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认可，知识是有充分理据的真信念。
我们也认可，信念是一种心理状态，具有可能为真也可能为假的思想内容。
这里说的思想内容是什么意思呢？人们通常会说，信念通过其中包含的概念对世界做出了表达。
如果我没有“牛”这个概念，我就不能相信我面前的那个动物是一头牛。
如果我没有“啤酒”这个概念，我就不能相信啤酒喝光了。
这些都属于我们用来给事物分类的普遍概念。
有了普遍概念，我就能指着某个事物，应用这个概念了：埃利奥特是只狗，杯子里有啤酒。
如果这个事物具有我认为它有的属性，那么我的信念的内容就是真的。
那么，我们的概念从何而来？我们只能使用现有的这些范畴来分类吗？这不就是靠社会习俗和人类的方式来构建世界的例子吗？我们的概念和我们的语言联系在一起，而语言显然是人的建构。
那么，我们怎么能说真理是客观的呢？这些都关联着后现代主义的一个中心观念：既然我们用来描述世界的概念是人的建构，那么就产生了一种视角主义，即认为真理永远是相对于某个既定（而任意武断的）视角的真理。
举个例子，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称，拉美西斯二世不可能死于肺结核，因为公元前1223年他死的时候，这种疾病还没有被发现。
思庐edit拉图尔提出，直到后来人们掘出拉美西斯的遗骸，用X光等现代技术手段加以检查，拉美西斯二世死于肺结核才成为一个事实。
以我们现有的概念和技术为前提，我们才能把那种细菌带回过去，赋予他的身体一个新的属性：肺结核。
尼采显然是这方面的先驱。
在尼采看来，世界实际上是一团混乱，表面上的秩序是我们任意武断的习俗和利益带来的。
客观真理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我们加于世界的视角（强者的视角则起决定作用）。
我们发明“哺乳动物”之类的概念（分类方式），然后去检查一头骆驼并骄傲地说：“看哪，哺乳动物！”尼采称，这完全是一种拟人（anthropomorphic）的真理，与世界本来的样子无关。
真正的艺术家会看透这一切，将自己从一切范畴分类中解放出来，迎接混乱。
我们的概念是人的建构吗？这个问题很复杂。
在建构什么之前，必须先有概念。
因此，在刺激物的作用之下，我们先看到一团无差别的东西，然后再决定去以某种方式加以整理，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
哲学巨擘、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主张，所有思想和知识的一个先决条件是，存在某些基本的概念，能够组织从我们感官传来的信息。
比如，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就是一切有认知能力的生物（人类和非人类）都必须有的：从我们感官传来的信息需要根据时间和空间概念来组织。
康德认为，由此看来，这些概念不是我们的建构。
当然，康德并不认为所有的概念都是必需的。
大多数术语和观念是经验的，也就是说我们通过经验得到它们。
他的意思只是，如果要有所经验，获得客观知识，就必须先有一些基本的概念。
我们如何获得和什么时候获得了那些经验概念，属于发展心理学研究的范围。
比方说，发展心理学家会研究小孩怎么获得最初的概念，就是那些对小孩来说很重要的范畴（父亲、母亲、食物）。
这些概念让小孩能开始探索世界，以此为基础习得语言。
孩子习得语言后，具备的概念就快速增加，认知能力也因此迅速增强。
学会语言后，孩子获得了抽象概念，就是与那些不能用手指出来的东西相联系的概念，比如时间和数字。
最后，孩子的认知能力会发展到能随意创造新概念的程度。
但这个技巧很难获得，也不是我们所有概念的基础。
不过，语言是人基于任意武断的习俗建构出来的，对吧？如果语言对我们的概念那么重要，那么我们所认为的现实难道不就是语言的武断创造吗？接受这种假说的人主张，每种语言都创造了自己的概念体系，也就创造了自己的世界。
如果你和我说的语言不一样（特别是在两种语言关系不近的情况下），我们是不能真正了解彼此的，我们也不是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的。
