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犸新闻·东方今报记者 李长需/文图人物简介：王锡彤是河南汲县（今卫辉市）人，早年一心问学，是耻于言商、耻于言利的中州著名理学家。
40岁时，经友人推荐，就任禹州三峰实业学堂山长，并兼任河南禹州三峰矿业公司经理，从此进入实业界。
1909年，成为袁世凯的幕府，并协助著名实业家周学熙打理京师自来水公司、天津启新洋灰公司、天津华新纺织公司等，颇有才干，成为中国著名的实业家。
怀揣实业救国梦，王锡彤兢兢业业，殚精竭虑。
华新公司扩大规模，想要扩建分厂，王锡彤为回报桑梓，力主在名不见经传的卫辉设一分厂，当时他手无分文却认购巨股，为增资、选址和购买机器四处奔波。
建成投产后，却因军阀混战、工人罢工、日军侵吞和国民党接收而亏损破败连连。
新中国成立后，卫辉纱厂旧貌换新颜，成为近万人的大型企业。
这大概是王锡彤创办之初所没有想到的。
（现在华新的大门）卫辉招股不容易，机器决定全用美国造1921年7月23日，当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开幕的时候，王锡彤正在天津为卫辉纱厂的招股工作忙得焦头烂额。
13天前，他组织华新公司卫辉纱厂召开董事会募债集股。
根据华新公司总理周学熙的建议，卫辉纱厂和唐山纱厂各再增添万锭机器。
周学熙还决定，将其所办模范纱厂的机器转移到卫辉纱厂，再增添美国机器万锭，将整个卫辉纱厂的机器都使用美国机器；而卫辉纱厂的机器则转移到唐山纱厂，让该厂的机器都使用英国机器。
两个厂都扩大生产规模，是为了更容易募债招股。
唐山纱厂因为离天津近，准备扩增到220万股；而卫辉纱厂因为离天津远，准备扩增到280万股。
但卫辉纱厂招股并不容易，除了官商股外，准备再募债180万元，让中国实业银行担任借款。
借款未还清之前，由中国实业银行全权管理。
其管理人双方都推荐周学熙来担任。
还议定合并唐山纱厂、卫辉纱厂管理处统一管理，这样显得气势雄厚。
在董事会上，王锡彤被推荐为借款的代表人。
（华新纱厂的老房子）一天后，华新总公司和卫辉纱厂董事开了联席会议，最终决定发行债票180万元。
王锡彤明白，卫辉纱厂现在招股十分困难，因为他面临着两个不利的因素，一个是骤变的时局，另一个则是预订的纺纱机器迟迟不到。
兵灾与灾害对创业极为不利就时局而言，早在当年7月初，直系军阀和皖系军阀决裂开了战：曹锟、段祺瑞战于涿州；徐树铮兵逼天津，又被奉军击退；吴佩孚攻打湖南的张敬尧，又把河南的赵倜赶走。
战事一起，政局动荡，铁路不通，百姓深受其苦。
卫辉纱厂所在地汲县（今卫辉市）则遭受双重灾难：一个是兵灾，另一个是灾荒。
12月9日，王锡彤便接到弟弟王锡龄的来信，说卫辉驻兵发生了兵变，他们逃到了乡间；随后，弟弟一家老小辗转来到天津；次年4月18日，他又接到来自卫辉的电报，说卫辉成了战场，卸任的师长抗拒督军直接开了火，纱厂的同仁处境十分危急。
6月10日，他乘京汉铁路回卫辉查看纱厂建设工程时，得知武昌又发生了兵变，烧抢了一夜。
兵变士兵被督军诱到孝感，被全部击毙。
车过孝感时，可见被枪毙的士兵尸身累累。
战争加上不时的兵变，对于创业之初的卫辉纱厂极为不利。
汲县所面临的另一个灾难，则是灾荒。
