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我们家有个很好的习惯——记录。
记任何东西，不光是大事记。
这好习惯是由我父亲发起的，然后，影响到了我们这些子女。
我有记忆的时候就知道父亲没有工作，我开始以为他是因为生病而不能工作的，后来才知道，父亲是原来旧政府的职员，还是盐业局的，他虽然是个会计，但大家对他还是讳莫如深，都说盐业局是有盐兵的，还有盐枪，好像我父亲会冷不丁地摸出一把枪来似的，其实他只会拿一支笔。
我们平时见他的时候不多，见到了都是这样一副景象：他坐在靠窗的桌前，光线画出了他的侧面剪影，他的头发像白丝线一样团着，鼻梁上是一条毛绒绒的镶边，他的肩部以下都掩藏在黑暗里，他的手也是在黑暗里，我们知道，他的手指上其实是夹着笔的，拨弄着算盘，接下来一定是记一下簿子。
如果说，我们要给父亲画一张速写，这一定是他最好的角度、最典型的样子。
旧政府的人，解放后一般都没有了工作。
我母亲是本来就没有工作的，旧时的女子，那真的叫作相夫教子，做好家务，然后把连珠炮一样的儿女一个个带大。
即便这样，清淡的日子还是可以过来的。
在政府的政策下，家里经租了一间房子，每月有八块钱收入。
可是后来，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了，父亲的“帽子”改了一个名称，叫伪政府职员，立马，一片让人窒息的阴影笼罩了我们这个家庭。
这之后，父亲就不能待在家里了。
他的身体也出现了状况，佝偻着背，话也没了，要说也说得很轻，像生了痨病那样子。
每天一早，他就自觉地站在院子门口，接受群众的监督；下午，他端了一张小凳，到居委会里自省。
而我母亲，也不敢再穿那些简易的旗袍了，改穿了斜襟的土布短衣，她本来连自己家里的活都干不完，现在会主动招呼那个“经租”在我们家里的住户，说谁的妈，我正好洗衣服呢，你要有洗的东西，拿来我一起洗掉吧。
若是没有人接应，她也会把人家放在屋外的鞋子拿来刷了刷，呵呵。
我们家还因此被抄查过。
那个时候，我们兄妹几个都集中在楼上住，楼下除了经租的那间，就只有灶房和柴仓，还有就是我父亲的卧室。
有一天，父亲卧室的地板被人挖开了，据他们说，下面应该会有“变天账”什么的，但他们只在下面找到了一些木屑、垃圾、废纸和零星的几个铜板。
木屑是防潮用的，垃圾和废纸是老鼠拖进来的，而铜板，听老人们讲，是起大屋时候的风俗，会在看不见的地方丢几个铜板，好像有那么点蓄暗财的寓意。
其实，我们发现父亲打算盘并且记账，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因为我们家的日子显得越来越艰难了，有一个笑话就是说我们家里的，说我们家尽管拮据，但旧格还是要打的，吃饭时还是四菜一汤，“咸菜炒豆瓣，豆瓣蒸咸菜，单单咸菜，单单豆瓣，再一个豆瓣咸菜汤”。
真是这样，就那么几个钱，要养着爆米花似的一大家子，所以，我父亲必须盘算着每一分钱的用途并清楚地记录在账。
在我们的想象里，父亲的账簿就是我们全家的秘密，它记录了我们家里的各种状况、历史变迁、像地脉一样绵延的经济，以及怎样的眷顾着我们，滋润着我们。
这么说起来，是不是我们家的生活很沉闷、很无趣，不是的，光是父亲的算盘，带给我们的乐趣就够我们享受的了。
其实我们早听人传说过，说父亲的算盘怎么的打得出神入化，也有说三四张算盘也打不过他的一张，那都是一些概念化的赞词，没有具体的形象。
于是，在非常好的时候，比如端午或者中秋，尤其在晚上，按理说我们家的餐桌上应该有比较丰富的菜肴，但我们没有，这样的时候，父亲就会拿出算盘，他的手一晃，算盘珠子就整齐地排到两边，然后他说，最近让你们吃苦了，打一个算盘给你们补补身子。
我们都没有觉得父亲这是在苦中作乐，反而我们都觉得这是额外的恩赐，我们都很高兴，好像父亲真的端上了一盆香喷喷的炖鸡……于是，父亲表演了左右开弓、蒙眼打、头顶花。
头顶花是父亲坐着，我们站在他身边围观，他把算盘架在头顶上，一只手轻轻地抚住，一只手在算盘上翩翩起舞。
我们根本看不出哪个手指是主哪个手指是辅，感觉都是主，又都是辅，像菊花一样肆意地绽放，像弹琴一样把算盘打出了音韵。
父亲还有绝活，就...我们的情绪已完全离开了饭桌，心里由佩服演变为敬重，因此，当父亲向我们提出“要做生活记录”的时候，我们一点也没有犹豫和为难，都答应了。
我们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习惯，父亲就是我们的榜样，他每天打算盘做记录，把生活中的经济记下来，同时也通过记录，保存和再现了我们的生活面目。
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的家景其实是没有什么好记的，但父亲还是一点一滴地记，细枝末节地记，以最小的数字来观照生活的背景、生活的进程。
这也给了我们一个印象，算盘和记录是连在一起的，是一件事。
我们虽然都不会算盘，但我们做记录也是一样的，我们记经济，也记经济观照下的生活，一个没有经济的生活肯定是相对比较简单的，但再简单的生活也一定和经济密切相关。
可以想象，我们记录了五年、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当我们都老去的时候，这又是多么可观的一座宝藏啊。
也因此，我们对父亲的记录就越发地觉得好奇和感兴趣了，他都记录了这么久了，我们的生活是怎样过来的？我们一个个又是怎样的一副面孔？我们相信，我们在父亲的账簿里都是非常清楚的。
我们家是个大家庭，我前面有三个哥哥，后面有一个妹妹，从这个阵势看，我们家在最初的那几年该是多么的富足和殷实，我闭着眼睛都可以想见，我父亲那时是多么的怡然自得，踌躇满志，疲态和衰败那是后来才有的事情。
在我们参加工作前，父亲对我们的记录是欢喜的，任劳任怨的，他满足地看着我们的成长，没有半点要回报的意思。
我们成人后就不一样了，他要求我们做记录，实际上是要我们懂得生活的馈赠，懂得自己在家庭中的义务，让我们关注家庭，进而去关爱家庭，这有点检验我们的意思。
这才是父亲的出发点，他撒了一张长长的网，在河道上，在水草中，他知道下面有鱼，他要看看有几条鱼会钻进他的网里，来告慰他的辛苦。
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因为我们家兄弟姐妹众多，我们的记录才有意义，我们的记录就像是在过秤一样，表现着我们的重量。
但我们也明白，我们的记录也是有差异的，最亲密的同胞，也会在私下里计较着经济，因为经济即是利益，也是态度，如果我们兄妹之间出现了别扭，那肯定是由最小的经济而引发的，这似乎是肯定的，概莫能外。
我不知道他们的记录是怎样完成的，是详记，还是略记？我们曾经约定，详记自己，略记家庭。
我们甚至说好，到一定的时候要拿出来晒一晒，看谁的记录最公正客观。
这当然是在我们两小无猜的时候，不是后来。
长大后，我们的心思都会复杂起来，尤其是有了家庭之后，都会出于各自的目的，把一些东西隐藏起来，或用一些假象来装扮自己。
我在想，大哥会记些什么呢？他在医院的药房工作，他会记自己每天过手的药片吗？二哥是跑运输的，他会记跑过的地名和沿途的标志吗？三哥是饭店的厨子，他会记过往的客人和他们的嗜好吗？妹妹在街办企业做装搭，她会记装搭的难度和完成的数量吗？而我，在一个鞋厂的门市部工作，我也不会记我们的营业额和多少退货。
