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高端访谈“双减”为2021年教育领域最热门的关键词，在本次全国“两会”上，也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建议中的高频词。
长期关注教育领域的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今年提出了五条与“双减”相关的建议，包括构建良好教育生态、合理减轻教师负担、开展隐形变异培训治理、制定《校外教育培训管理条例》等。
作为已经履职20年的“资深”人大代表，周洪宇在履职期间，共提交议案、建议达 418份，平均每年超过20份。
在南都的专访中，他告诉记者，要想成为一个优秀的、高水平的、尽职的人大代表，要有人民的立场、建设的态度、专业的精神，以及执着的勇气。
“就算自己的建议，没有被采纳，也不能泄气。
认为正确的建议，就要反复提。
”他说。
周洪宇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谈“双减”政策配套的教育评价制度还未建立南都：“双减”是去年以来教育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您本次也建议进一步推进“双减”政策落地。
“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带来哪些变化，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周洪宇：“双减”政策从去年7月实施以来，取得了初步成效，比如严惩重罚了校外培训乱象，震慑效应初现；学生作业负担和课外补餐显著减少；学生3点半放学的难题得到缓解等。
但从过去大半年实施的情况看，由于多种原因，“双减”还面临一些突出问题。
首先，部分学科类培训转入地下，急需科学治理、系统治理。
在学校教育方面，部分教师教育观念不先进，课堂教学模式陈旧、不能适应“双减”背景下深化课堂教学改革的初衷；不少学校的作业设计理念落后、设计过程不透明、质量不高、反馈机制不健全，难以适应“双减”背景下减负提质的目标；中小学课后服务问题还比较突出，具体表现在缺乏具体明确的实施细则、内容不够丰富、城乡发展差距较大。
我们还要关注到，“双减”使得一些中小学教师工作时间加长、压力加剧、隐形工作量加大，同时，他们的工作要求加高，导致目前的师资配置和专业水平难以适应现实需要，因此工作积极性受到严重影响。
此外，幼小有效衔接不够，普职比改革步伐缓慢，中、高考招生改革力度小，难以适应“双减”背景下基础教育发展的需要。
同时，多元化人才观尚未正式形成，“唯分数”的顽瘴痼疾还没有彻底消除，多方参与的教育评价体系建设任重道远，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的力度不够，急需形成强大的合力。
南都：“双减”实施以来，部分家长的教育焦虑仍未缓解，原因在于孩子中、高考的竞争压力依然存在。
“双减”背景下，中国教育评价制度的改革是否更为迫切？中、高考改革有哪些方向？周洪宇：“双减”政策才实施大半年，相应的配套措施和政策还没有完全到位，这需要时间。
目前的教育评价方式，基本上还是以考试分数为主，尽管新高考强调要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但是这个理念真正落实在中、高考上，还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
每次新的高考政策、方式出来之后，都会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改革也会出现反复、摇摆的状况，这就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但总的来讲，我认为“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能轻易动摇。
我们需要在坚持这个方向的前提下，继续推进，使过去“一考定终身”和“唯分数录取”的方式最终能得到根本改变。
在课后服务时间，上海市格致初级中学的学生参与探究社团课程，尝试自制制氧机。
“双减”后的新学期，上海中小学继续有序推进课后服务。
新华社发谈校外培训行业治理要加强隐形变异学科培训治理南都：您今年提出，建议持续深入开展隐形变异培训治理，课外培训转入地下的根源是什么？如何治理？周洪宇：培训出现隐形变异的现象，最主要的还是因为有客观需要及市场需求，特别是在我们东亚儒家文化圈中，重视教育、重视校外培训辅导是一个传统。
华人以及日韩学生即使到了欧美也依然如此，纽约唐人街等处满地的培训辅导机构就是明证。
“双减”政策实施以来，一些培训机构改头换面，以“高端家政”“众筹私教”“游学研学”的名义，继续违规培训，严重干扰了“双减”政策的执行。
这些形式隐蔽性强，查起来不容易，要想真正得到遏制，还需要一个过程。
南都：校外培训隐形变异，是否也因为有些家长无法“割舍”学科培训班？周洪宇：是的，现在部分“一对一”培训很难治理，也和家长有关。
家长的心理其实很矛盾，一方面，家长存在从众和攀比的心理，担心孩子落后于人；另一方面，部分家长还存在卸责的心理，花点钱让孩子上补习班，这样小孩成绩不好，自己的心理负担也小一些，“反正我尽责了”。
家长的焦虑能够理解，但是家长也应该 通过“双减”的契机，进一步认识到，孩子的教育要尊重科学，从实际出发，教育不光是学校的事，家长也负有很大责任。
