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闻岛近日本港舆论场沸沸扬扬，拔得热议头筹的是四个大字：垃圾收费。
这本是一件好事，但是在如今的香港变成一件「有待商榷」的「坏事」，甚至迎来了第二次延期：从原定今年4月1日实施押后至8月1日。
在讨论垃圾收费为何争议如此之大前，先来看看港人的日常生活有多能制造垃圾？根据环境保护署去年底公布的香港固体废物监察报告，2022年都市固体废物弃置量平均每日11,128公吨，足以堆满4个奥运标准泳池，人均弃置量为每日1.51公斤。
看回10年前的数据，早在2013年香港已是亚太区的「垃圾之都」，每日人均弃置1.36公斤垃圾，比台北（1公斤）、首尔（0.95公斤）及东京（0.77公斤）等邻近发达城市都多。
长此以往，多少个堆填区都放不下日常生产的垃圾。
香港本就土地稀少，垃圾还要和人争地，放任不管势必导致「垃圾围城」。
怎么办？早在2002年政府就组织了考察团到日本和韩国了解都市固体废物管理及处理技术，借鉴经验。
除了堆填、焚烧，最行之有效的就是从源头减废，并且提高回收再利用率。
怎么做？再借鉴参考。
首尔、东京、台北等地通过垃圾收费，都成功实现了从源头减废。
2005年特区政府首提在本港垃圾收费；2012年初进行公众咨询，63%市民支持推行都市固体废物收费，57%赞成按量收费；2013年政府也邀请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进行广泛的社会参与，讨论香港垃圾收费框架；经过多年的讨论咨询酝酿，政府于2018年向立法会提交《2018年废物处置（都市固体废物收费）（修订）条例草案》（下称《垃圾收费修订条例草案》），而这份条例草案的审议在2019年和2020年几经波折，最终在2021年8月获得通过；2023年10月13日，政府刊宪，2024年4月1日开始实施垃圾收费。
掐指一算，垃圾收费在香港讨论酝酿了近20年，有关话题在香港并非新鲜事，但却是香港在减废道路上，迈向国际水平重要的第一步。
很多环保团体和政治人物在2021年法例通过时都表示「欢迎议案终于获得通过」，大有「虽然迟到好过未到」之感觉。
甚至在2023年7月政府综合考虑实际情况，推迟实施垃圾收费到2024年4月时，不少人表示失望，希望政府尽快落实都市固体废物收费，以解决困扰香港已久的废物处置问题。
踏入2024年，已经延期过一次的垃圾收费，眼看终于要实施了，一部分民众才仿佛如梦初醒，「垃圾要收费？ 」法例杀到埋身，市民、物管公司、业主法团、清洁公司、议员突然开始连环发问，怎么有效追查违规者？谁监管？谁执法？不同持份者权责怎么划分？回收配套设施够不够？随后开始担心「万一」自己每个月要花很多钱买垃圾袋怎么办，开始担心「万一」有人不守规矩，连累自己要多给垃圾处理费用怎么办，开始担心「万一」要为了加强执法加装CCTV怎么办⋯⋯一时间，整个社会充斥有关垃圾收费的焦虑。
深究垃圾收费争议原因，无外乎三个不到位：宣传不到位，配套不到位，统筹不到位。
翻查立法会文件，2018年环保署向立法会提交《垃圾收费修订条例草案》时，已言明「落实极具挑战」，并列出六项多管齐下策略去推动行为改变、移风易俗，其中两项就与前期准备和宣传有关，其一是提供合适准备时间，在法例通过后至正式实施收费前，设一个12至18个月的准备期；其二是加强公众教育、宣传及参与活动，包括针对大众和特定群体的宣传，及在特定环境展开社区参与项目，让各方亲身体验垃圾收费实施等。
2021年，立法会恢复二读辩论《垃圾收费修订条例草案》时，时任环境局局长再次提及垃圾收费实施策略，只不过这次只剩下了四点，上述两点仍包含其中。
又两年过去，2023年环保署向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提交一份讨论文件，就垃圾收费实施日期等内容征求意见。
当中宣传教育着墨颇多，包括加强持份者参与，组织超过160场简介会，有6800名不同业界持份者参与，并且连同物业管理、环境卫生、回收及保安业界等持份者拟定8份良好作业指引，在当年10月陆续发布完毕。
另一方面，自2018年提出垃圾收费实践计划至2023年，5年时间在全港2200个处所发放摸拟指定袋，参与场所垃圾弃置量普遍平均减少约10%。
尽管减废成果明显，十分可惜的是，上述宣传推广，鲜见传媒报道或社会讨论，似乎成了「一小部分人的模拟游戏」。
在2023年同一份文件中，政府报告了协助市民准备垃圾收费的宣传方案，分三阶段落实，其一是自2023年8月起宣传实施日期、推广「多回收•揼少啲•悭多啲」的生活态度，以及和不同业界讨论出来的良好作业方式；其二是宣传垃圾收费不同模式及市民和各界需如何做准备；其三是在实施收费前两个月开始宣传指定袋销售网络和鼓励市民遵守法规。
于是，政府就这样按部就班、不紧不慢地执行了，最终导致的局面，就是眼见距离原定4月1日实施垃圾收费步步逼近，整个社会却炸了锅：我究竟应该怎么做？从法例提出之初，政府就在强调宣传的重要性，然而，远的不说，自2021年法例通过至今，至少两年的「准备期」，政府看似为垃圾收费下了不少宣传功夫，不得不说，成果欠奉。