9月16日，儿子从汲县过来告诉他，河南发生了大灾荒，赤地千里，“怵目惊心，流亡载道，有鬻儿女者”；10月8日，他回到汲县视察灾情，发现“诚为不轻，但较余所历之光绪三年尚相去甚远。
”“所苦者，近处无米可籴耳”。
河南包括汲县是棉花的主产地，但人民流离无心生产，对卫辉纱厂来说不是一件好事。
预订的机器英商想退掉合同卫辉纱厂招股难的另一个不利因素是预订的机器迟迟不到。
1919年8月27日，王锡彤与英商凯卫伦商谈购买唐山纱厂、卫辉纱厂纱机之事。
9月4日，双方签订了购机合同。
在签订合同的过程中，王锡彤字斟句酌，仔细研读设备各附件中的中英文资料，尽量压低价格，并和周学熙共同提出要在合同中写上“衍期议罚”的条款，使谈判几近决裂，最后因为凯卫伦急于卖纱机，最终加入了这一条款。
11月25日，凯卫伦找上门来，以欧战尚未结束，纱机运输不易，想要赔款毁约。
王锡彤严驳不允，并催速绘机锭部位图，以便建筑厂屋。
12月初，还亲赴上海、无锡调查纱厂，并在上海会见泰和洋行大班，催促绘制机器部位图，以尽快招致工程师建厂。
1920年7月28日，凯卫伦又找到王锡彤要求退掉合同，王锡彤严驳不许。
1921年3月17日开棉业公会时，获悉因英镑价格骤涨三四倍，之前所购机器亏损太大，他赶紧派人找英商共商补救办法；22日和31日，仍在催促速运机器，并允诺延期的罚款好商量，但直到7月份，机器还未运来。
这多少会影响卫辉纱厂的招股工作。
好在，他们做了调整，决定卫辉纱厂使用美国机器。
王锡彤力主在卫辉设厂卫辉纱厂是华新公司继天津纱厂、青岛纱厂、唐山纱厂之后的第四个纱厂，与唐山纱厂算得上是同期建立。
决议设立该厂时，不少股东还不知道卫辉这个地方，反对的人并不少，但由于王锡彤的坚持，还是设立了。
卫辉纱厂的选址，也是颇费了一番周折。
1919年6月3日早上8点，王锡彤来到彰德（今安阳）袁林，坐上了京汉铁路的火车回卫辉。
在车上，巧遇了河北道尹范鼎卿，就跟他说了想在卫辉建造一座纺纱厂的事儿，范鼎卿听了觉得极有益于当地，便极力怂恿，还承诺会提供各种帮助；到家后卫辉府县知事奎星潭听说后也是极为热情。
6月4日早晨，展谒过高曾祖考墓之后，在返回的路上，王锡彤沿着卫河两岸考察可以建厂之地，认为只有旧日演武厅一带的官地，就是现在改为道尹种苗圃的那个地方，是最好的建厂之地。
（卫河桥，卫辉纱厂建在卫河边，方便用水）此处距河不远，用水方便，又靠近城关，工匠往来方便。
在京汉车站道清车站之中，搬运机器货物将来建设一条小铁路距离还不算远。
此时这里还是旷野，地价不算贵，如果苗圃长势不好，买下这块地也不算难事。
但在这建厂首先顾虑的是烟囱建成以后，可以直照徐世昌大总统的祖坟，若不事先征得徐家人的意见，恐怕会有大麻烦。
午后，范鼎卿邀请喝酒，给他说了苗圃地的事儿，他痛快地答应一切都愿照办，并把王锡彤狠夸了一通。
范鼎卿在河南当了多年的州县官，所到之处官声不错。
他知道兴建纱厂对卫辉的百姓好处很大，所以要想尽办法让王锡彤快点建。
王锡彤也是马不停蹄。
回到天津，他便在8月24日，召集兴华资本团（华新公司成立的棉业资本团）的董事们召开董事会，议决唐山、卫辉两纱厂的创办，并要当场集股。
华新公司总理周学熙主张，当天股本达不到半数就不能举办。
而唐山、卫辉两纱厂股本额定80万元，纱锭12000枚。
说起来，唐山纱厂距离天津较近，且是启新洋灰公司主办，集股启新就可以解决；但卫辉距离天津有上千里地，许多人都不知道它在哪里，集股的难度可想而知。
