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袁一雪七月是学子告别母校的时节，也是高中毕业生们即将进入新阶段的准备期。
武亦姝，这个斩获《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全国总冠军的女孩，也在今年夏天被清华大学录取。
此时，很多人方恍然大悟，原来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武亦姝是位出身理科的学霸。
其实，当年惜败武亦姝的北京大学博士陈更也是理工科专业出身。
文与理，两个看似必须要有取舍的学科，却在这两位曾经在《中国诗词大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女孩身上完美统一。
不仅个人的兴趣不再局限于文或理，从政策层面看，文科与理科也正在从分走向合。
去年，《北京市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发布，北京成为继浙江、上海后，又一个执行新高考政策的城市。
这意味着在2020年参加高考的北京学生将采取“3+6选3”的新模式。
其中，学生除必选的统考语文、数学、英语外，还要从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政治6门科目中自选3门计入高考，不再从形式上划分文理科。
政策层面的变动，又将文理究竟该不该分科这一老话题推上风口浪尖。
文理是否该融合？两者在分与合之间是否还存在第三条路？若要探讨这些问题，最先需要弄清的是文科理科分类到底从何而来。
文理分合 应时而需1949年后，新中国百废待兴，为了快速选拔、培养人才参与国家建设，我国高等院校对标苏联，于1952年6月至9月对全国高等院校进行了院系调整，并将学科进行文科与理科的划分。
例如，当时将北京大学的工科并入了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的文科则大部分纳入北京大学麾下。
经过5年的调整，1957年，高等院校已然将专业划分为文史类、医农类和理工类三大科类，高考试题也被分为文科和理科试题。
“当时出现了很多专业性高校，如工学院、农学院、林学院等，高等教育的专门化倾向明显增强。
”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马陆亭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谈道。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高考被暂时中止，直到1977年恢复时，我国依然沿用了文理分科的考试方法。
当时，国家出台的《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明确了文科生在高考时需要考试的科目为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和地理；理科的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物理、政治和化学。
紧接着，教育部在《教育部关于1978年高等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中，在文科和理科考试科目中增加外语。
1981年，全国高考在理科考试科目中增加了生物，占30分，1982年调整为占50分。
至此，这种文科6门、理科7门的“大文大理”模式基本形成。
教育部考试中心副研究员李勇曾在《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高考改革之科目改革》一文中回忆道，1983年，为改变中学的“应试教育”现象，淡化高考“指挥棒”作用，国家教委提出实行高中毕业会考，探索毕业会考基础上的高考改革方案。
在经历了一系列尝试后，1999年2月，教育部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3+X”改革方案，这成为历次科目改革中变化最大的一次。
2002年，全国范围开始实行“3+X”科目设置方案，即“3+文综/理综”的考试模式，并沿用至今。
也是在2000年前后，国内出现过一次高校合并潮，让一些专业性高校与综合性大学相融合，提升了后者的学科水平，促进了文理在高校的融合。
例如吉林大学与吉林工业大学、长春科技大学、白求恩医科大学、长春邮电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的合并，合并后的吉林大学在法学、化学、地质、考古、机械专业方面都进入国内顶尖序列。
“从当时的历史年代看，我国高考实行文理分科顺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要求，大量的专业性人才培养确实为社会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马陆亭表示。
多元评价 水到渠成2000年后，打破文理界限的呼声时有出现。
2008年，一份农工党北京市委公布的《关于高中阶段取消文理分科与高考改革的建议》显示，约60%的受访者认为，高中文理分科会使学生由于缺乏文理科交叉的综合优势而缺乏创造力，76.6%的人赞成取消文理分科。
浙江、上海、北京也开始执行新的高考政策，努力打破文科与理科之间的学科壁垒。
尽管国内正在尝试，但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直言，不解决唯分数论就难以让学校将素质教育重视起来。
“而且，整体教育应试的目的不变，文理就难以实现真正的融合。
”熊丙奇认为，文理分科确实为我国人才培养做出过贡献，但是过早地文理分科，例如目前在中学阶段就开始文理分科学习，导致一些学生知识结构比较单一，“文科的学生缺乏科学精神，理工科学生则缺乏人文素养”。
一直以来，高考的标尺从未更改，所以，希望在“千军万马”中脱颖而出，考生势必要将主要精力放在或文科或理科的科目中，即使他们对其他科目感兴趣也无暇顾及。
“即便是近年实行的新高考制度，有些地方也出现了为获得更高的分数选择弃考物理的情形。
”熊丙奇说，出现这样的情形，说明新高考制度对促进文理融合并没有起到真正的作用。