再看配套问题。
环保署署长在接受点新闻访问时提及，一个15L的指定袋，倘若「很好地配合分类回收」，实测过能用3天。
诚然，减废和回收相辅相成，但一大关键就是「很好地配合分类回收」这一点，不单是市民要主动配合去做回收分类，更重要的是社区回收网络能不能配合。
政府推动「废物源头分类计划」，让三色废物分类回收桶（三色桶）走进全港超过3500个住宅或工厦。
然而，三色桶设计不佳、放置地点不对、数量不均等一直遭诟病，废物回收成效有限，一度沦为「环保面子工程」。
到政府推出「绿在区区」，目前全港已有逾170个回收点，通过「绿绿赏」积分换礼物等政策推动，带动了近几年回收量上升。
然而去年圣诞节「绿在区区」运营商休假导致「杂物山在区区」，加之回收点服务时间无法满足市民特别是上班族需求，同样影响市民参加回收意愿。
而针对占每日垃圾中三成的厨余，政府虽推出智能厨余回收桶实验计划，却要在今年内才能实现公共屋苑全部安装厨余回收桶。
至于私人屋苑，虽有环保基金资助120部智能厨余回收桶申请，但数字相较全港私楼总数杯水车薪。
住宅楼宇的厨余收集桶大多只供该屋苑居民使用，公共智能厨余收集点目前则只有九龙「绿在深水埗」独苗一颗。
至于地铺食肆的厨余，暂时只有在一定范围试行的厨余收集计划，也难怪不少食肆老板感叹没有预算请多一位厨余处理专员，唯有将厨余当一般垃圾处理。
说到底，缺的是统筹。
这个统筹包括多个方面，包括政府与社会不同持份者之间，社会各界之间，及政府部门与部门之间。
坊间热议政策实施中责任划分问题，包括谁监管、谁执法等，政府对此的解答是，以屋苑为例，物业管理公司是政府很好的合作伙伴，发现违规垃圾需用指定袋包好「执手尾」，并可将违法住户找出来，加强解说和宣传引导，若需要支援，环保署会到场负责劝喻甚至罚款等执法行动。
然而，这样的说法在近期引起强烈反弹，有物业想用大指定袋打包所有垃圾，无论违规与否一律「包底」处理，有物业则言明拒绝「执手尾」，遇违规垃圾直接「报案」让政府处理。
按照政府之前的说法，相关部门与物管业界合作推出详尽的良好作业指引，并已进行约52次培训，有超过6000名中高层人员参与。
都合作出执行指引了，怎么到临门一脚物管业界开始指责政府推卸责任了呢？政府与业界的合作，是否有过详细统筹呢？餐饮界提出处理厨余问题、社福界提出处理老人院不可回收物问题、乡郊提出配套设施不足问题⋯⋯8份良好作业指引涉及的8个不同行业及界别，都对垃圾收费细节提出疑虑和质疑，那这8份良好作业指引究竟是怎么制定出来的？政府在多份立法会文件中提及的「在物管公司、业主立案法团及其他相关组织支持下⋯⋯增加公众教育」，是一厢情愿吗？再看达成10%减废成果的垃圾收费实践计划，这是环保署与20个政府部门及机构在多个界别（公屋、乡郊村落、餐饮界、商场、政府处所等）进行的， 5年实践中，难道从未出现过任何阻滞？相关部门有没有及时总结经验，能不能用于同类情况的答疑解惑？参与者不乏居民、物业管理公司、前线清洁员工，甚至其他政府部门，体验过的他们为何没有人现身说法，分享参与计划的心得体会？而今，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寰向行政长官作出建议，政府部门4月1日期先行先试，强调这是一次「创新和负责任做法」，李家超更指派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协调政府跨部门间的合作。
政务司牵头协调各政府部门，不应该只停留在协调「先行先试」上，更应该全盘统筹，比如，统筹民政部门协调区议员、关爱队对地区宣传教育的支援，统筹房屋部门在公营房屋方面的支援，统筹环境局辖下各部门对监管、执法的支援，甚至统筹尽快完善回收配套设施等。
垃圾收费既然是一件必行之事，政府各部门应形成合力，而非各自为政。
立法会议员的参与同样重要。
作为代议士，不仅仅肩负将市民声音带入议事厅的责任，还肩负立法、监督政府施政职能。
立法会议员如何能通过质询提出问题，如何能有效鞭策政府解决问题，同样值得思考。
本文前述引用的所有资料，皆源于立法会网站过往会议文件，很多文件中，不乏议员曾就今时今日舆论热点问题质询官员的纪录。
若之前提出的问题，一直有人过问有人追数，恐怕很多问题早已找到答案。
说到底，垃圾收费涉及日常生活习惯的改变。
习惯改变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正如公共场所禁烟、购物胶袋收费等，真正能成事之时间或许以数年甚至数十年计。
垃圾收费，是透过经济诱因来鼓励各界珍惜资源，以减少整体废物弃置量，达到源头减废及干净回收，是香港完善可持续发展蓝图的一环，少不了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你我参与。
唯有解决三个「不到位」问题，让每个人真正意识到自己在为环保出力，尽公民责任、社会责任，才能让落实垃圾收费不用第三次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