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那个给秦孝公出谋划策并亲自操持，帮助秦国变法图强的商鞅 ，本姓公孙，复因身属卫国诸庶孽子，又称“卫鞅”。
入秦后，因功受封列侯（当时称作“彻侯”）。
由于其封邑位于商地，复名“商鞅”，或号曰“商君”。
这些，都是稍习秦汉史者就都知晓的事情。
不过这看起来简简单单、清清楚楚的史事，也有些说不清楚的地方——这就是商鞅的封地到底在哪里？关于这个问题，直接的记载，出自《史记·商君列传》：卫鞅既破魏还，秦封之于商十五邑，号为商君。
此事的具体发生时间，在《史记·秦本纪》中有明确记载：（秦孝公）二十二年，卫鞅击魏，虏魏公子卬。
封鞅为列侯，号商君。
又《史记·六国年表》记述的时间，与此相同。
依据这样的记载，公孙鞅或卫鞅以破魏之功而受封的列侯爵位，封地在商，故名“商君”。
这些记载，对每一个稍通古文的读者来说，都是一清二楚、毫无疑义的，用不着再赘加笔墨——这位来自卫国的孽子“卫鞅”，因为受封于“商”，所以姓名就改成了“商鞅”。
附带说明一下，不管“卫鞅”，还是“商鞅”，确切地说，都是以居地作为他的“氏”，是“卫氏”或“商氏”，“卫”或“商”都不是姓。
明末汲古阁刻本《史记索隐》可是，专家读《史记》，眼光就是与普通人不同。
唐朝开元年间，有位太史公的本家名叫司马贞，他在撰著《史记索隐》给《太史公书》做注时，看着看着就多看出了一个地名——他把《史记·商君列传》“秦封之于商”的“于”字看成了另一个地名，即“于”不是虚字而是实词，并且还是个专有名词：于、商，二县名，在弘农。
按《纪年》云秦封商鞅在惠王三十年，与此文合。
（司马贞《史记索隐》卷一八）这《纪年》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史书，乃是西晋时期出土的所谓“汲冢竹书”的一部分，故又称《竹书纪年》。
因为是魏国的史书，故所称“惠王”是指魏惠王（这也就是《孟子》里常常里提到的那位梁惠王）。
魏惠王三十年，正值秦孝公二十二年，所以司马贞说秦、魏两方面的记载相互吻合。
司马贞做出这样的解读，当然不会是随便胡来，这里边自有他的道理。
不管司马贞的道理讲得通还是讲不通，我们都姑且把它放到后面再说，这里先来确认一下“秦封之于商十五邑”这句话讲得通还是讲不通。
这么想，是因为古今文法未必完全相同，现在我们读着觉得很顺畅的用法，古人可能根本不这么用；相反，现在我们读着觉得很别扭的用法，可古人却偏偏就是那么用。
譬如我研究过的秦始皇“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的问题，按照我们今天的逻辑，从字面上看，这是个双重否定的意向，即所谓“禁不得”就是“人们不得不做什么什么事儿”的意思，是非做不可，然而秦汉人这么用，却是“不得”的意思，也就是“禁止”、亦即禁行其事。
你再觉得别扭他们也那么用，这由不得你（别详拙文《秦始皇禁祠明星事解》，收入拙著《旧史舆地文录》）。
《史记·陈杞世家》载陈胡公满得氏由来，谓其本为帝舜之后，后因居于妫汭而“姓沩氏”，“至于周武王克殷纣，乃复求舜后，得沩满，封之于陈，以奉帝舜祀，是为胡公”；又《史记》同篇载杞东楼公得氏由来，谓其本为夏禹苗裔，“殷时或封或绝，周武王克殷纣，求禹之后，得东楼公，封之于杞，以奉夏后氏祀”。
由“封之于陈”、“封之于杞”这两个例证，就足以证明，《史记·商君列传》“封之于商”的“于”字，按照秦汉时期通行的文法，一般还是将其用作文言虚词，而不宜把它读作专用的地名。
另一方面，商鞅被“封之于商”一事，尚别见于《史记·楚世家》，记述的形式，是“秦封卫鞅于商”。
这种用法，在《史记》当中就更常见了。
如《史记·周本纪》之“封弃于邰”， “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封尚父于营丘”，“封弟周公旦于曲阜”，“封召公奭于燕”，“ 封弟叔鲜于管”，“封弟叔度于蔡”，这一大串“封某人于某地”的用法，更足以证明，“秦封卫鞅于商”的“于” ，若是没有其他特别的语境，只能读为普通的介词，而不宜解作专有地名。
其实在唐人司马贞之前，读《史记》者本来也都是把这个“于”字解作虚词介字。
例如南朝刘宋时人裴骃撰著《史记集解》，就是在《商君列传》“秦封之于商”句下援引同时人徐广的说法，谓“徐广曰弘农商县也”。
这显然是把商鞅的封地看作只有“商”这一个地方，并没有包含什么“于”地在内，即如清人雷学淇所说，“徐氏以‘于’为语助”也（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卷三八）。
可是，面对《太史公书》这种清清楚楚、毫无疑义的记载，司马贞这家伙为什么非要做出别样的注解呢？须知司马贞撰《史记索隐》，是在裴骃《史记集解》的基础上再做新的疏释，所以他把商鞅的封地看作是“于”、“商”两地，等于是和裴骃针锋相对，提出自己不同的见解。
这并不是司马贞没事儿找事儿非要横生别解，而是因为另有一项与之相关的记载横在了他的面前，他是不得已而为之。
这项相关的记载，就是司马贞提到的《竹书纪年》。
大家仔细斟酌一下司马贞那段注解，即“于、商，二县名，在弘农。
《纪年》云秦封商鞅在惠王三十年，与此文合”。
我们把这段话倒过来看，才能理解司马贞的思维逻辑。
这话怎么讲呢？司马贞说《竹书纪年》记载商鞅受封列侯的时间是在魏惠王三十年，这同《史记》记载的时间一致，可若仅仅如此，司马贞有必要多此一举为一个确定无疑的史事做注么？审度相关文义，可以看出，今本《史记》所附《索隐》和汲古阁刊三十卷单行本司马贞书，这条注释的文字，都应存有脱落之处。
附带说明一下，存世汲古阁刊三十卷单行本《史记索隐》，并非如汲古阁主人毛晋所标榜的那样，是什么“北宋秘书省大字刊本”（见汲古阁刊单行本《史记索隐》篇末毛晋识语），而是一种多有讹误脱窜的传钞本，并且其中已经羼有北宋时期的内容；其余如三家注本所附《史记索隐》，亦间有讹误脱漏（别详程金造《汲古阁单本史记索隐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