也许，这都是我们要记的内容，但我觉得，我们应该记一些“大事”，只有大事，才能看出我们家庭的变化和我们人生的轨迹。
这应该是一个较好的发展时期，大政方针已定，秩序在逐渐地恢复，社会平和，生活有了生机，人心也是空前的解放，我们家庭的阴影也越来越淡化了，我们不用再为生计发愁了。
应该说，我的记录还是比较科学的，我不是散记，我是以记人的方式来提炼家庭的大事。
我选取的年份是在1980年之后，这个时候，我们兄妹都慢慢地出息了，我的记录也有了实质性的内容，这也使得记录更具挑战性，可以这么说，我的记录是底层的、芜杂的、琐碎的、通俗的，但确确实实是真实的。
有关大哥我大哥的工作是我父亲感动来的。
那时候工作不像现在这么难找，也没有学历要求，大哥到了应该参加工作的年龄，父亲就开始跑起来。
我看见他不止一次地拎着一个六斤塑料壶，里面装了黄灿灿的生啤，这可是当年最奢侈的东西。
他拎着这东西跑了不少人家，最后在街道主任那里得到了回应，就把我大哥安排到三医的药房去了。
我大哥在药房里当搬运工，搬那些各种各样的药材。
每天一早，大哥先去药库里领了药，再运到病区的药房，运到门诊的药房，有时候还要运到中药房。
三医的药房不大，我去过，就是很小的小间，四个窗口，三面是药架，中间是一张配药台，台上是大大小小的药瓶子。
那时候不像现在，药还是散配的，针几支，药几粒。
那些药剂师拿了方，站在配药台前配药，台上是几张小纸片，他们一手拿药瓶，一手拿勺子，把药一粒粒分在纸片上，然后折成五角形的小包。
我说这些的意思是，即便是三医这样的小药房，每天的工作量也是很大的，每天进进出出的药也是很多的。
大哥是我们家第一个参加工作的人，他每天回来都会说一些药房的事情，他说的较多的是一个女药剂师，说她手巧，掏药特别麻利，一只手拿瓶，那只拿勺子的手拧下瓶盖就藏在手窝里，配好药紧接着盖回去，又顺手包起药，都没有另外放手换手，一气呵成，比别人快很多。
大哥还会说，他们药库里有七八百种药，这些药剂师真有本事，都能记住药名，不仅能记住“商品名”，也都能记住“化学名”，比如“果导”就是酚肽片，强力宁就是“甘草酸单胺”。
我们听着这些，为药房的难度感叹、唏嘘。
大哥不愧为父亲的儿子，他心里具备了小心和细碎的基因，别看他每天只是送送药，从药库到药房，从药库到病房，除了卖力，他还特别地卖心。
他也偷偷地记药，记药名，记药数，还偷偷地补习药剂师的课程，当二哥三哥对生活都茫然没数的时候，大哥已经在计划他的“前程”了。
他通过送药摸出了药房的出药规律，掌握了存药的上限下限，到了下限就备药，不能让药出现空缺，到了上限就停送，没有让药堆积过剩。
这项本来由药库做的工作，大哥早已经在做了。
这时候，他的药剂师补习也一门门过了关，他本来只是高中肄业，但这项工作激励了他，他钻了进去。
当有一天药库主任要退休，医院要找一个接班人时，早有准备的大哥就被选中了。
那时候，大哥也会拿工资回家，这是规矩，虽然父亲没要求要拿多少，但拿是一种态度，是子女的义务，是对家庭的契约。
后来，大哥说自己要买块表，要买辆车，父亲知道，那都是工作的需要，是儿子步入社会的样子，父亲说，你自己留着点，家里没事。
表是当时的“宝石花”，四十块钱一只，车是永久12型，一百多一点，那也是需要耐心和时间去积攒的。
这样的时候，大哥也很懂事，他会从药房悄悄地捎些药回来，来填补他少交工资的“差额”。
大哥经常拿回家的药是四环素和土霉素，还有食母生。
那段时间，这成了我们家里必备的药品，有什么炎症都拿出来吃几粒。
我知道大哥的药是匀出来的，以他的精明和计算，他才不会去买呢。
有一次他曾经说漏了嘴，说这些药都是大瓶装的，四环素和土霉素是一千粒一瓶，食母生还是五千粒一袋，大装的一般都有余地，再利用报耗，什么破粒啊，什么掉地上了啊，余地则更大。
而食母生，微甜，香喷喷的，我们都是拿来当零食吃的，那是当时助消化的首选药，我们越吃越饿。
父亲曾开玩笑说，怪不得近来粮食都算不住了。
这本来也是无可厚非的事，只是大哥要以药入账，以药顶工资，这我们就有点微词了。
大哥真正抠门起来是在谈恋爱之后，对象就是大哥说的那个心灵手巧的药剂师。
她不知是怎么看上我大哥的，是欣赏大哥的小心和细碎？在我的印象里，药房的人都是锱铢必较的，都是小气鬼，他们两个在一起，那真是小气的平方了。
她其实是看不起大哥的，老取笑他的“学历”，说那是冒牌货，好像自己的药剂师很了不起似的。
她第一次来我们家就流露出趾高气扬的样子，她穿了双坡跟护士鞋，那是当时最流行的时髦鞋，因为穿了这鞋，她觉得自己的身材也好看了，屁股很翘，胸脯也很挺，其实我知道，她那胸脯其实是海绵乳罩戴的，那种圆鼓鼓的东西一直绵延到腋下，不假才怪呢。
她那天还发了大脾气，第一天来我家就沉不住气，可见是多么的不圆通。
说起来很可笑，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事，甚至都不是什么小事。
隔壁一小孩在院子里玩纸飞机，就是那种纸折的小玩艺，小孩把纸飞机飞呀飞，笑声伴随着它在半空的飞翔，有一下，它兜了半圈突然转了过来，正好撞在那个海绵乳罩上。
这一撞会很重吗？不会，会很痛吗？不可能，甚至都不好说有没有感觉。
但那天我大哥的女朋友很在意她的胸脯，她觉得小孩是故意的，她觉得自己被小孩猥亵了，她骂小孩小流氓，骂他有娘生无娘教，她歇斯底里的表现当场把那个小孩吓哭了，把我们也弄得非常费解。
我父亲曾私下里对大哥说，这个人一般，没有爱心。
但大哥那时候滚烫滚烫的，听不进去。
大哥对工作更加得心应手了，他也有了一点点小权力。
药库当时是一个主任，三个副手，一个管采购，一个管制剂，一个管配方。
管配方实际上就是管药房；管制剂就是管生产，当时医院也自己做一些简单的药，搽皮肤的、滴鼻子的、洗屁股的；管采购的就是去外面进药，我大哥就干这个。
可想而知，有交易就会有猫腻，就会有收益，大哥的生活等于是灌进了一股活水，滋润自不必说。
那时候，靠二级站一点点往下拨药的“坚冰”已有点破了，市场也有了一点点松动，医院可以尝试着接触一些药厂，医院有砍价的主动权了。
听大哥说，最早来我们这里打市场的是福建的一个厂家，每次过来都会请大哥吃上一顿，就是吃顿饭也是开放，大哥也很高兴。
后来慢慢发展到塞钱，塞一百两百，开始也是惊魂未定，因为是新鲜事物，都没有碰过，慢慢地也接得顺手了，坦然了。
再后来，福建的厂家邀请大哥去那边参观，大哥回来说，这是他第一次出门，其实也很辛苦，路上就走了七天，很多地方还没有正规的公路，像开垦一样劈荆斩棘，吐得一塌糊涂。
回来带了许多福建特产，木耳和蘑菇，先是偷偷拿两包给那个药剂师，然后再拿回家，当然也不会忘了叫父亲记上一笔。
那时候，厂家推销药品也动了不少脑筋，抓住了物质缺乏的特点，药品不再是瓶装的袋装的，而改为“百货装”。
有玻璃杯装的，有热水瓶装的，有饼干盒装的，还有小皮箱装的，都是可重新利用的日用品。
我开长途的二哥放在驾驶室上面的皮箱，就是我大哥给的。
但大哥喜欢装愣，明明是药里拆出来的，却说是向朋友讨的，明明可以做一个顺水人情的，却流露出恩赐一样的心迹。
我们都觉得大哥以前不是这样的，自从到了药房就变得计较了，有了女朋友之后就更是这样了。
大哥把这些东西积攒起来，作为笼络人心的一种手段。
那时候物资匮乏，所以大哥的这点小恩小惠也是很有用的。
拿个饼干盒给人家，说，给你家放票证。
那时候票证多啊，这东西非常实用。
送个带盖的玻璃杯，说，保温的。
保温可是个时髦的档次，一般人没有享用过。
当然，他也会拿个热水瓶放在家里，家里的热水瓶实在是太旧了，都快散架了，母亲念叨了很久了，就是舍不得买。