结果就产生了一种语言相对主义，通常称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萨丕尔和沃尔夫是两位活跃于20世纪上半叶的语言学家。
沃尔夫主要研究霍皮人的语言，他们的语言和我们熟悉的印欧语系的语言差别非常大。
他得出结论：由于霍皮人的语言描述时间和空间的方式完全不同，因此他们看待时间和空间的方式完全不同。
萨丕尔的思路也类似。
比如他说，不同社会所处的世界是彼此区隔开的，并不是用不同方式描述的同一个世界。
现在很少有人赞同萨丕尔–沃尔夫假说。
原因之一在于支持他们假说的证据很弱。
比方说，沃尔夫并没有通过研究霍皮人如何使用语言来学习他们的语言，而只是从书本上了解这门语言而已。
因此，他仅仅基于语法等表面上的语言区别，就认为存在世界观方面的重大区别。
近几十年来，认知科学家也研究了语言影响思维和世界观的程度。
比如埃莉诺·罗施·海德（Eleanor Rosch Heider）在1972年测试了“表示颜色的词汇影响人体验颜色的方式”这个假说。
她研究了新几内亚达尼人（Dani）的语言，这种语言里只有两个表示颜色的词：mili指深色，mola指浅而鲜艳的颜色。
她的结论是，达尼人和讲英语的人辨别颜色的方式差不多，记住颜色的能力也同样好。
后来的研究证明，语言影响思维这种说法有一定的依据，特别是在抽象概念（时间、空间、因果性等）方面的语言。
抽象概念方面的语言差异对思维的影响更大，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无法通过与周遭环境的直接接触来习得抽象概念。
举例说，讲中文普通话的人往往会把时间想象成纵向的（从下到上，例如“上个月”和“下个月”，而不是横向的），讲英语的人就很少这样。
然而，没有证据表明他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无法理解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
如果花点时间把纵向的时间概念教给讲英语的人，他们是可以像讲中文普通话的人那样思考的。
所以说，语言上的差异不至于使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而无法彼此了解。
概念比语言的普遍性大得多，即使我们用的术语不同，如果经过解释和理解，差异也不是不能克服。
差异并没有那么大。
当然，对事物有许多不同的分类方法，但其中一些范畴在解释和预测方面更有效，也因此更具普遍性。
日常范畴（母亲、牛奶、树木、鞋子）和科学范畴（比如元素和基本粒子）都是这样。
有些范畴对解释和预测毫无作用，比如“我星期二买的东西”。
从我星期二买的东西里学不到什么，也做不出什么有意思的预测（“啊哈！X是在一个星期二买的，这就意味着X同时也是……”）。
而如果我把一个东西归类为狗，就能马上知道很多事情：它是哺乳动物，它会叫，它吃肉，它可以被人类训练。
不可否认这里有实用的成分，因为要考虑到目的，但哪些范畴能服务于那些目的，并不是由我们决定的。
这就联系到了另一个要点。
即使我们的概念中有任意武断的成分，即使它们是我们“建构”出来的，也并不代表世界是我们建构出来的。
如果没有“哺乳动物”这个概念，我们就没法想到埃利奥特是哺乳动物，但这并不代表我们的想法是真是假取决于我们自己或者只是个“视角”问题。
从前，我们不认为鲸鱼是哺乳动物，我们还以为它们是鱼。
而即便“发明”了“哺乳动物”和“鱼类”等概念的是我们，我们那时还是错了。
而且，并不是我们所有的术语和概念都能在现实中找到对应。
概念找不到现实对应，这样的例子在科学史上（比如燃素说和以太）和社会中（比如女巫）都有很多。
我们在选择术语上有一定的自由度（虽然有些范畴是完全没法用的），但我们没有自由来决定世界上是不是有能和这些术语对应起来的东西。
即使接受语言是一种社会建构，也不代表语言所指代的（狗、柠檬、电子、麻疹等等）是社会建构。
当然，有些事实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建构，哲学家称之为“社会事实”。
社会事实的特点是以人类机构的存在为先决条件：瑞典球员兹拉坦·伊布拉西莫维奇（Zlatan Ibrahimovic）进球了，我的车上保险了，8.9个瑞典克朗换1美元，如果没有某种人类机构，没有一套规则，上述这些事实都不可能存在。