家长要去了解自己的孩子，不能只是督促孩子完成作业，更要注重培养孩子自主学习的能力，有些补习班的作用存在虚假夸大的成分，家长不能给孩子盲目报班，增加额外负担。
南都：您还建议加强对非学科类培训管理联动联防，如何实现？周洪宇：非学科类培训行业现在存在多个问题。
首先，审批登记不够严格，标准和门槛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大部分省份到现在还没有出台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分类设置的标准和审批流程。
所以我建议，要先把行业标准和规范建立起来，完善审批登记的程序，把那些没有资质的机构清除出去，尽快结束鱼龙混杂的状况。
另外，要加强监管，尽快出台 相关文件，分清教育、文旅、体育、科技等部门的监管事权，之后推动各个部门协同管理，对机构的招生宣传、培训内容、财务收费、安全管理等实行常态化的日常监管。
资金管理也要加强，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的预收费，应全额纳入监管范围，而且培训机构要缴纳预收费的风险保证金。
国家的市场监管部门，也要加强对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的价格监管，遏制其营销急速升温，价格过快上涨。
这样才能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确保“双减”的政策能够见到实效。
在北京市健翔学校，语文教师在指导学生们做练习。
新华社发谈教师法修订教师作为公职人员的身份要由法律明确南都：今年您提交了一份关于加快修订《教师法》的议案，对于《教师法》的修订，有哪些具体建议？周洪宇：《教师法》的修订我呼吁了很多年，总的来说，我认为，教师的法律地位要进一步明确，公立中小学教师作为国家公职人员的身份，应该由法律来明确。
现在《教师法》的修订草案中，我此前提出的关于教师的入职门槛、工资待遇、权益保障、专业培训等建议，已经有所体现。
今年，我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2022年度立法进程的需要，及时将《教师法》修订草案由2022年立法计划中的“预备审议项目”，调整为“初次审议项目”，力争今年审议通过，让十三五立法规划不留遗憾。
谈人大代表履职认为正确的建议，要反复提南都：您履职了四届全国人大代表，20年里提交了议案、建议共计418份，哪些得到了采纳？有哪些印象比较深？周洪宇：我自己印象最深的，是刚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后，我在2003、2004和2005年连续三年建议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完全免费，这个建议到2005年底就初步实现了。
2004年，我建议制定《国家统一法》，后来这部法律定名为《反分裂国家法》，第二年就迅速制定颁布。
在本届5年里，我个人觉得比较有价值和成效的，是2017、2018、2019年组织湖北团代表等连续几年向全国人大建议制定《长江保护法》，最终促成了《长江保护法》的出台。
在这部法律的出台过程中，代表们之间也有不同意见，开始时有的认为应该叫《长江法》，既讲保护长江，又讲开发利用，但我认为，当务之急要更突出“保护”，这才有明确的针对性、指导性和实效性。
后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沈跃跃副委员长专门带环资委及国家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到湖北调研办理这个重点议案，邀请了一批代表、专家一起参与讨论。
最终《长江保护法》得以在2021年顺利出台实施，这是我这五年里比较满意的一个议案。
南都：这么多年，您积累了哪些履职经验？周洪宇：我们做人大代表都是兼职，因此要学会处理好本职工作和代表工作的关系。
履职20年，我也在不断地反思与总结，我认为，做代表首先要清楚自己的立场，我们是人民选出来的，因此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场，反映人民的呼声，传达真实的民意。
其次，提议案建议时，要有建设的态度，而不是简单的批评或轻易去否定。
我曾长期在重点高校做研究，后来又有在政府行政和人大立法部门工作的经历，我深知有些事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因此，代表应该明确，我们建言的出发点，是为了让政府把事情办好，不是为了个人的什么名声与影响力。
另外，在提议案或建议时，要有专业的精神，带着问题去研究，形成自己的一套完整看法。
平时要多到基层走走，多听取、多了解基层情况，有专业研究基础的人，还要让自己的议案建议有坚实的学理做支撑。
不能仅仅提应怎样，还要从理论与实际两方面都说清楚为何要这样，以及在后续推进中如何去组织与实施，做好这件事。
除了这些，要成为一个优秀的、高水平的、尽职的代表，还需要有激情、勇气、执着、理性与智慧。
不能因为自己的建议没有被采纳，就泄气了，如果你认定自己的方向是正确的，那就要坚持，反复地提，要坚信，总有一天会成功。
就算自己做代表的时候，没有成功，以后还会有别的代表继续提，要有“功成不必在我，但功成必定有我”的心胸。
采写：南都记者 宋凌燕 发自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