那时候医院里有一句话，叫“要茶杯问大哥”，其实不仅仅是茶杯，还包括其他，这说明大哥在医院里是多么吃香，求的人很多。
院长对这件事是开只眼闭只眼，只说，药不要给我断了就可。
也就是说，小便宜，无伤大雅，也无伤大局。
有了这些铺垫，到了大哥临时工转正的时候，就起作用了，基本上就是异口同声，说他心细，说他门把得牢，做药房就需要这样的素质。
这是大哥的大事。
当然，我知道，大哥的大事成功，得益于院长交付的两件事。
一件是院长的一个亲戚得了肺痨，捱着捱着又成结核了，需要大量的链霉素。
那时候，抗生素奇缺，奇缺有两个原因，一是靠粮食做的，粮食紧，吃都不够，做药就缓一缓了；二是上级站下来的药本来就少，到了我们这里才五百件，大医院分到两件，小医院半件也分不到，这些药要用上一年，不紧才怪呢。
院长问大哥有没有办法，你是搞药的，去外面调剂一下。
大哥说，那我跑上海中央站试试。
院长马上就同意了，还答应派救护车专送。
到上海站搞药，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实际上要花些心思。
要准备很多东西，送站上的人，还要送库里的人。
上海人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送的，他们有自己固有的最爱，黄灿灿的柑橘、过滤嘴箭牌香烟和香喷喷的菜籽油。
这是个盛夏时节，柑橘才乒乓那么大，其他两样东西还可以试试。
菜籽油要去三牌坊，那里有许多油店，那时候菜油凭票，大哥没有票，就只能一家家一点点地凑过来。
箭牌烟要去洋头下，那是个地下烟市，但箭牌烟是走私烟，更加稀罕了，也没有整条整卖的，也要一包包凑起来。
搞到了油和烟，大哥坐上医院的救护车出发了，他们走的是青田那边的道，那是我们通往外界的唯一一条路，要在山上转上一天，那是真正的盘山路，山头一个接着一个，每个山头都像“蚊香”一样。
到了上海，先要找下澡堂，那是晚上睡觉的地方，时间紧任务重，临时到上海的都是这样草草对付，不可能去北京路那边排队登记。
直到后来和上海站的头头弄熟了，事先打好招呼，他们会在九江路附近的遵义旅馆给你挂上号，才稍稍的安生一点。
那天的上海之行还算顺利，链霉素如愿拿到，上海人对菜籽油和箭牌烟还是青睐的，买账的。
只是回来的时候，他们的救护车在青田山上抛了锚，从下午到晚上，他们左等右等才等到一辆大货把他们拖了下来。
回来后，大哥的脸上都是肿的，眼睛都差点被封住了。
父亲诧异地问，你出去和人打架了？大哥说，不，是在山上被蚊子叮的。
第二件事是院长的儿子结婚，想在洞房里搞一台彩电，当时还没有彩电，连黑白的也不是太普及，这个奢侈的想法也只有院长这样的高官才会提。
他对大哥说，听说霞关那边的避风港有走私彩电，你能不能去走一趟？大哥心领神会。
他联系了福建的药厂，让他们帮忙试试，他们锁定的彩电叫“奥丽安”。
当时，索尼、松下、东芝都还没有听到，奥丽安也是散装的，算是很好了。
后来日本有部电影叫《阿西们的街》，那条街就有居民在搭彩电，里面就有奥丽安。
我完全可以想象大哥跑到霞关是什么样的情形，他和福建的朋友在半道上会合，匆忙直奔霞关避风港。
他们在一艘艘走私船上穿梭，这里有苍南船也有台湾船，那些船里有歌带、自动伞、乔其纱、三狮手表、8080录音机，这些他们都不要，他们只要奥丽安。
他们的裤脚被海水泡湿了，他们的身上都是鱼腥味，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搞到的奥丽安有变电柜那么大，嘎嘎。
彩电弄到了，运回来是个问题，因为是走私货，路上查得很严，一旦查到就百分之百没收。
这些大哥都想到了，他事先在福建药厂进了货，奥丽安掩埋在车上，一车的药作为伪装，一路蒙混过关。
霞关到我们这里，最大的关卡是飞云渡口，滔滔江水漫漫路，头上的太阳明晃晃，江边，汽车已排起了长蛇阵，但渡轮仍旧没有脾气似的慢悠悠的。
大哥硬着头皮上去交涉，说医院等着用药，说什么什么药不能暴晒，还真的给他说通了，奥丽安也安全准时地运了回来。
这两件事，都有点战争年代过封锁线似的惊险，但最后都被大哥化险为夷了，深得院长的赞赏。
前面说过，大哥是真正继承了父亲的衣钵，心细，会计算，尤其是讨了药剂师老婆后，似乎把调控药品剂量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发挥到生活里来了。
他常说，他是家里的老大，要支撑起这个家，但我们并不这样觉得，都说他说得好听。
有关我我开始的时候是在洪殿的一个小厂上班，大名叫竹制品厂，是为了外出接业务用的，平时我们都叫它竹筷，因为它就是削筷子的。
厂很远，离家有五公里，五公里现在车子一滑就到了，但那时候要靠脚硬走，要走一个多小时。
从家里出来路上还算轻松，因为路边都是景致，一个菜市场，一个公园，一条护城河，河边有许多摆摊的，卖跌打膏的，卖冬虫夏草的，补缸补脸盆的，一路看过去，路很快就退到身后了。
过了护城河，是一条城永公路，这就难走了，因为已走入了郊区，两边都是农田，还有些不知名的零星小厂，路上也极其冷清，除了去下面上班的人，还有箭一样一闪而过的狗。
城永公路也是有公交车的，是9路车，到底的地方是永强，但不是正常的有，有时候等我走到厂里了，也没见着一辆车过来；有时候走到一半，车来了，接下来还有路的人就拼命地跑起来，追上车跳上乘几站，省一点点脚力。
因为这个情况，路上就应运而生了另外一种交通工具——手扶拖拉机。
手扶拖拉车都是农民开的，原先可能在田里耕作，运东西，农闲的时候，就窜到公路上运人赚钱。
远远地听见轰隆隆的山响，一团浓烟滚滚而来，近了才看清是手扶拖拉机。
我没有乘过手扶拖拉机，因为这东西太冲了，感觉上不稳当，常常会想，这东西要是开着开着突然散了架，轮子车头到处乱飞，那会是怎样的一幅场景呢？乘手扶拖拉机的人，大多是乡下的农民，去城里办事的，或从城里办完事回家的。
偶尔也会有附近厂里上班的工人，他们都是扒车的，像过去铁道游击队的老洪他们，因为手扶拖拉机没有沿途停靠的任务。
扒车很有技术，跳车就更有技术，我曾经目睹过一个人跳车时技术不当摔了个嘴啃泥的惨状。
当然，扒车的大都是胆大的，而胆大的一般也都是灵巧的，见拖拉机过来，开始助跑，跑得比拖拉机还要快，然后抓住车，然后快速地跟跑，然后用力地一收缩，身体就随着车子上去了。
下车也是这样，不能简单地往下跳，也是抓住车伸着腿快跑，然后慢慢地松手，身子才能稳稳地踏到地上，不至于被强大的惯性带倒。
我一般都是走路，从来也没有想过有什么办法能比走路更轻松一点，除非是正好候上了公交车。
七点半上班，我六点一刻就出来了，路上很充分。
但是有一天，情况发生了变化，我在走路的时候，听见有个人叫着我，他叫的是我的全名，不像很熟的人那样只叫名没叫姓。
我不由地回头观望，看见了身后一辆拖拉机正向我靠近，然后停在了我的身边，从上面跳下来一个人，是我们厂的光华佬，这是个通俗又民间的叫法，不知道他真名叫什么，但我们厂的人都叫他光华佬。
他走到我面前，叫我也上拖拉机。
拖拉机后面的斗里已站了许多人，驾驶座上已有司机和另外一个人，光华佬叫另外那个人到后面去，那个人不愿意，光华佬就做出要揍他的意思，挥了一下拳，那个人就跳下车乖乖地到后面去了。
我说我走走很快的哪。
他说有车就顺便坐一下嘛。
我说，这种车我有点不敢坐。
他说，没关系，我叫他开慢点就是。
我被时间催促着，实在也是没有什么理由再拒绝，就在众目睽睽之下上来了。