如果人类从地球上消亡，这类事实就会消失。
但并不是所有事实都依赖于人类机构和规则：那东西是狗、柠檬或麻疹，并不以人类机构为前提。
社会事实也需要非社会的事实。
伊布拉西莫维奇进球，有赖于关于他的身体和足球在空间中运动情况的事实。
当然，如果我没有可用的语言，就无法描述这些事实，而语言可能是一种社会建构（尽管只是可能，因为也能设想一种只有一个人说的语言）。
当人类从地球上消亡，所有对这些事实的描述都将消失，但事实本身不会。
即便没有人类，即便没人有关于它们的知识，狗、柠檬和麻疹也还是存在。
拉美西斯二世的确在公元前1223年死于肺结核，即使当时不可能有人知道这件事，因为那个时代没人有“肺结核”这个概念。
某些概念很迷惑人，因为它们不仅和人类机构有关，也和我们的价值观有关。
在这样的地方很容易出问题——它们是自然范畴，但显然同时沾染了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对性别的概念就是个非常好的例子。
我们的价值观塑造了什么样才是“真正的”女人的观念，影响了我们给人分类的方式，从而协助维护了有害的结构。
对种族的概念是个问题更大的例子：这个概念听起来在科学上是中立的，但实际上缺乏科学依据，也渗透进了很多价值观。
近年来，哲学家对这些有问题的概念产生了兴趣，新的观念也扎根了。
如果一个概念协助维护了压迫，因而有害，那么哲学家就应该对它加以评判，提出去除了那些有害价值观的更新、更好的概念。
知识是权力问题，有权力者的视角占支配地位，这样的观念背后是有可资利用的洞见的。
世界非常复杂，所有关于世界的描述都会漏掉一些东西，而什么被排除在外往往跟权力有关。
历史研究就是众所周知的例子。
埃里克·古斯塔夫·耶耶尔（Erik Gustaf Geijer）曾说，瑞典的历史是君王的历史，也就是说，推动历史发展的是强有力的领袖。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历史著作就是这么描述历史的，但渐渐地，这种角度受到的批评越来越多。
只关注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就会将复杂的因果关系简单化，忽略其他重要的视角。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我们常说要强调“人民”的视角。
农奴、工人、农民的经历是怎样的？很快，“人民”就不仅包括男性白人，也包括了不同种族的人，还有女人、儿童、跨性别者、身心障碍者等等。
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视角的讨论是有意义的。
当然，不是说这个意义只在于引入不同的视角而跟历史的真相无关。
恰恰相反，强调有许多不同的视角，是为了让我们获得更多的知识，了解奴仆、女人、儿童等等所经历的，了解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不管出现多少种视角，世界的样子都不会改变。
女权主义认识论也强调，要认真对待女人的知识。
这不仅仅是说男人往往忽视历史上女人的经历，只关注男人，特别是有权有势的男人。
问题还在于，男人往往忽视女人的知识，比方说她们关于不同形式的压迫的知识。
20世纪80年代，女权主义认识论有了突破，如今已是有许多关注方向的主要研究领域了。
一个颇有影响力的方向关注知识的社会维度，强调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如何影响这个人的知识和获得知识的方式。
比如，有批评者认为，传统上男性主导的认识论过于以个人为中心，不够关注需要协作的知识。
“你质疑对客观性和真理的信念时，也就动摇了对充分根据和理由的信念。
”后现代思潮凸显了不同视角的重要性，很难知道这带来了多少正面和负面的影响。
我认为，后现代思潮在一些方面造成了损害，特别是在学术界（尤其是人文和社会科学的一些领域），但其在学术界之外的影响就很难确定了。
最大的危险很可能并不是人们都接受了后现代主义，开始质疑客观现实这个观念，而在于强调不同视角的做法让我们更难用“这是假的！”这么一句话来对付宣传和虚假信息。
