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家具研习社 |京作、苏作、广作、晋作、鲁作......在广博的中华大地上，家具在不同的地区，焕发出不同的光彩。
因为地域广博，即便属于同一个民族，我们的文化也常常显现出明确的地域性：仅以菜肴为例，粗粗一分也有八大菜系，更别提各种隐于深山老林或江湖市井的惊喜。
自然而然的，我们在家具领域也有着如出一辙的表现。
得益于前代的累积与当世的物质基础，中式传统家具于明清时期终于走向了自己的顶峰，而家具中的地域性，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彻底成熟。
以苏作、广作、京作等为首的不同流派的家具，彷如落入玉盘的大珠小珠，其清脆悦耳的天籁之声，让人不由得惊叹地方文化特色与高超工艺竟能以如此完美的姿态融合，为后世留下一笔至今仍价值不菲的遗产。
明 黑漆嵌螺钿花蝶纹架子床（制作于山西） 故宫博物院藏今天，就让我们一观明清家具的地域性，聊聊不同地域文化与家具之间的千丝万缕。
苏作家具正如明代张瀚在《松窗梦语》中所说：“吴制器而美，以为非美弗珍也……四方贵吴而吴益于工器”，“所谓三吴，自以苏州居首；所谓制器，自然包括木器家具”。
苏作家具形成较早，甚至常被视为明式家具的发源。
它所形成的地域是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
这块土地向来有着鱼米之乡的美称，到了明清时还成为了全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地区之一，缴纳了全国最重的赋税，同时也孕育了浓厚的文化底蕴。
明 黄花梨透雕云卷纹长桌 故宫博物院藏凭着雄厚的经济实力，苏作家具能广泛使用上黄花梨、紫檀、铁力木等顶级硬木制作家具，其辅助的装饰材料也包括了象牙、螺钿、各式玉石，价值不菲。
正因如此，工匠在制作时也格外小心、尤为节省，真正做到了“惜木如金”，还在大件家具中多使用包镶工艺，即杂木为骨，佳木为皮，在无损外观和功用的情况下将节省做到了极致。
甚至有人笑言，苏作家具的下脚料连做牙签的都没有。
至于苏作家具的造型艺术风格，则几乎是为江南文化审美而生的。
以吴侬软语和山水园林为代表特色的江南文化，向来偏好精巧纤细、清新文雅的艺术风格。
而苏作家具往往造型简练大方、线条婉约流畅、装饰简素清秀，最好的功夫都在细微之处的线脚，以缠枝莲纹为首的纹样也无不神韵出彩、清雅脱俗，还常使用文人偏好的松竹梅等题材，使得整器尤为别致，往往蕴含着如玉一般皎洁隽永的文人气质。
拙政园正因其浓厚的人文气息，才使得苏作家具脱颖而出，在众多流派中保持自身的优势地位。
但随着国力的衰微，后来的苏作家具线条愈发僵化，风格也变得烦琐起来。
广作家具比起苏作家具，广作家具出现的时间较晚，清代时以广州为中心的广东地区的硬木家具制造业才开始出现，并且在清中期以后更是迅速发展。
这一地区家具制造业的兴盛并非偶然，明清家具所使用的的优质硬木大部分都由海外运来，而广州正是接收这些硬木的主要港口。
只有原料是不够的，但幸而广州地区的经济基础亦十分坚实，且又有对外贸易大量订单的刺激，硬木家具制造便应运而生。
但或许正因为其原料充足，匠师在用料时往往有些铺张浪费。
清 紫檀木边座嵌珐琅五伦图屏风 故宫博物院藏这一地区的家具自然也同苏作家具一般受着此地独特的文化属性影响，呈现出十分独特的韵味。
作为中外通商的要埠，这一地区最为显著的文化现象便是中西交融，甚至在某些时期涌动着浓烈的崇洋风气，以“洋”为贵。
故而广式家具的特色便在于中西结合。
在明式传统家具的基本形制与造型基础之上，在装饰等方面融入西方的文化元素，尤其依赖雕刻、镶嵌这些装饰技法，比起家具的雅致气韵，广作家具更追求外形的光彩亮丽、富丽堂堂。
其时正值西方洛可可与巴洛克艺术风格大盛，故而广作家具中的些许家具甚至带有西方洛可可与巴洛克风格的特色。
清 酸枝雕龙凤花纹博古柜 广东省博物馆藏总的来说，广作家具用材粗硕，故而气质雄浑稳重；多用曲线，更显华丽精美；融入人体工学的考量，舒适性提高；纹饰题材丰富，西番莲纹正是其中的代表；大面积的装饰带来了繁复充盈的观感。
京作家具与前二者不同，如今我们通常印象中的京作家具，指的并不完全是北京地区的家具制造，而是特指宫廷造办处、御用监等机构制作的硬木家具，不包括民间的普通家具。
京作家具的诞生在清初，其时，造办处初设，目的是设置和管理各种工艺作坊，以满足皇室日常生活的需要，这众多的工艺作坊中，就有家具作坊。
而家具作坊中便有苏木作、京木作与广木作。