我坐在车头的右边，手拼命地抓住车身，中间是司机，左边是光华佬，我们在浓烟和震耳欲聋的声音中前行，身子被震得像失去了知觉。
偶尔，我也会斜眼看看身边的司机，他紧张得一动不动，全神贯注，好像生怕把车子开翻了似的。
他的脸被烟熏得墨黑墨黑，鼻孔下还黑得发亮，他的头发被风吹得很杂乱，像一堆茅草。
我们到了厂门口，手扶拖拉机慢慢地停下，停得很轻很稳，我知道这都是因为我在车上的缘故，都是光华佬特地交待的，要是只有他们，拖拉机就只用稍慢一点，滑行依旧，等他们都骨碌碌地跳下车，吆喝一声走了，拖拉机又会顺势地加快起来。
这一天的坐车经历让我有意注意了一下光华佬，平时在厂里也听说过这个人，知道他像半个头头，知道小青年都怕他，因为他看似很有蛮力的样子。
后来还知道，他在这条路上有些名气，他上班几乎不用走路，那些汽车也好，拖拉机也好，见了他都会停下来捎他一段。
他要是去下面的农民院子里听词，中间会有人站起来给他让座，边上会有人给他甩烟。
再后来，也不知怎么的，我被分到了他的手下干活。
也许是他授意的，坚持的，我当然也没有理由反对。
我们成了一个组，算是一对搭档。
我们不是削筷子吗，他先把竹爿切成筷子长度，再把竹爿开成筷子的粗胚，再由我把它削成筷子模样。
说实话，我没有想过我会和他发生什么关系，不就是上班吗？这太正常不过了。
我也没仔细想过这个人，无论他有什么故事，都和我无关。
但他显然是有想法的，他会专挑老的干的竹爿切，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下一步削起来轻松一点。
还有，我发现，这条路上的手扶拖拉机准时了，以前好像是没有规律的，现在似乎是有了那么点规律，总是在那个时间点上，在我踏入了这条公路的一会儿，或在锁厂的位置或在水泥厂的位置，总会有一辆手扶拖拉机轰隆隆地赶了上来，忽然就看见了车头上坐着的光华佬，然后我就被他邀上车，载走了。
我当时的工种叫“新招工”，工资二十六块，外加二块五米贴。
我家里那时候仍旧拮据，拮据体现在家里为我准备的中餐上，两把米放在饭盒里，一个鸡蛋放在茶杯上，中饭就是半盒饭加一杯水蛋。
因此，我每月会把二十六块交给父亲，那二块五的米贴则留给自己真正饿肚子的时候吃点心用。
在我们这个厂上面两百米的地方就是所谓的洪殿，此时洪殿早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供销社，买各种各样的日用品，供销社门口则有一个三个妇女一起经营的面摊，有时候，我会到这个摊上吃碗面，一般都是在下班之前的这段时间。
这种给家里交工资的规矩我坚持了好久，只是在后来，临近我结婚的时候，我才和父亲说，我想要自己留点钱，办点嫁妆，我交一半工资行不行？我父亲说，工资你留着，你把米贴给家里吧。
对于光华佬有意地安排我乘车，开始的时候我没有多想，我把它当作工友间的帮助。
后来我想过这问题了，这时候，我和他已经是一个工种了，我心里也是坦然的，我就想，我抽空也帮他干点事，不就扯平了吗？干些什么事呢？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可干的，也只是中午蒸饭的时候帮他洗洗米，饭后，洗洗他的饭盒，仅此而已。
我们工厂的后面是一条小河，正对着工厂的是一个埠头，除了洗米，我们洗其他东西也都在这条河里，洗衣、洗碗、洗脸、洗手，包括有些工友游泳。
后来有人告诉我，说我洗碗的时候，有个男工都会过来游泳，在我面前游来游去，游自由泳，游狗爬式，有时候还扎猛子摸螺蛳给我看，甚至到埠头的高处跳水，跳的是“燕子飞”，落水时却故意落成了“板门”，就是为了逗我一笑。
工友中很快就传起了闲话，说这个人喜欢我，其实我连他是谁都不知道。
再后来，听说光华佬把那个人按在墙角里教训了一顿。
之后，这种故意在我面前表现的事情就没有了。
我在竹筷只待了一年，第二年，大概我父亲感觉我辛苦，就给我换了一份工作，我就这样离开了洪殿。
竹筷，我确实也没有什么可留恋的，那只是我的第一份工作，我没有想过这会是我永远的工作，所以也没有什么可惜的。
我也没在意光华佬，他也只是我碰到的无数人当中的又一个，他如果为我做了什么，我想别人要是有条件的，也一定会去做的。
我后来的工作跟竹筷一点也不搭界，是做皮鞋的，我在厂里做保管，保管做鞋的一切东西，浆糊、胶水、鞋钉、鞋带，说白了就是鞋杂，大的材料还有另外的仓库。
我每天和这些打交道，熟悉这些东西，做它的明细账目，几乎“足不出户”。
可是，我却在后来的一年里，两次碰到了光华佬，每一次都是非常地偶然。
一次是我们市里开公判大会，地点在人民广场，为了制造声势和效果，市里要求每个局都要带队伍去，局里又把名额派到了下面单位，我也就去了。
我们这个厂隶属于“一轻局”，一轻局下面还有很多单位，纺织的、酿造的等等。
那天的人民广场人也特别多，简直就是人山人海，公判的人也很多，枪毙了好几个，我们听着这些审判是既兴奋又疲倦。
有一下，我要上厕所，就从队伍里往后挤。
厕所在后面墙角的位置，估计也是人满为患。
我挤着挤着，大概是挤到了“二轻”的方阵，突然感觉到有人碰了一下我的手，我定神一看，原来是光华佬。
这个太意外了，我一点也没有想到会在这里碰到他。
我原来上班的竹筷在市区的东边，我现在的鞋厂在市区的西边，如果不是刻意地守候，我们碰上的概率是很小很小的，但我们却在一次公判大会上碰到了。
我不知说什么好，他却快速地说了句什么话，好像是说你怎么不说一声就走了呢，你去哪里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啊？我看了他一眼，他也被自己的话弄得极不自然。
我没去接话，这样热闹的场合，以及我们模糊的关系，站下来说话都是不合时宜的，我慌忙地就离开了。
还有一次，我们工友一拨人相约了去茶院寺玩，茶院寺不是什么有名的风景点，就是一个小寺院，主要是有一个工友住在那里隔壁，地点在近郊的丽田。
当时大家都没有远足或郊游的习惯，要不是那工友相邀去她家玩，谁会想到去茶院寺那边啊。
我们的日程很简单，早上八点出发，走山前街南塘河边的小路，步行两小时，先到茶院寺玩一下，然后去工友家“凑份吃”，为什么要去她家凑份吃呢，是因为她老公每天都会去钓鲫鱼，我们去她家吃他老公的葱烧鲫鱼，就是这样。
但在去茶院寺的路上，居然也碰到了光华佬。
他骑了个自行车，大概是早就看见我了，车咕的一声刹在我身边，吓了我一跳。
他问我到哪里去，要不要载几步。
我说，我们一拨人去工友家玩。
他噢了一下，说，我去丽田钓鱼。
我这才注意到他一身的钓鱼“装扮”，拖鞋、短裤、长袖衬衫、草帽，草帽还是定做的，边上围了一圈毛巾，是防止太阳晒了脖子。
我还看见他车前挂了一个鱼篓，是自己做的半是铁筒半是丝网的那种。
因为有工友在场，我们就这么说了一下，走了。
我后来想，我们怎么会如此偶然地碰到啊？像南塘这条路，如果不是去工友家吃鲫鱼，也许我一辈子都不会去的，难道这里面有什么暗示？也就这么一想，后来就没有再想了。
但光华佬肯定是有想的，也许他一直在想，只是那时候找不到理由，无从下手。
后来他告诉我，他一直在打听我的下落，都没有音信。
后来有人跟他说，那个女的，在康乐坊一带的门市部工作，他就马上去找了。
他找我的情景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时候，我已经从仓库调到了门市部，领导说我的脑子清，对钱敏感，原来那营业员老是出错，就让我把她替换了。
有一天，我在门市部，我和另外一个营业员正在做盘存，我们不是月末盘存，盘存是为了及时调整鞋样和码数。
