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 | 郑子宁摘编 | 徐悦东《中国话》，郑子宁著，后浪丨九州出版社2021年1月版一种常见的说法是，全世界的语言中“妈妈”都是mama，因为这是人类婴儿最初能发出的声音。
当一个牙牙学语的婴儿发出ma的时候，他最亲近的人，喜出望外的母亲激动地把这个声音当作婴儿呼唤自己，久而久之，代代相传，全世界的人类语言就把ma当成“妈妈”的称呼了。
这个说法听上去很有道理，普通话中的“妈妈”自不必多说，英语虽然书面上写mother，但口语也是mum。
可惜的是，这个说法至少在中国并不灵验。
凡是看过清宫剧的人都会对皇子称呼皇帝的叫法印象深刻——“皇阿玛”，这是一个经典的编剧背离现实的案例。
在清朝的满文书面记载中，对父皇一律称Han Ama，也就是“汗阿玛”，如果写汉文的话则是“皇父”或者“皇考”。
“皇阿玛”不说绝对没有，至少也是难得一见的。
Ama在这里指的是父亲，显然ma就不可能指妈了。
在满文中，妈有eniye、eme、aja三个说法，第一个最常见，也就是清宫戏中常见的“额娘”。
今天在东北一些早就不说满语的满族家庭里，还把爸爸和妈妈称作“玛”和“讷”——和传说中全世界都把妈叫ma可不一样。
人从出生到死亡，互动最多的就是亲人。
因此，亲属称呼往往是一种语言最稳定的词汇，甚至在常用语言发生转换后，家庭内部也经常使用原来的亲属词汇，就像部分东北满族家庭那样。
但与此同时，亲属称呼又会因为各种原因被替换，如在不少地方，传统上称呼父亲的“爹”就因为当代听起来比较土，被“爸”迅速替换。
如果时光倒回1000多年前，情况或许正好相反，比较土气的“爸”会逐渐被流行的“爹”所替换。
自远古传来的“爸妈”自古以来，父亲在汉语书面语中一直写作“父”。
今天在普通话乃至多数汉语方言中，“父”读fu，不过在上古时期，“父”的读音却更近今天的“爸”。
这是一个从原始汉藏语时代传承下来的词，藏文中“父亲”称ཨ་ཕ（apha），缅文是အဖ（apha）。
虽然汉语历史上语音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原本的“父”（音近ba）已经读成了fu，但是由于“父”使用频率非常高，在口语中保留了历史上的发音，因此才用另外一个汉字“爸”来表示这个古老的发音。
与之相类似的则是“母”在口语中说“妈”。
这是个异常古老的称呼，甚至在汉藏语中的用场也绝不仅仅限于指父母。
藏文很多名词带有原来表示父母的后缀，如“太阳”叫ཉི་མ（nyi ma），“月亮”叫ཟླ་བ（zla ba），效果近似汉语“太阳婆婆”“月亮公公”。
在丽江的纳西语里，太阳则也是“女性的”/ȵi33 me33/。
本就有自然性别的动物更是要带词缀，公猪要带表示“男性的词缀”称为/ bu21 phv̩33/，丽江南边不远处的剑川的白族人则把公猪叫/te̱21 po55/。
在词语后缀中，剑川白语仍然保留了古老的“父”，尽管现今的剑川白语中称呼父亲已是/ɑ31 ti33/（阿爹）。
汉语中其实也有些类似的例子。
普通话里有尾巴、哑巴、乡巴佬、结巴，而在山东、东北等地的方言里，还有呆巴、瘸巴、瞎巴、瘫巴、力巴（外行）、齁巴、抠巴、脚丫巴之类的词。
不过这些词长久以来都是口语的说法，难登大雅之堂，在书面上出现得也晚，然而有理由相信，这样的词缀在口语里已有很长的历史。
如果穿越回宋代的中国，当时的语言情况会和现代大不一样。
今天中国西南地区的汉语普遍比较好懂，但是宋朝的蜀地情况则大不相同。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当时的蜀语和蜀道相比也不遑多让，素有极难解的声名，与中原的开封、洛阳一带的语音大不一样，蜀人甚至把中原一带的语音称作“虏语”。
遗憾的是，这种蜀语已经随着元朝四川人口的剧烈变动灰飞烟灭，今天的四川方言和宋朝的蜀语传承关系很弱，而主要是明朝进入四川的汉语的后裔。
今天我们对宋朝蜀语的了解主要来自同时期的人。
根据南宋苏州人范成大的记录，他当时路过了嘉州（今四川乐山）的一个渡口，渡口叫作“王波渡”。
范成大一定对“王波”是什么意思困惑不解，他赶紧询问了本地蜀人，当地人给他解释后，他才恍然大悟，为此他特意详细地写下了“王波”的来历：“蜀中称尊老者为波，祖及外祖皆曰波，又有所谓天波、日波、月波、雷波者，皆尊之之称。
”在当时的蜀语中，加“波”是常见现象，一如今天的纳西语、白语、藏语。
然而，从上古传承到现在的“父”，也并非从来都是一帆风顺。
范成大“爷”是祖父还是父亲？《木兰诗》在中国家喻户晓，“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
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
”被一代代中国人传颂。
毫无疑问，花木兰称呼自己的父亲是“阿爷”。
今天在中国，除了“父”“爸”之外，用来表示父亲的主要有“爷”和“爹”。
然而这两个称呼到底指的是父亲还是祖父，在各地差异很大。
今天的普通话里“爷”表示祖父，“爹”表示父亲，这在北方地区比较常见。