如哲学家蒂莫西·威廉森所言，后现代思想经常被倾向于宽容的人采纳。
他们生怕冒犯别人，认为将信念分为真的和假的是不宽容的。
问题是，这往往成为特朗普之类煽动者的烟幕。
如果一切都是视角问题，那么特朗普的视角又有什么错呢？在《纽约时报》哲学专栏《石头》（The Stone）上的一篇文章中，文学学者凯西·威廉斯（CaseyWilliams）尝试分析这个问题。
他指出，近几十年来，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后现代思想家宣称事实和真理都是社会建构，主张不存在客观知识。
这些思想家会如何回应特朗普呢？威廉斯主张，他们回应的方法不是回归对客观性和真理的信念，而是强调即便事实是创造出来的，也不是所有创造出来的事实都平等。
这种批判性方法可以用来质疑特朗普那个版本的现实：“我们可以问的，不是一个陈述是真还是假，而是这个陈述如何做出、为何做出，以及如果人们感到它是真的，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
留意知识如何被创造出来、如何被使用，有助于让特朗普这样的领袖对自己说的话负责。
”无论是从哲学还是策略的角度，这个想法都很奇怪。
所有的事实都是社会建构，但其中一些比另一些“更好”，这是什么意思呢？当然，知道特朗普为什么要发表那些关于移民、失业和犯罪数据的言论（比方说为了迎合支持者）没什么坏处，但关键是要揭示他的那些陈述没有依据，是假的。
你质疑对客观性和真理的信念时，也就动摇了对充分根据和理由的信念，也就无从回应煽动者做出的陈述。
显然，后现代的方法也会为心怀私利的人所用，他们动摇对知识和真理的信念有自己的目的。
有人说，俄罗斯的宣传有时就会使用“不同视角”这种西方式的修辞。
有理由相信，极右翼也利用了这些观念。
美国极右翼的代表之一迈克·瑟诺维奇（Mike Cernovich）的访谈提供了一个特别糟糕的例子。
他经营着“瑟诺维奇传媒”（Cernovich Media），在社交媒体上大量推送右翼极端主义观点和另类“事实”。
他的博客一开始是教人们如何向女人搭讪的，博客的名称“危险与游戏”受尼采的一句话（真正的男人想要最危险的玩具，也就是女人）启发。
渐渐地，这个博客成了政治博客，在2016年的时候对希拉里·克林顿大加攻击。
瑟诺维奇散布的虚假理论之一是希拉里已罹患晚期帕金森病。
他也在幕后推动了2016大选年最耸人听闻的假新闻之一：希拉里是一个恋童癖团伙的领袖，该团伙对儿童实行性剥削。
他的目的是避免主流媒体的“叙事”，宣扬另一种世界观：男人被女权主义者压迫，移民正在摧毁美国［这很接近斯蒂芬·班农（Stephen Bannon）的世界观，班农曾在白宫担任特朗普的顾问，是右翼的民族主义者］。
在访谈中，瑟诺维奇考虑了主流媒体说谎的可能性，然后接着说：“在有推特之前，你怎么能知道呢？你看，我上大学的时候读过后现代理论。
如果一切都是叙事，那么我们就需要主流叙事之外的替代选择。
”我的工作就是研究哲学，在此我想指出，后现代主义从来都不是哲学的主流。
不同地方的情况不一样，但从全球的角度来说，只有一小群哲学家专门研究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等比较重要的后现代思想家，绝大部分哲学家并不关注它们。
哲学这门学科的主流是分析哲学，以及其中一系列（不断拓展的）专门的研究领域，比如语言哲学、逻辑学、科学哲学、心灵哲学、认识论、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哲学等等。
后现代主义对学术界的影响力主要在哲学之外的学科。
后现代思维方式虽然在哲学中比较边缘，但是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非常有影响力。
未受过哲学训练的学者虽然没有真正理解和评价这些理论所需的工具，却欣然接受激进的哲学理论，这在我这个做哲学的人看来很奇怪。
对于自己不是专家的学科采取谨慎态度，这才是科学的方法。
很有可能，他们采用后现代的思维方式，是因为这样似乎可以在很多方面摆脱束缚，但这并不是信奉一个理论的充分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