王锡彤考虑再三，认为卫辉是自己的家乡，即便纱厂不盈利，但还是有益于家乡，更何况纱厂正处在勃兴的开始阶段，卫辉收棉花比较容易，售纱也不难，盈利还是很有把握的。
如果自己不带头认下巨股，纱厂成立恐怕就遥遥无期了。
为了不错过这个机会，他便慷慨地认下10万元。
加上唐山纱厂认下的2万元，他认下了12万。
但其实，他手中并没有一分钱，因为之前在天津纱厂认下的40万元已经有不少人争购，他才有冒险的勇气。
又过了7天，兴华资本团再开董事会，决议推选唐山、卫辉两厂的专务董事。
王锡彤被推选为唐山纱厂的专务董事，徐友梅被推荐为卫辉纱厂的专务董事。
卫辉纱厂的资本以徐、王两家为首，王锡彤不能兼顾，所以只好让徐家的人来出任了。
徐友梅是时任大总统徐世昌的弟弟，在清朝时做过道员，进入民国后当过督办濮阳段黄河河务的河工。
他哥哥现在当了民国的大总统，他这个弟弟为了避嫌，便弃了官来经商，但他在商界没多少阅历，如果王锡彤不帮助他，他不愿去担任什么专务董事。
当然，王锡彤不会拒绝他的要求。
为了让徐友梅心中有底气，12月16日，王锡彤拉着他跑到卫辉，前来考察厂址，“顺便”让他看看将来厂房的烟囱会不会影响他家祖坟的风水。
徐友梅说，他已经找了不少风水先生看过了，不但没有违碍，而且还对祖坟很有益处。
王锡彤这才放下心来。
要论祖坟距烟囱的远近，他家的祖坟其实更近，但他觉得没啥违碍的，他也没有找风水先生看过。
考察完厂址，陪同的河北道道尹范鼎卿和卫辉知事奎星潭传集当地地保严加申谕，说设厂之始，如果临近的土地有愿意售卖的，不准抬价居奇。
回到天津后，王锡彤拜访周玉老时，说起在卫辉设厂之事，周玉老脱口说出厂址应选在卫河大石桥以下的南岸为好。
周玉老曾奉命勘察过河南水道，在卫辉驻扎过几天，对卫河比较熟悉，他的建议正与王锡彤相同。
王锡彤作为卫辉人，也是考虑了很久，才选定这个地方。
而之前通泰洋行的外国专家来勘察时，却建议将厂址选在了卫河河西，这显然不靠谱，因为卫河河西一到下雨天就成泽国了，根本不适合建厂。
因而，他们就在卫河南岸购得了183亩8分8厘的土地来作为厂址。
选好厂址之后，建厂和开工就提上了日程。
1920年4月2日，华新公司卫辉纱厂召开成立大会，宣布聘请杨味云为经理兼书记，冯梅臣为工程总管，邓禹声为技师，王锡龄、金杰为工程筹办员，并正式成立了工程处。
（华新纱厂建厂时的老厂门）1920年秋，厂房建设开了工。
一幢木结构的主厂房，分隔了440间；另外还配套了锅炉房、引擎房、水塔、烟囱、发电机房等，此外还有办公厅、物料库、花沙栈、宿舍、工房、婴儿保育室、补习学校等。
建厂工程1921年9月11日竣工，首批1.2万枚纱锭1922年2月装毕试车成功，7月正式投产，二批1.2万锭仅一个半月就竣工了。
1923年2月全部沙锭正式运转。
（建厂时遗留下来的塔）耻于言商的理学家华丽转身为回报乡梓的实业家王锡彤力主在卫辉设立纱厂，关键还在于他浓厚的乡梓情结。
王锡彤生于1866年，是河南省卫辉府汲县（今卫辉市）人。
他的父亲王宝卿是县学附生，曾在汲县、延津、修武等地执事盐业。
16岁时，父亲去世，他只得辍学赴修武盐店习业。
光绪九年（1883年），18岁的王锡彤毅然结束了修武盐店的学徒生活，返回乡里，与李时灿共斋读书。
后王锡彤文卷深得淇泉书院山长浙江人章子如的赏识，成了淇泉书院的高才生。
19岁时以县试第一、府试第二、院试第三中秀才。
