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建筑业号称农民工行业，那是因为在城里，只要有工地，那几乎都有着密密麻麻的农民工，建筑业几乎消耗了60%以上的城市农民工，这些人，似乎都被社会所抛弃，他们干着比别人累的活，拿着比别人低的工资，更要命的是，他们没有社保，几乎都没有固定的劳动关系，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几无尊严。
组织这些便宜的、蚂蚁般的农民工兄弟的，不是参与投标的施工企业，更不是出钱购买服务的业主，而大部分的是没有任何法律名份的包工头。
当然，国家一直想让包工头洗脚上岸，比如推出了要求持证的建造师，推出了好听名字的劳务代表，准备取消劳务资质等。
这样的目的，也就是希望包工头能有一定的身份，方便管理，承担责任。
是是非非的包工头根据百度百科，包工头是这样被定义的：包工头，顾名思义，把工作包揽过来，招人作业，他自己当头，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
当城市发展需要大量外来务工人员，而农村剩余劳动力迫切需要进城找工作之时，包工头作为一种满足供求双方需求的职业介绍，应运而生。
在不少人印象中，包工头常常被视为靠榨取农民工血汗而发家致富的“剥削者”。
也有言论认为，“包工头”并非拖欠民工工资的“罪魁祸首”，只是欠薪链条上的一个环节，而非源头。
就事实上来说，中国建筑工地的现场，基本上都是在包工头的带领下做出来的，他们风雨无阻，勤勤勉勉，风餐露宿，操着老板的心，为的就是能早日交货，早日拿钱，养家糊口。
狠一点的包工头，早一点的包工头，在中国快速发展的时期，不管是剥削农民工也好，贿赂老板也好，只要能拿到业务，很多是赚了钱的；好的说，他们为中国的建设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另一方面，在中国，根据《建筑法》及国务院《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工程质量、安全等工程责任均确定为施工企业的法定责任，没有一个法律专业词汇出现包工头的术语，建设工程似乎跟包工头似乎没有一毛钱关系，这确实是很大的讽刺。
而且更有趣的是，几乎没有农民工是直接受聘于施工企业的，很多施工企业是不组织生产的，大多数的施工企业都把业务包给了包工头，以包代管。
因为国家规定承接业务需要资质，因此包工头是直接拿不到业务的，他们需要通过有资质的施工企业，在这种情况下，施工企业可以做起二道税务局的好事，凭借资质抽取管理费即可。
农民工几乎都是临时受聘于包工头，一旦包工头从施工企业拿到钱，而这些钱不发给农民工的时候，农民工就来闹了，但包工头跑了和尚没有庙，他们就跑去施工企业闹，再不行，就跑到政府闹，政府这个庙跑不了。
一到这个时候，政府就头大了，几乎很多人都把包工头认为是欠薪的万恶之源。
包工头的善与恶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的国情是什么，人多地少活多，我记得很清楚，村里有个人要出去包工地，那回来是很风光很风光的，那时赚钱的路子真的少啊。
只要包工头一回来，这家的伯伯，那家的阿姨都争先恐后的请这些包工头吃饭，吃完饭，也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带上他小孩去城里赚钱。
那时包工头是城里干活地位低，衣锦回家地位高，一来一去，再加上那时钱比较好赚，真的是个好差事。
包工头被亲切的称为农民工经纪人，农民工之友，在一些劳务输出大省，据说大一点的包工头回来，甚至会惊动镇里或乡里的领导出面请客，鼓励来年继续做大业务，扩大乡村就业，这是包工头之善。
当然，不是所有的包工头都有着为国家解决就业的崇高而单纯的思想，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还主要是以赚钱为目的的，这个时候，就有了很多的恶。
中国的建设工程，层层分包是事实，到了包工头这一级，不是最末一级也是倒数最末的几级，利润其实是非常微薄的，这个钱来的慢。
这个时候，有的包工头就绞尽脑汁想办法来钱了，有一种简单的办法是“偷工减料”，本来要100块钱才能完成的事，50块钱就给忽悠过去，这个时候，豆腐渣工程就来了，听说很多重要的桥梁，关键的水利，都有豆腐渣的影子，想想可怕，但其实很多包工头是这么来钱的。
还有一种是来钱也快的，建筑工程中，施工企业和包工头不是按日结算的，而且集中结算，在有些结算周期，少的几十万，多的几百万，几千万，看到这些钱，有些包工头把持不住了，与其辛辛苦苦赚钱，不如卷款跑之，以前信息没这么发达，农民工欲哭无赖时，那边或许却有个人改头换面当大老板去了。
正因为事实的包工头劳务组织模式有着这样那样的弊端，正因为施工企业都不务正业，搞项目融资或二道税务局去了。
国家也发现，很多施工企业空壳化越来越严重，人员变动越来越频繁，企业的能力和资质的等级已经失去了必然的联系，在这个时候，也就是2000年左右开始，国家尝试着从管企业到管个人，这个时候，建造师横空出世。
总的来说，现在中国的人是越来越金贵了，农民工也是越来越少了，或许，根本就不应该让没有任何法律名分的包工头存在，或许也根本不应该出现农民工这样既农又工的群体，但事实就是这样的。
包工头到底会不会消退？建造师能否承接？至少在目前的几年，我们还真看不出什么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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