最终导致了隋朝的灭亡。
唐王朝的统一意味着社会整合的重新实现,经历了一百余年的战火,关陇集团逐步凋零,唐太宗重定《氏族志》代表着关中和关东的和解,帝国的普世化进程自此确定,而给予老去的关陇集团最后一击的,则是来自山东的武后。
武则天建立武周以后,急于摆脱朝中的旧势力,于是迁都洛阳,给予关陇集团致命一击。
总而言之,关中由于其特殊的地缘条件和社会风俗,易于形成动员力极强的军国体制,易于实现统一,但是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关中和关东文化的深刻对立导致关中本位的军国政策在关东难以实行,因此从关中本位走向普世化便成为汉唐时代必需的命题,而迁都洛阳往往代表着这一过程的最终完成。
简言之,频繁出现的从西部迁都至东部,是因为西方易于得天下,东方适合治天下。
但是这里必须指出的是,二者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两汉在光武时期才最终迁都洛阳,但是其普世化进程在武昭宣时代就基本完成,而武后死后重新还都长安也并不意味着关陇势力的再起,其中的政治因素同样复杂。
这一过程在唐朝之后不再重现,我想大概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五代时期关中地区进一步衰弱,其二则是唐宋变革之际中国的政治体制进一步完善,区域本位政策已经无法重现。
最后回到一开始的话题,中国最为强盛的时代大多立都于长安,可能是因为其军国体制尚未瓦解,动员力依然强大相关,而洛阳时代武功不多则与其趋向文治的政策息息相关。
参考书目:陈苏镇:《春秋与汉道》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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