那个营业员突然悄悄地告诉我，说门口有个人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已经很久了。
门市部看似对外开放，其实我们都是不看外面的，我们的注意力就在自己的小空间里，看外面会把眼睛看花的。
她这么一说，我就看了看外面，就看见了光华佬。
我感觉自己的脸“腾”地一下就烫了。
我犹豫了一下，觉得这样犹豫着也不是办法，就出去了。
我们就在路边讲了几句话，我说，你不要到这里来，让人看见了不好。
他说，噢，知道了，我就来看看你。
被他知道了我的地方，我就逃不掉了。
我知道这个人，他会做出很多事情来。
开始的时候，他总往店里给我写信，也没有写什么内容，就是问个好，或说见个面怎么样。
我基本上都是不理他，我觉得还没到必须要回复他的程度。
有时候甚至就是一封空信，和我有关的就是这个地址和我的名字，似乎他寄信就是为了告诉我，他在时刻地盯着我。
他的信一般是一周一封，好像是为了让我记住，他都选择在星期一，因为星期一我一般都在店里，我能够在第一时间收到信。
这样的话，他的信就非常地花功夫，不仅花写的功夫，还要花寄的功夫，他要在星期六下午四点之前把信投进邮筒，星期天邮局分拣，星期一上午送出。
这件事一旦成了规律，无形中也成了我的期待了，到了后来，我也似乎在等他的信息了，他在这个城市的信息，他在做什么的信息。
对于我和光华佬的接触，我家里并不很赞成，父亲就说他没有正式工作，说在竹筷这样的工厂根本当不了饭吃。
这个我倒是没想过，我对一些事物的发展一直就没有想到很远，比如我和他在一起的结果，我们会生活得怎么样。
但对于他的能力，我从来也没有怀疑过，他是那种在任何恶劣的条件下都能够从容活着的人，他如果有决心做什么，就一定能做得很好很好。
我父亲不以为然，说，话不要说得太早。
我当然也没想马上说服父亲，我讲了一个细节给他听，想听听他的判断。
我告诉父亲光华佬寄信这件事：他不是每个星期六要写信寄信吗？有时候他被事情给缠住了，星期六来不及了，他只好自己送。
他会把这封信设计一番，贴上用过的邮票，再画一个假邮戳，捱到星期一，他就装扮成邮递员的样子，骑着车，飞快地从我店门口经过，喊一声信，就把信丢进了我的柜台。
我对父亲说，这是我后来偶然知道的，知道后我就找出前面的那些信看，还真有几封是这样的，画得虽不怎么精细，但不注意看还真看不出来。
父亲沉凝片刻，说，莽人要是细起来，不得了。
后来，还发生了一件事，更加速和巩固了我对他的看法。
有一天他找到我，说有东西要给我看。
我以为他有什么东西要送给我。
他要我转过身，闭上眼。
那是深秋，还没到冬天的时候，我听到了几下窸窸窣窣的声音，我就转过身来。
我看见他正在脱衣服的一只袖子，显得很艰难的样子，然后就露出了他的胳膊。
我马上看见了他手臂上的一团血红。
他告诉我，这是你的名字，我把它刻在了手臂上。
我仔细看了看那处血红，的确是我的名字，虽然不很清晰，但还是能看得出来，红肿还没有退尽，刀痕已开始结痂，看出来他刻得很深，一笔一画都刻得有力。
他又说，我现在才知道人的皮也是很厚的，起码有一毫米厚，一刀刻不进去，要好几刀才能够刻透。
我赶紧打断他的话，他的话听起来有点不洁，叫人毛骨悚然。
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呀？我感觉自己的话里都有哭腔了。
他又说，我就是要你答应我，你如果还需要我做什么，我就会做给你看。
我说，我不知道不知道。
这事有点荒唐，但我得承认，它似乎有点力量。
这年冬天，我们就结婚了。
我们结婚的时候，正好在移风易俗，限制婚宴，最多只允许摆三桌，不让摆也好，省得我们开销。
我前面说过，我给家里的钱不多，都是意思意思的，对家里没有什么贡献。
因此，当父母说，酒席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时，我一点也没有意见，我觉得心里挺虚的。
酒席在家里的院子里办，院子里一桌，其余两桌摆在隔壁的邻居家。
那天的院子里搭了雨棚，燃了大炉，桌椅盘碗都是厨师带来的。
本来，有钱赚厨师应该是高兴才对，但厨师一直在絮絮叨叨，欠多还少的样子，原因很简单，我父母采购的原料太差了，太省了，简直就是浙江省，浙江就是他最省，这妨碍了厨师的手艺，也影响了菜肴的品相。
比如冷盘中有一样“炸羊尾”，本来是用上好的三层肉，切成条，调了味，用淀粉一裹，轻炸捞起。
但母亲舍不得买肉，说冷盘没有人在意，做做样子即可。
厨师是亲戚，也没办法，便使了偷梁换柱的办法，用冬瓜切成条，淀粉一滚，炸硬后再裹上白糖，样子像“羊尾”，但其实是冬瓜，档次差一大截。
还有皮蛋批花，好的皮蛋能批出漂亮硬挺的花，但好皮蛋价高，母亲就买了差的顶替，差的皮蛋都是腌坏了的“云黄胎”，里面容易流黄，挺不住。
厨师也是想了办法，先放锅子里蒸熟，想把蛋黄凝固住了再批。
记得当时我也在看厨师批花，蒸了的皮蛋还是不成形，厨师边批边怨，说一世人就这么一次，要省也不能在这里省。
母亲则说，是不是你没有蒸熟啊，所以凝不住。
厨师说，废话，皮蛋本来就不是蒸的，好的皮蛋不蒸也是铁硬的。
想想也是，我们听了都很不好意思。
结婚的晚上，闹了洞房之后，就我和光华佬坐着。
我们不知道怎么做好，谁应该主动表示。
后来还是光华佬先开了口，说，你想的我好苦啊，你以前都到哪里去了，你为什么不早点出现啊。
我没有想到光华佬会说出这样的话，粗人说软话，会让人特别的心酸，我的身子一下子就不行了，就被他抱住了。
我们婚后的生活很好，光华佬从竹筷出来了，做竹筷有多少利润呢，前途一眼就能明白，迟早会散的。
光华佬不怕没工作，就怕没自由。
他开始跑上海，那时去上海只有一条海船，三天一班。
他去上海“一百”排队买香烟，去华侨商店排脸盆、玻璃杯、热水瓶，去手表厂门口排石英表，去豫园城皇庙挤针织尼龙，这些东西带回来再加价卖给别人，比工资好几十倍。
他还去上海带过公事桌上的玻璃板，是一个朋友结婚用的，我都可以想象把一块玻璃板从上海背到家里是怎样的辛苦，也只有光华佬能够做这样的事，要做这样的事。
光华佬从浦东厂里买来玻璃板，先乘公交车回到旅馆，再把玻璃板背到回家的船上，一天一夜，他寸步不离地守着玻璃板，直至运到。
别的东西摔坏了还可以用用，就是玻璃板碎了“颗粒无收”。
因此，背到家里的玻璃板，价格就都由他说了算了。
现在我要说说我的大事了。
我原来就有便秘的毛病，后来就更加困难了，到上海一查，已经是肠癌晚期了。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都没有想到这个字，其实我前面也试过很多偏方的，洋葱泡酒、冷水拌蜂蜜、每天吃两个苹果等等，我以为这样搞搞大便就会通起来，通起来就没事了，哪里会想到会出现那么大的事情。
在上海人民医院，医生要我马上做手术。
我们出来前，家里人都送了钱，在医院的大哥两百，开饭店的三哥二百二十，在内蒙的二哥打来电话，说他现在暂时还回不来，但你记上我的一千块，我很快会寄过来的。
父母没有钱，他们只有担心和无奈。
光华佬说没事的，你不用惦记钱，我们该用的钱一分也不会少。
他把手头的事全部撂下来，说钱还赚得完的，但人只有一个。
这话是他说的，他是会说出这样的话的，乍一听不吉利，却是句大实话。
他也去凑了一些钱，他去了木杓巷一带，那边有许多小店，卖烟的、卖墙纸的、卖拉手的、割不锈钢的，都是他的朋友，他就挨家挨户凑钱，说我老婆到上海做手术了，大家支持一下，算你们送的人情。