曾赴开封大梁书院肄业，并多次参加乡试，但均落选，32岁时被 选为拔贡，次年赴京朝考，注直隶州州判。
为王锡彤撰写年谱的童坤厚曾说，王锡彤“天性笃于孝友，为学初宗阳明、夏峰、船山，终乃以程朱为依归”。
也有人说他“学宗伊洛，旁及阳明”。
不难看出，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理学家。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河南，形成了一个覆盖中州的理学圈子。
这个圈子里主将就包括王锡彤和他的好友李时灿。
36岁时他和李时灿创办经正精舍，切磋学问，指导生徒。
他主讲的致用精舍等，讲《大学》融合朱子，讲论语沿朱子集注而归本程子，间采陆王。
正是因为深谙理学，王锡彤才耻于言利，耻于言商。
以致于他40岁时，好友李时灿推荐他到河南禹州三峰矿务公司任经理，他写信大责李时灿说：“余16岁习商逃归读书，岂有20年后顿食前言再腼颜做商者？矿方却异想天开，邀请他去任三峰实业学堂山长，并在聘函中夹带一句“并管理三峰矿务公司事宜”，还真把他骗了去。
他后来还真当了矿务公司的经理，并显示出了杰出的才能和实干的精神，把半死不活的三峰矿务公司越来越有起色。
后来，他又参与河南铁路、铁矿的创办，在河南人民收回矿权的斗争中，还被选为代表进京跟公司谈判。
1909年之后，王锡彤经朋友介绍成为袁世凯的幕僚，为袁世凯奔走于京津燕豫。
尤其是武昌起义爆发后，为袁世凯的出山出谋划策，并在河南导演了一出“请愿共和不独立”的闹剧，帮助袁世凯登上民国大总统宝座。
在为袁世凯当幕僚的同时，他也与周学熙在京、津、唐、豫等地办实业。
在京师自来水公司、天津启新洋灰公司、天津华新纺织公司三大企业中，周学熙任总理，他担任协理。
在周学熙两度出任财政总长期间，他还代理总理。
他还是华新公司让善纱厂专务董事、兴华资本团主任董事、卫辉纱厂董事、棉业公会董事，开滦煤矿股东，地位十分显赫。
从一个耻于言利、耻于言商的理学家，华丽转身为近代河南屈指可数的著名实业家，开启了他的实业报国梦。
也正是因其有如此显赫的实业界地位，才让其大力促成了回报乡梓创办卫辉纱厂。
（保存完好的建厂时的老建筑）“卫厂办理不得人，负债至三百余万元”卫辉纱厂成立后，便决定在建厂的同时，也要招收、培训工人，并边建设边开工，自1921年起至1923年循序纳入正规，产品质量均能达标。
尽管设备还没有完全运到，但在1921年3月份，卫辉纱厂即开始招工。
他们在招工上采取了分化的办法，把两千多名童工分为工人（为数不多）、艺徒（即养成工）和徒工三个等级，分配到各个车间，由大工头、二工头和小工头层层控制。
级别不同，待遇也不一样：徒工一般十二三岁，整天干活，厂房不管饭，每天只给六个小铜板，一年后再另行调整工资；艺徒一般十六岁到十八岁，厂方管饭，每月工资两角；工人的工资是徒工的十倍，起码每天是三角。
少用工人，多用徒工、艺徒，成了厂方赚取利润的手段。
这些工人，每天工作12个小时，每锭可出纱1磅，2.2万锭以16支纱为标准计算，每天可以纺纱52大包，每年300个工作日可产纱1.56万包；1930年之后通过增加工人等措施日产提高到58包~60包。
由于严把质量和不断更新技术，卫辉纱厂的产品很受欢迎，尤其是20支以上的产品远销上海等地，纱厂的盈利水平逐渐上升。