而在南方很多地方，情况则各不相同，如合肥把祖父叫“爹爹”，父亲叫“爷”；苏州、常州把爷爷叫“阿爹”，父亲叫“爹爹”。
不过在宋朝以前，“爷”和“爹”只会指父亲。
这两个字在中国古代的韵母并不是普通话的ie，而是ia，同一韵母的“斜”在“远上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一诗中和“家”“花”押韵。
今天不少方言，如闽南话、客家话甚至在陕西的许多县里，“爹”“爷”的韵母仍然是ia。
《木兰诗》本是一首北朝民歌，它差不多是最早使用“爷”的文学作品。
“爷”几乎是在魏晋南北朝时突然出现的，一开始甚至都无字可写，借用了“耶”，后来才加上了偏旁变成“爺”。
东晋时代的书圣王羲之在给女儿的书信“二十七日告姜，汝母子佳不？力不一一。
耶告”中曾经署名“耶告”，即“父告”的意思。
几乎同一时代，“爹”“娘”也都同时出现。
仿佛在几十年间，华夏先民突然觉得用了几千年的“父”“母”已经不敷使用，需要用别的词来称呼父母了。
王羲之是西晋北方高门琅琊（今山东临沂）王氏的一员，出生在北方，幼年时就随家庭南迁会稽（今浙江绍兴）。
王家南迁并非是一般的迁徙，而是躲避战乱，和他们一起南逃的北方人数不胜数，王羲之书信中的“耶”字可能来自这些迫使他们家族南迁的北方草原民族。
王羲之有“耶告”二字的书法自东汉以来，朝廷不断将北方草原民族内迁安置。
进入三国时期后，曹魏继续内迁北族。
到了西晋时，关中、并州（山西）都已经有大量的北族定居。
此时东亚气候进入相对寒冷的时期，旱灾等灾害频繁发生。
内迁已久的北族和从草原新南下的北族纷纷起事，最终洛阳被攻破，晋怀帝被俘，西晋灭亡，史称“永嘉之祸”。
此时来自中亚的粟特商人早已在中国经商多时。
1907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玉门关外的一座瞭望塔遗址中发现了几封粟特书信。
其中一封是由当时居住在中国的粟特商人头领娜娜槃陀发给在康国（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的老板的信息通报。
纵使娜娜槃陀是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大商人，他写信时的极度恐惧在1000多年后仍然可以透过信札散发出来。
信的开头是一番恭维对方的套话。
随后娜娜槃陀就以惊恐的语气汇报了他听到的信息：“……已经有三年没有一个粟特人从中国出来了……最后一个皇帝因为饥荒从洛阳跑了，他的宫殿和城市被放了火，宫殿烧了，城市毁了。
洛阳没了，邺城没了。
更糟的是……匈奴人控制了长安……他们昨天还是皇帝的臣民！剩下的中国人不知能不能把他们从长安、从中国赶走，或者他们会继续打下整个国家……我们老了，快死了，如果不是这样，我不会写信告诉你我们怎么样。
阁下，如果我告诉你所有关于中国现在怎样的事——太惨了——你不会从那儿获得任何利润。
还有，阁下，八年前我派了两个人‘入关’，距我最后一次听到他们的消息已经过去三年。
他们之前还好，现在，自从厄运发生，我没有从那儿收到任何关于他们现在的消息。
更坏的是，四年前我派了另外一个人……当他们抵达洛阳时，那里的印度人和粟特人都饿死了。
我还派了一个人去敦煌……他在未经我许可的情况下跑了，他遭到了报应，被杀死了……”这封信并没有抵达撒马尔罕，从发现地点来看，应该是被玉门关外的军士没收了。
我们不知道娜娜槃陀后来究竟是设法摆脱了厄运，还是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死于战乱。
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年代，几十年间，中国北方和巴蜀出现了十余个不同民族建立的地方政权，进入了五胡十六国时代。
一般的说法是，五胡包括匈奴、鲜卑、羯、氐、羌。
娜娜槃陀的信件中提到的洛阳的沦陷应该指的是后赵石勒、石虎攻陷洛阳的事，石勒家族属于羯人。
五胡都有着自己的语言，但是几乎都没有留下文字记录。
现今我们对这些语言的了解几乎都只能通过汉文典籍中的只言片语。
粟特文2号、3号古信札以五胡在历史上的影响力，今天留下的资料可以说令人惊异地少。
五胡中氐人建立了仇池、成汉、前秦、后凉，羌人建立了后秦、宕昌、邓至。
氐、羌的族源和语言都相对明确，属于汉藏语系，而匈奴、鲜卑、羯的语言就比较扑朔迷离。
其中匈奴和羯的语言资料奇缺，虽然历史上有用鲜卑语翻译汉语典籍的记录，但是后来全部散佚，至今也没有出现过任何一本鲜卑语文书。
鲜卑语是南北朝到初唐时中国北方影响最大的北族语言。
伴随鲜卑人建立的北魏统一北方，鲜卑语在北方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军旅之中。
不但鲜卑人自己说鲜卑语，北方许多行伍出身的汉人也学会了鲜卑语。
如北齐奠基者高欢就是鲜卑化的汉人，小字“贺六浑”，明显是鲜卑语。
因此在这些北族语言中，鲜卑语最有可能是“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