那些朋友都没有二话，连问也没有问，拉开桌子的抽屉说，你自己拿，大的拿去，小的留给我当找钱就行。
光华佬就自己看着拿，八百的拿六百，两千的拿一千，像收租一样，一下子就凑到了五六千块。
人民医院是个老医院，好像在很偏的五角场那边，我们从十六铺这里坐车过去，越开人越少，越开越冷清，听人说，卷烟厂、自来水厂、传染病院都在那里，都是些又吵又忌讳的单位。
我们住在住院部的六楼，这好像是专门为外地人准备的，楼道上撞来撞去的都是些忙乱而焦急的外地人，都是来做手术的，都是非做不可才到这里来的。
因为都是外地人，这里的情形就很乱，楼上也没有管理，病房里的东西都摆到了外边，过道上乱七八糟的，像个贫民窟。
光华佬都在医院里陪着我，没事也陪着我，他好像知道我日子不多似的，还在病房里摆了个煤油炉，给我烧东西吃，其实我已经吃不下了。
因为是全麻，我做了手术后又昏睡了两天，他一眼都没眨，都守着我，看着我打针，来回叫医生护士。
这是他的性格，他是那种一旦摊上了就很认命的人，有了这种心理，他做起事来就比较踏实。
他还做了长期的打算，在医院附近旅馆开了间房，偶尔在那边睡一下，洗个澡。
离开医院的时候装了一包东西回去，都是些要洗的衣裤。
从旅馆回来也提了一大包东西，都是些草纸啊毛巾啊。
他出现在走廊上时，看见的人都会说，像电影里演的那样。
我知道他们说的什么意思，是说不是在生活中常见的，又生活又艺术。
我旁边床铺上的病人也和我年龄相仿，也是一样的手术。
他老公很会问，医生护士一走动他就问，我老婆肠子怎么样？她的肠子会好吗？看似问得焦急，实际上心里多有不愿、不甘、嫌烦、嫌累。
光华佬这点很好，就像毛主席说的，即来之则安之，一副打持久战的样子，让人觉得特别安心。
谁愿意病啊，病是多么的无奈啊。
我很感激光华佬的说话，每次医生护士来，他也是很急切地问，我们的肠子好点了吗？我们的肠子接下来怎样啊？我们的肠子以后没问题吧？每一次他都是说“我们的肠子”“我们的肠子”，这让病床上的我既难受又甜蜜。
肠子是我的肠子，肠子长在我肚子里，但肠子又连接着他，现在成了我们俩人的肠子，我们都在为肠子做艰苦卓绝的斗争。
但我的大事没有结局，我顶不过这个手术，我们打不过厉害的肠子。
我在死之前和光华佬说，我没有为他生一个孩子是个遗憾。
光华佬说现在不说这个。
我又说，我有个事想求你帮忙，你能答应吗？他说，你说。
我说，我家景不好，父母辛苦了一辈子，你能不能帮我付十年的工资，算我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
光华佬说，闲话一句，我会付二十年。
有关二哥二哥的血型是AB型，他和我们一般人不一样。
我后来听人说，AB型的人，有可能有蒙古人的基因，这不是废话吗？怎么可能呢！也有人说，AB型的人，性格里有乖张乖戾的一面，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不过，二哥的性格有点内向倒是真的，假如内向到了极至，做出颠覆性的事情来，也许就是乖张乖戾了。
我还是从他参加工作那时说起吧。
他的工作以及他后来的职业确实有点传奇。
他先是在居委会里当搬运工，据说街道里其他工作都有人抢，就是这个工作没人要。
但二哥有力气，两百斤一袋的大米，他可以一下抡在肩上，抬起脚就走，所以，这也是后来大家说他像蒙古人的原因，南方人一般小巧、柔弱，但二哥和其他兄弟不一样，生得粗大、孔武。
他在街道的运输社里拉单吨车，就是那种大轮的板车，这种车一般都是拉重载东西的，要么机器，要么石块，就是拉水果也要四边加了板，满载了才过瘾。
那时候，大家都叫他驾驶员，虽然有戏谑的成分，但在那个年代，有辆板车拉拉，能顺便帮家里大旱时运运水，过年时运运煤，确实也有点驾驶员的意思。
有一段时间，二哥被借用到了酒厂扛大米，酒厂有很多大米仓库，翻仓是经常要做的事情，不翻仓，下面的大米容易发潮，不翻仓，陈米容易落在角落里，这件事最适合二哥去干。
二哥有一句听起来很傻很傻的话——力气，就像是井底的暗泉，你不叫它来，它自己也会来的。
还有一句——就是力气不用本钱，睡一觉它就来了。
所以，酒厂的领导很喜欢他，半年后，其他借去的搬运工都吃不消了，被陆续辞退了，就是二哥还留在那里。
二哥不怕用力，也喜欢用力，也喜欢吃那里的米饭。
酒厂有的是米，酒厂的米都是最好的米。
我们在家里都是吃最便宜的早白米，搭番薯丝，搭玉米粉，二哥在酒厂吃的都是“龙香”和“血糯”，一种透明的长条大米，且都是没有下水的，用蒸气直接把它吹熟，晶莹饱满，放了酒粬直接可以做酒，难怪二哥说吃了不饿。
后来有一次刮台风，厂区靠河边的仓库有进水的危险，正好那天是二哥当班，厂长说，一仓库的米，把它架高一下，算两班工资，干不干？二哥说，干。
那天晚上，在台风到来之前，二哥一个人把仓库加高了垛，把三百袋的大米重新垒了一遍。
二哥那时候工资也算比较高的，三十六块一月，经常还有类似的加班费，加上他在酒厂吃得饱，吃得好，以他的性格，他都是把工资如数交给父亲的。
父亲一般都会还给他六块钱，说，你下午是需要接力的。
还会说，你放心，钱我替你攒着，到时候给你做家私。
父亲说的接力，是指中饭和晚饭之间的点心；家私就是家具，在当时，似乎有了家私，成家就有了先决条件。
我知道二哥是不怎么吃接力的，但他喜欢喝点生啤。
他告诉我，他喜欢生啤滚下喉咙时的那种奔腾的感觉，那真是一种欢快的唱歌一样的感觉。
每天下午，要是二哥拉着单吨车经过酒家门口，他一定会停下来，会毫不犹豫地走向大堂，这个时候，酒家大堂里的第一桶生啤也刚刚运到，一米大的木桶，盛着满满的翻着白花泡沫的生啤，气还很足，旁边的方桌上是一摞的粗碗，二哥径直来到桶边，丢两毛钱在方桌上，服务员就取了大碗满满地舀了一碗，二哥仰脖子咕咙咙地就灌了下去。
他不是用这种爽快来削减自己的疲劳，而是喜欢这种简洁、刺激的劲道。
在酒厂的借用居然还带出了一件好事情。
酒厂要买一辆汽车来运大米，当时酒厂还买不起新车，只是想改善厂里的运输条件，就到长运公司回了一辆二手车，是那种老式的两吨半的跃进牌，看起来有点像本地的一种鱼——大头子梅。
从厂长的角度讲，他要选一个既有力气搬运又有头脑开车的人作为司机，关键还要积极肯干，这样二哥就被选上了。
这是我们家非常大非常大的大事。
以前我们都戏谑二哥是驾驶员，他虽然拉的是板车，但也是驾驭着运输工具啊。
现在二哥是正儿八经的驾驶员了，我们都为他高兴。
父亲就更不用说了，他从经济学的角度去理解，说我们家终于有了个吃香的职业，但他的高兴没有溢于言表，他只是沉稳着说，本地有句土话叫，第一华侨人，第二四个轮，就是说开车只比华侨次一点点，我们家就等着你发财了。
二哥的驾驶技术是在消防队学的。
当时没有现在所谓的驾校，当时的驾驶概念是职业技术，现在的驾驶只能算是生活技能，所以，那个时候，学驾驶的途径只有两个，一是上职业技术学校，那是针对学生的，培养出来的主要是汽车维修人员。
二就是部队，部队有运输兵，部队自己教起来给自己用。
本地没有部队，因此，一些需要培训驾驶员的厂家，就把人送到了消防队。
消防队在人民广场边上，人民广场地大，人民广场里面有一座四层高的假楼，这是本地当时最高的建筑，消防队在那里练爬高、练跑带、练接带、练插水枪，现在，二哥就在那里学开车，这可是一个无障碍场地。
二哥学好了驾驶就跳糟了，他跳到了“长运”车队。
对于二哥的跳糟，家里人都觉得他没有良心，说酒厂的厂长培养了你，你应该老老实实地待在厂里，起码也要给酒厂做牛做马，开上几年。
二哥犟着头说，第一华侨人第二四个轮是你们说的吧，我要是待在厂里，那这句话就是一句废话。