1925年的盈利甚至达到了54万元，创下了建厂以来的最高水平。
（华新纱厂遗留下来的老房子）这种情形，王锡彤是已经预见到了的。
纱厂正处于勃兴时期，这一带原料充足，销售也不愁，不挣钱是没有道理的。
但千算万算，他都没有算到，有一些不可控的因素，终止了这种盈利进程。
这其中就有工人的罢工。
卫辉纱厂所招的艺徒们，不少被送往天津纱厂等地学技术，原以为学成归来可以涨工资，谁知道不但没有涨工资，他们连原有的每月二角钱也领不到了。
愤怒之下，在1923年的5月份，他们罢工了12个小时，迫使工厂每人每月给五角钱的工资。
然而，这样的斗争并没有结束。
1925年的11月和1927年的7月份，工人又发动了两次大罢工，分别提出了增加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等诸多要求，并在第二次罢工之后让厂房同意了“普增工资百分之五十”和“工作时间改为每日十一小时”等8个条件。
但一个多月后，厂房悄悄从安阳请来白枪会来对付罢工的工人，次日又偷偷请来驻军对付白枪会，枪杀了数百人，包括很多无辜的工人，工人们要求厂方抚恤这些无辜死亡的工人。
之后，工人的斗争就一直都没有停歇过。
工人罢工并要求赔偿损失、增加工资，加上军阀的混战，在1926年与1927年间，卫辉纱厂不断停工，从而导致王锡彤亏损了32万元，并欠下25万元的债务。
为了化解危机，工厂董事会决定再向中国实业银行及华新银行贷款60万元。
工人不断的罢工和工厂出现了亏损，想必是王锡彤预料不到的。
但查其1922年到1927年的日记，关于卫辉纱厂工人罢工的记载几乎没有。
卫辉纱厂本来是他力主建设的，现在出现这种情况，或许对他而言是很没面子的事情，因而不愿提及也是大有可能的。
从他在1926年到1927年不断提出辞去各个职务或可窥见一斑。
不过，从他的两则记载其他厂矿罢工的日记中，或可看出他对工人罢工的态度。
一则为1922年10月22日的日记，记载开滦矿与启新公司的罢工。
为了平息启新公司的罢工，他“连日奔走当涂，并致函省长请求维护。
杨警厅长到唐山弹压数日，恩威并用，直至十一月十七日始行复工”。
两次罢工损失都不小，他感叹说：“中国工艺未兴而工潮先闹，好出风头者实阶之厉。
”另一则为1934年3月30日的日记，提到唐山纱厂罢了工。
他为此写道：“风雨飘摇之中，偏为同室之斗，虽传闻有外人背景，然中国人之无知识又何辞，为之忧悒……”将维护权益的工人称之为“好出风头者”，也可见王锡彤对于工人罢工的态度了。
不过，即便没有“好出风头者”，卫辉纱厂的日子也并不太好过。
1934年，由于地方讼事和裁工风潮以及日纱的倾销，卫辉纱厂又亏损了12.3万元。
为了保全工厂，纱厂又向中国银行借贷了40万元来度难关。
通过精简机构、裁汰人员、增加工时等诸多举措，才在1936年实现转亏为盈，盈利达到了23.8万元；到1937年盈利增加到了37.2万元。
关于卫辉纱厂出现的情况，王锡彤在1931年5月的日记中一再反思：“卫厂办理不得人，负债至三百余万元，为痛论之，冀其另觅妥人”，“然细思之，余亦不能无过。
盖当日再三谦让，不敢接任卫厂事”。
从实业家回归理学家从事实业的数十年当中，王锡彤格外地勤奋。
他要不停地参加各公司的办公会、董事会、股东会，还要深入实际了解各厂的生产运营或基建情况，直接参加与中外商的谈判。