帝王坐拥天下财富，故而能从各地调集能工巧匠，同时收集天下的奇珍异宝于一库，这便为宫廷家具的制作提供了充足的原料与人才。
京作家具更像是专门为帝王所打造出的一种专属风格，它结合了苏作的精巧与广作的富丽，同时贴合了宫廷生活的特殊需要，使家具成为一种权力地位的象征物，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帝王需要他人的尊崇，京作家具便吸收了广作的雄浑富丽，在帝王宝座的设计中故意夸大尺寸，髹上金漆，满作龙纹雕饰，将“真龙天子”的身份刻在宝座之上。
甚至与其搭配使用的屏风都不会轻易交差，其排场可以说是天下无双。
其时西方文化也传入了宫廷，甚至得到了一些帝王的认可，在皇家园林中都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作为居室和园林不可缺少的伙伴，家具自然也发生着相应的改变，以适应其环境和氛围。
帝王心之所向，便是京作家具的发展方向，如乾隆时盛行仿古，京作家具大胆创新，将青铜器的造型引入，甚至制出了具有古朴肃穆气质的仿青铜供桌。
清中期 仿古铜鼎式桌尤值得一提的是，在工艺方面，因为原料充足、各路高手的良性竞争氛围，京作家具更是几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晋作家具中国传统家具的四大流派中还有一位便是晋作家具。
晋，即山西地区，这一地区的家具形成较早，大约在明永乐以前便有痕迹可寻，清代时仍然生产不辍。
它的形成与发展得益于这一地区木构建筑的兴盛。
因为地理位置不占优势，晋作家具少用时兴的高等硬木，而是多用当地生产的优质软木，在工艺上仍旧选择了当世最为精妙的硬木家具制作工艺，且据其自身特色做了部分领域的发展和延续，被称为“软木黄花梨”。
仅木制家具就包括本色家具、大漆家具、五彩和描金家具。
而各种家具都有着自身考究的工艺，连看起来最简单的本色家具，都要经过煮、泡、烤、磨、漆、光等多道工序，更别提漆绘中的各种绝活，直到如今还有些是不传之秘。
八仙桌 三多堂博物馆藏总的来说，晋作家具注重实用，因用料不省而显得格外威武、壮硕，且根据其内部区域不同又有着稍显区别的流行风尚。
如晋北婉约含蓄，而晋南雍容富丽，而最具有代表性的，还是其浓厚的乡土味。
这得益于山西地区民间文化的蓬勃发展，民歌、剪纸、砖雕、泥塑等等民间艺术，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在了晋作家具的制作中。
甚至还因此地崇佛氛围浓厚，家具不免沾染上了一些佛教气息。
鲁作家具鲁作家具的文化背景是源流甚早的齐鲁文化，在这片养育了圣人的土地上，经过数千年的流变以及与周边地区的相互影响，儒家文化与民俗文化交织成了独特的山东风味。
鲁作家具既有承自苏作与晋作的风范，又因其秉承“中庸之道”，融各家之所长，形成了自己“形制上高古淳朴，工艺上严谨扎实”的美学特色。
在选料上，因为经济与地理位置的掣肘，它多选用本土生长的榆木、槐木、柏木、楸木等，取料粗壮，色纹古朴，故而家具也显得古色古香，颇为雄浑。
明 夹头榫刻云龙纹翘头楠木大案 孔子博物馆藏而在装饰工艺上，它少用镶嵌，多以压银丝与髹漆工艺为主。
多次施清漆涂饰，能使家具表面的天然纹理更加明净透彻，也更体现出老子“敦兮其若朴”的美学特色。
对于雕饰不繁的家具，每一处线与面的打造都颇为考究，骨子里透露的全是君子端方谨严的气度；对于雕饰繁多的家具，它又毫不露怯，能在牙板、券口等局部使用浮雕、透雕、圆雕等多种手法，以显示自己的精巧。
纹饰题材的选择是最能体现文化风貌的一个方面，鲁作家具中的纹饰题材，除了经典的龙凤纹、卷草纹等，还往往包含了一些人物、宗教题材，而这些正是儒家和道家思想的体现。
清乾隆 花梨木“十供”供桌 孔子博物馆藏家具的“因地制宜”并不仅因其与人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更因为中国文化的根源中即涵有一种强大的包容力，这种包容力近可吸纳周边少数民族，远可融纳重洋之外的异域，故而才能做到历久弥新、生生不息。
无论是小桥流水的江南，还是狼烟四起的塞北，无论是喧闹繁华的天子脚下，还是人迹罕至的边疆，华夏儿女在不同的地域扎下同样的根，种出不同的花，结出不同的果。
一树繁花，一树硕果，这是异彩纷呈的中国传统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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