还说，四个轮只有在外面跑起来才是活络的。
父亲肺都被他气出了血，很长时间不和他说话。
我对二哥还是理解的，我以为，这就是二哥的血型在作祟，AB型的人，一般都有个反骨，说变就变，就像三国里的魏延。
二哥加盟了长运车队，其实也没有赚到钱，根本的原因还是没有自己的车，自己有车那是很迟很迟的事情了，后来不仅自己有了车，自己也可以成立车队，可以成立托运部，可以垄断运输线路。
但眼下要想赚到钱，就是要多跑、跑快，跑好跑的地方，跑有油水的地方，但二哥是个新手，这些好事一时半会儿还轮不到他。
长运车队有两百多辆车，好的是东风，那是劳模和十万公里无事故的老司机开的，新手就只能开开解放牌的旧车。
当时地方上有几支车队是很有名的，长运、外贸、粮食、冷冻，但僧多粥少，竞争就很厉害，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地处偏僻相对比较落后的地方来说，要摊到些东西跑跑也是很不容易的。
跑长途，拍单最要紧。
开始的时候，二哥不知道拍单的奥妙，很长时间没有在意拍单，所以，一直以来拿到的都不是什么好单。
他跑的都是些山头地，最多的是龙泉、青田、江西，车都在山上转，运的都是石头、瓷砖。
运这些东西，一是重，在山上难开；二都是穷乡僻壤，根本就没有油水。
有一次在江西乐坪，汽车抛锚，二哥在路边撒尿，边上就嗖的围上来许多人。
二哥说，那一个个眼睛都像狼一样发出蓝光，他们连石头都要抢。
这些路都要经过“天下第一难”的梅岙渡口，二哥坐在驾驶室里，眼睁睁地望着前面的渡口，身边是乡下人在提篮叫卖，鸭蛋芝麻饼，鸭蛋芝麻饼，有时候，鸭蛋芝麻饼都吃了，等上一天还未必能上得了渡轮。
后来，二哥变聪明了，他请调度吃酒，他带当地的烟给调度，调度尝到了甜头，就把金华的单拍给二哥。
去金华走的是省内的一条老路，虽然也是在绵延的山道上，但路况还马马虎虎。
二哥把本地的瓷砖放出去，又跑到金华江山装水泥，十吨的车，二哥装了十三吨，这多出来的三吨就是二哥的“副业”。
当时我们这里水泥奇缺，私人又喜欢自己盖房子，因此，二哥的外快就可想而知了，真有点“第二四个轮”的味道了。
有人说，走车的人都会在路上找点花事。
这指的是两种情况：一是喜欢让女人搭车，在路上蹭点便宜，摸胳膊掐腿的；二是喜欢在路店里宿夜，路店一般都有女人伺候，跑长途疲惫，几杯酒下肚，身心一松，很容易就放浪形骸了。
家人最担心的也是这个，说赚多赚少无所谓，但不要出事，说人生在世，节气名声很要紧。
对于家人的担心，二哥一般都是一笑了之。
二哥说，路上的女人他也带过，他那是用来调剂精神的，他怕自己在路上犯困，是用来说话解闷的。
他在路上跑，也知道路店的三等六样，什么店是屋后磨刀的，什么店是会使蒙汗药的。
他说，他一般都把车停在路边，表明他是歇歇脚就走，他不喜欢把车停在路边的空坦上，停在空坦上其实就已经泄露了心迹了，是想在这里睡一觉再走的。
二哥说，开车是有美誉度荣誉感的，要表明自己的车开得好，开得快，才能接到下一个好单子，比方说，跑上海来回四天，你梦游一样磨了六天，谁还会把好单留给你呢？二哥说，队里的两百多辆车跑在外面，就像在外面长了200多双眼睛，你要是在路店长时间一停，说不定哪个经过的车就看到了，如果队里问，什么车怎么还没到啊？接话的说，还早呢，看见他了，在某某路店里睡觉呢。
臭名立马就传扬开了。
二哥说，开车的只有自己把自己约束好，才会来钱，才会有安全可言。
车开得好，开得准时，开得规矩，调度才会放心地把好单放到你手里。
二哥跑得最远的路是在内蒙古，他是第一次跑，也是最后一次。
他奔驰在辽阔的草原上，心里老涌现出远走高飞的志向。
他跑的是满都宝力格，从锡盟进入。
那是那年的7月，锡盟的大地上刚刚下了一场雨，他的车走在看不到尽头的公路上，两边是绵延起伏的绿色，那都是半天一天的路程，也就是说，半天一天他都见不到一处房子，他似乎被这广阔和大气牵引着，心情像放飞在半空的鹞子。
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蓝这么无边的天空，这么深这么滋润的草原，这么白这么厚重的云朵，这么密这么大群的绵羊。
他跑在当地人称之为腰带路的车道上，那是只允许一辆车经过的地方，他车上的重载明显的是在和车道较劲，他都可以听到车道破碎的声音，他跑了三个小时，当地人说，再走一百公里，就走出这条路了，他感觉他的车部件都在吱吱叫，都在往外散，车子好像时刻会停下来。
有一次，他看见左边的山坡上滚过来黑油油的一片，他知道那是一大群骏马，在向他右边的草场跑来。
它们肆意地跑过车道，跑到他面前，他完全傻掉了，不由得停下车来。
一个骑手在他面前揪住马，问他要到哪里去，他说要经过满都宝力格，终点是阿尔山。
骑手扔给他一手袋奶酪，说，还早呢，那还要穿过一片森林和边境，不管你吃得惯吃不惯这东西，肚子饿了你就将就着吃一口。
还有一次，他被一片羊群吸引住了。
他停下车，坐在驾驶室里傻看，羊群一律地低头吃草，被羊啃过的草地似乎在慢慢地变黄，羊的肚子也在慢慢地鼓胀。
远处，羊倌躺在一个坡地上，双手枕在脑后，帽子遮在额上，二哥可以想象，羊倌只要一闭上眼睛，就会想到自己成仙的景象。
羊倌其实也早看见他了，他远远地起身招呼，羊倌说，远方的朋友，下来坐坐吧。
二哥像被施了魔法一样，真的就从车上走下来，他也走入了羊群，也装模作样地躺在草地上作享受状。
羊倌说，今天一个上午你是我看见的第一个人，我憋死了，你陪我说说话吧。
羊倌说，我看见车子从这里经过，还是在半年以前，一辆部队的三速窄轮吉普车，开着开着就散架了，就趴在这里了。
羊倌说，看你的样子，你似乎生性对草原有好感，你要是留下来，一定会感觉很舒服的。
二哥说，那你说说你的感觉吧，你喜欢你的工作吗？羊倌说，我当然享受啦，我这样看着羊群，中午赶它们回家，吃了饭睡到三点，然后挤奶，你看看我的手。
二哥看见羊倌伸过来的手，母指的关节上有两粒隆起的老茧，那是在羊的奶子上摩擦后生长的，二哥觉得这只宽大的、指头都是老茧的、在羊肚子底下摸爬滚打的手一定都是故事。
羊倌又说，我给你唱个曲子吧，羊倌说着就呜呜地唱起来——妹妹啊，你馒头胸馒头胸，妹妹啊，你水桶腰水桶腰，你乌黑的眼睛啊，会咬人会咬人。
二哥马上被羊倌拖入了迷茫，南方的姑娘都是平胸细腰的，都是单眼皮小眼睛的，这简单的几句词，就像一枪击中了二哥的要害，他马上就猝然了。
羊倌又说，我再给你唱一曲，羊倌唱的什么二哥不知道，但他听着听着就流泪了——美丽的青格尔啊今天要出嫁了，我不知道啊你将会落脚何方，茫茫的草原啊犹如深深的海洋，两条鱼永远不会啊迎头相撞，我也再不可能啊见到姑娘……歌词是二哥后来知道的，当时二哥是听出了苍凉和心酸。
后来二哥就把车开到了满都宝力格，这是内蒙最北边的一个小镇，二哥只看到了三处有瓦片的房子，一处是边防派出所，一处是勒勒车修理铺，一处是小卖店。
前面的情绪已经像毒药一样在二哥的心里发酵，那两首歌也一直在二哥的脑子里萦绕，他再也不想走了，他把车停在那里，在边防站给车队打了个电话，说车子抛锚了，这里找不到修车的，你们派车来修吧。
那时候没有修车铺，车抛锚在路上，都是通知队里派人来修的，但二哥的锚抛得也太远了。
队里说，我们怎么找到你啊？二哥说，我能够跑到，你们也一定能够找到。
队里说，少废话，说怎么走，在什么位置？二哥说，这里没有标志，不好说，荒无人烟的，也没人指路，你们从锡盟进来，一条路走到黑，到了三百七十六公里处，右拐沿腰带路一直走，见一池塘，有水无鸟的不是；见一敖包，边上有井的，你喝口水再走；见一大湖，草高一米，水面有雾，有野鸟出没，有暴雨无常，那就快到了。