除了中学的问题，“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四唯”现象也导致高校的学科发展过度强调论文发表数量和人才数量，忽视了学校是否能够培养出一流人才的重要问题。
“如此一来，高校学科建设中的经费申请问题也被功利对待，甚至此时推出的新学科建设也掺杂着功利的影子。
一些高校考虑的内容还是以如何获得更多资源为主，而不是能否真正促进学科发展。
”熊丙奇坦言。
那么，要实现文理融合，是否有更合理的方法对高考进行改革呢？2017年，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在新高考高峰论坛上作《新高考改革政策走向分析》的主题报告时提到，招考分离是接下来高考制度改革必须走的台阶，他同时例举了美国高校招生的案例。
在美国，高校招生制度大致分为四类，其中一类是院校之间的具有竞争性的招生状况。
此类情况可与国内高考进行类比。
因为在这类情况中，美国高校会设置多元评价体系，即对学生的考量方式多样，包括个人品质、课外活动、学术成就，以及学业成绩等多方面。
但与国内不同的是，这类高校不将学业成绩作为主要参考标准。
例如哈佛大学在招生时，学业成绩的比重只占25%到40%。
“美国高校比较重视考生的使命感，以及个人的哲学理念。
”储朝晖补充道。
对于多元化评价，熊丙奇认为现下南方科技大学与浙江省内的一些高校招生已经开始实施“三位”评价体系，即高考成绩占60%，大学面试成绩占30%，综合素质占10%。
“具体来说，就是高考成绩公布后，学生们可以先填报综合素质评价志愿，学校再按照一定比例接受投档，然后根据学生总体状况进行综合考察。
”熊丙奇表示，“首先，高考成绩保证了公平性，其次，综合评价体系也会让对该高校感兴趣的一部分高中生，在中学阶段就注重综合素质的培养。
”此外，针对社会上关于文理融合后会加重学生负担的说法，熊丙奇认为，如果中学学分制改革能够引导学生按个性与兴趣，选择感兴趣的科目、课程，而不是让所有学生都选择所有文理科目、课程，负担是不会增加的。
同时，基于“教招考分离”的高校自主招生改革等，则推行高中学业水平测试，重在考察学生的能力与素质。
而高校则依据中学生必修与选修课程成绩、学业水平测试成绩进行自主招生。
高校培养模式改革，要改变按窄专业口径培养人才的传统模式，实行宽口径人才培养。
多轨多样 并行并举相较于文科理科必须选择分或合的两个极端，马陆亭认为还有第三种方式可以解决。
“其实关于文科与理科分与合的讨论，是两种教育思想的碰撞，即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
”马陆亭解释说，“这两种教育思想没有截然的对错之分，前者认为将基础打牢，对个人未来发展更好；后者则认为通过专业教育可以培养人的一技之长，符合社会分工需求。
实际上在国际社会两种教育理念长期并存，而且两种思想都有道理，但是某个阶段或不同学校的选择可能会有不同倾向。
”社会发展至今，科学技术与社会需求越来越多元化，一个人很难掌握所有的技术，但过于专业化的教育导致个人思维比较狭窄。
这种过于狭窄的思维也无法适应现代高速发展且快速变化的社会。
马陆亭认为，对比国际，国内文理融合乃至培养人才之路不妨同时参考德国和美国的做法，即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分行并行。
他表示，美国的教育重视创新，在培养人才时，本科阶段以通识教育为主，并以扩展学生眼界为主要任务，专业教育的任务放到研究生阶段完成；而德国则重视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重视工匠精神，所以他们的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呈两个体系，应用科学大学和工业大学、大学同时设立。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需要创新与应用并重，两种模式都需要借鉴，要在不同的学校中实践。
国内一些高校也在不断尝试。
江苏省的高考改革方向开始强调高中阶段的通识教育，文理融合。
对此，时任南京大学校长陈骏曾在2016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南京大学正在进行的“三三制”人才培养，就是要解决“如何确定兴趣”这个问题。
“三三制”即在本科培养过程划分为“大类培养”“专业培养”“多元培养”三个阶段和“专业学术”“交叉复合”“就业创业”三条发展路径。
学生按照院系学科大类招生进校后，通过一年左右的自主选择课程的学习，思考自己的兴趣和未来发展，并申请进入相关专业深入学习。
进入高年级，学生根据今后的职业规划，自主设计个性化的知识模块。
学生可以参与各类科研训练或选修本硕贯通课程，为毕业后继续本学科的深造打下坚实的专业基础；也可以自主设计第二专业培养方案，更加系统地选修其他专业课程，使自己发展成为更具竞争力的交叉复合型人才。
根据国内的现状，“我认为，在中小学阶段要将基础打好，不宜过早地分文理。
即便是高中阶段也应尽量保持文理融合的教育，保持文理的平衡，这对孩子们的一生都有好处。
”马陆亭说，专业化部分可以由部分高校、部分学生在本专科阶段完成，另一部分则推迟到研究生阶段完成，注重文理交融会增强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
但是要增强学生的相应选择权，学生着眼于提高自己的应用能力、就业能力，还是综合能力、创新能力，要与个人的兴趣、特征、职业倾向及家庭条件等有所对应。
纵观历史发展，我国在文理融合与文理分科的道路上都进行过尝试，在当时的历史阶段和条件下，不论分合皆有其道理。
“但是到了新时代的今天，我们要反思，过于强调分或者合都可能有失偏颇。
因为当今高等教育的典型特征就是多样化，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可以并行并举，目的都是提高学生的素质。
”马陆亭同时强调，一个人的精力有限，难以实现既博又专，当今时代成为百科全书式的人才已不现实，所以要根据每个人的个性差异进行培养，形成自己独特的智能结构，从而让每个人都能够在社会上发挥自己的长处。
这，才是教育的目的。
《中国科学报》 (2019-07-31 第1版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