从他的历年日记中可以看出，这么一位精明和兢兢业业的企业家，是如何过着每一天的。
但他总有疲倦的那一天。
1925年，王锡彤已经60岁了。
这一年的11月19日，他从启新公司的协理开始，在近一个月的时间内，陆续提出辞去诸多的职务。
这些职务几乎都是一辞再辞，有的甚至达到了四辞，比如启新公司的协理职务。
在各个辞职书中，都提到了他辞职的理由：“年老多病”或“年老力衰”，在随后的几年间，日记中经常出现看医生和吃药的记载。
1926年初，他才获得同意，先后辞去棉业公司董事、实业协会副会长、兴华资本团董事、华新纺织公司卫辉厂董事等职务；次年又辞去天津启新洋灰公司协理之职，到了3月份，他不得已应邀任华新纺织公司唐山厂专务董事兼任管理。
由于股东的信任，6月份，在该公司的股东会上又被选举为总理，他力辞不就，仅任了董事。
实际上，从1926年开始，王锡彤便基本上闭门谢客，一心一意地著书读书，基本上从一个实业家回归到理学家的旧路上来了。
从他1926年及之后的历年日记中，记载的多是读书和著书的情形。
到其1938年去世时，编撰印成了《清鉴前编》三册，《清鉴正编》完成康熙朝两册，雍正朝辑至十二年。
根据其日记，整理排印成《抑斋自述》前六卷；另外还有《大学演》等著作和一批诗文，有其后代刊印成《抑斋诗文集》问世。
王锡彤从一名地地道道的理学家，华丽转身为一名企业家之后，还时时做着他的理学家的梦，刚开始以自己走上工商业者的道路为耻辱，继而为自己终日运作工商事务而深以为憾。
这种复杂的心态，在他的日记中不时闪现。
事实上，到了老年时期王锡彤都不愿意人们把他看成是一个实业家，而他自己则以理学家而自居。
他在自己撰写的《抑斋自述》之《浮生梦影》自序中说就明确地表达了这层意思。
虽然重新回归理学，但王锡彤并未与实业界绝缘。
从其最后几年的日记来看，他还不时地托着老迈之身去开董事会。
就在其去世的1938年，还在关心着卫辉纱厂的命运，诸如日记中说：“罗仰九表弟、段培初来自卫辉，述地面较平稳，惟纱厂无办法……”1938年6月4日，73岁的王锡彤在家中去世。
就在其去世的四个月前，日军侵占了卫辉纱厂，宣布改厂由钟纺株式会社与华新合办，然后由军方接管交给东洋纺绩株式会社。
1942年才在中方股东的要求下发还工厂，进行双方合办。
1944年，日军将纱厂四分之三的纱淀拆走以充军需；日本投降之后，卫辉纱厂被国民党军政部接收，他们将每日所生产的纱完全运走。
经厂方极力交涉之后收回了管理权。
1947年国民党政府即将崩溃之时，王锡彤的长孙王懋洵将纱厂机器拆卸装箱分批运往无锡，遭到了工人的阻拦；1948年11月汲县即将解放前夕，在共产党的影响下，有觉悟的工人开始了护厂斗争。
这样解放不久就后卫辉纱厂即恢复生产了。
卫辉纱厂在新中国成立后的40年发展中，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扩建了北厂，增锭到20万枚，成为职工近万人的大型企业，产品远销国外，年创利税1000多万元，对国家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建国后建设的华新礼堂）或许，王锡彤在创建卫辉纱厂时根本就没有想到，卫辉纱厂在新中国有如此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