队里说，这狗生的，一定是疯了。
我知道二哥不是疯了，AB型的人，要么平庸，要么出挑，二哥就是这样。
他不管不顾，把车子一停，家也不要了，就待在内蒙了。
我后来在大哥的医院里打通了二哥的电话，那可能是边防站的电话，他们叫电话就叫了半小时，我可以想象叫唤声一层层传递下去，也许还有人骑马去叫，才把二哥从某个蒙古包里叫了出来。
我说，二哥二哥你怎么啦？我听到了二哥的声音，他无所谓的声音像是刚从睡梦里苏醒过来。
二哥说，没有啊，我在睡觉呢。
我说二哥，你觉得很有意思吗？你连个招呼都不打，你不知道家里在为你担心吗？二哥说，担心什么呀，我在这挺好的，我现在忙死了，没工夫和你说闲话。
我说二哥，你忙什么呀，你是不是疯了？二哥说，我才没疯呢，我女朋友还在家呢。
我说，你连家都不要了，你还要女朋友干什么？二哥顺着自己的意思说，我就是为她留下的，她父母身体不好，她哥哥都住出去了，我等会儿还要去很远的地方打水，我们的木桶很大，可以装一吨半水，他们谁也拉不动，只有我可以拉。
昨天有两只小羊走丢了，我找了半夜，它们趴在草丛里断断续续地叫，你听了你也会觉得心酸。
我们的羊倌说了，这几天会有好多母羊要下崽了，赶上了一天能下几十个，有的忙的，我要回去休息好，晚上也许要通宵呢。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是气的，我说二哥，你知不知道家里还靠你赚钱呢，你不是学了四个轮了吗？二哥说，我会带钱回家的，队里还欠我半年工资呢，你去帮我领过来，交给父母。
一边的大哥抢过电话，说：说句不孝的话，你都把父母气死了，你这些钱给他们吃药都不够。
这一年，我二哥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没有了。
有关五妹有件事我一直很不理解，我父亲也算得上一个识字的人，一辈子和账簿打交道，我们的家教也不错，但我们兄妹几个就是读不出书来。
五妹，算是我们中最会读书的一个人，但也是千辛万苦的才考了个“电大”。
这个结果也让五妹产生了一个错觉，以为很了不得，这个错觉也支配在她的择偶标准里，坚持非大学生不嫁。
当时大学生的择偶标准是机关人员、学校老师，起码也要是国营厂工人，但五妹什么也不是，她只是街办工厂的一个装搭工，在绝缘器材厂扎线圈。
五妹好不容易找了个大学生，近郊中学的一位乡下老师。
他们可以说是各图所需，乡下老师非要娶一个城里人，而五妹非要找一个大学生。
任何有条件的婚姻，感情一般都是被忽略的。
我相信他们的婚姻只是在还愿，只是个形式，我甚至相信，五妹连高潮都没有体验过，因为在她所有的交谈里，从来就没有涉及她的老公，也没有间接地对他有任何评价。
有句话说得好，不是好就是坏，什么都不说的就是腐败。
这里说的腐败，就是腐烂，就是完了。
婚姻是一回事，结果又是另一回事。
相比于我，五妹还算是幸运的，她有了一个小孩，在许多无聊的日子里，她心里还是有热闹的。
如果就这么过一辈子，心平的人、没有太多追求的人，也是可以过来的，因为在当时来说，五妹还是有几处逃避的去所的，比如在光华佬出差的日子里，她可以长时间地待在我家，或者我这里不方便时，她还可以赖在三哥的饭店里，等等，这也少了他们夫妻间的许多尴尬。
但有一点五妹没有想到，乡下老师尽管对她不好，有个规矩却让我们全家感到意外。
五妹的街办小厂效益不怎么好，她没有多少钱拿回家，就这一点，她那个乡下老师却没有含糊，在乡下人眼里，岳父最大，岳母更大，虽然乡下老师的收入也是清汤寡水，但孝敬老人的钱他一点也没有少过。
五妹真的叫作祸不单行，她一向不错的身体，突然生了一个怪病。
她还是先于我生病的，生得细水长流，而我是暴病，一经发现就来不及了。
这一点，我到死还是耿耿于怀的。
我父母一生含辛茹苦，他们真的都是老实人；我们也没有做什么坏事，没有损人利己，没有心怀鬼胎，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病呢？五妹的病，开始一点也不经意，就是有时候口腔溃疡，我大哥也觉得这没什么，就从药房里弄了一些药，什么核黄素、维生素B2，后来还有一种叫西地碘的，都吃，但都没见好，溃疡不仅越来越大，还像打游击一样，东蹿西蹿。
开始还可以吃吃海鲜，后来连蔬菜也吃不了了。
再后来，五妹还出现了一个隐疾，外阴也莫名其妙地溃疡。
这事让她不堪承受。
不仅对别人不好说，连自己老公也不好说。
不仅要忍着难受，还得忍着房事。
房事本来就不情愿，现在更要夹杂着痛苦。
这件事后来还是被乡下老师知道了，怀疑是性病，说话就不那么好听了，说要找人偷情也找个干净一点的嘛。
还有更挖人心肝的话，比如五妹想去看看妇科，看是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药水可以洗洗。
乡下老师就说，努，就是贱，自己看看还不够，还要送给别人去看，那医生一定是男的吧。
话不投机半句多，床不舒服夜难眠。
五妹和乡下老师的关系就是这样，说矛盾也没什么太大的矛盾，都是自愿的婚姻，但心里有芥蒂了，就会影响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他们的吵架相恶似乎一直在一个燃点上，经常地没有来由地就爆发起来。
有一次在家里，五妹裙子里面穿了条打底裤，当时的打底裤还不像现在这么时髦，就是相当于裤连袜。
乡下老师看了不舒服，就说，拉屁脱裤，既穿了裙子，里面还打什么底！裙子里面穿裤和“美丽冻人”一词都是我们这里的人发明的，穿裙子是为了好看，打底是为了保暖，有时候也不光是为了保暖，就是一种时髦，大家风靡。
但话有恶意了，五妹也就没了好气，说，又不穿给你看，和你有什么关系。
这一说乡下老师也来劲了，就偏偏说有关系，就跳起来把五妹摁倒，把打底裤撕了个粉碎，还强行把五妹做了一次。
说，你现在知道有关系了吧，它碍着我了！这就是乡下老师的羞辱方式。
可见，芥蒂一旦生了根了，都是坚如磐石的。
这样的时候，五妹就会逃避到我们家去。
五妹虽然有了一个退身之地，但她的病却丝毫没有退去的意思。
口腔好好烂烂，外阴还算安静，但眼睛又不听话地痒了起来，弄得五妹身上“风声鹤唳”的。
去医院看也看不出什么名堂，是啊，像这种情况，看什么呢？眼科？妇科？还是口腔科？说不出原因和诱因，也就没有结论和药物。
有一天，一个年轻的医生告诉她，你这个可能是“白塞氏”。
五妹说，这是什么病啊？这么怪的名字。
医生说，是免疫类疾病。
五妹说，免疫类的病又是什么样的病呢？医生说，就是身体里摸不着看不见的东西坏了，失去工作能力了，身体自己就慢慢地败下去了。
这让五妹大吃一惊。
那些天，五妹惶惶不可终日，她老是在照镜子，生怕脸上又长出什么溃疡来。
她也经常的试着拿拿东西，一会儿拿拿碗，一会儿拿拿盘子，看自己的力气有没有衰退，神经病一样。
她最多的时候是待在图书馆里查资料，这个白塞氏，她原来以为只是个人名（其实也算是人名），怎么查着查着就成了病了呢？而且还是个怪病——白塞氏综合征（Behcet syndrome），以血管炎为主要病理基础的慢性多系统疾病，临床以口腔溃疡、生殖器溃疡、眼炎和皮肤损伤为突出表现，又称口、眼、外阴综合征，该病常累及神经系统、消化道、肺、肾以及睾丸等器官，病情呈反复发作和缓解的交替状。
五妹看到这一词条后，坐在图书馆的凳子上就起不来了，后来图书馆关门了，她又在门口的台阶上坐了很久。
这一年，五妹的大事是找到了病的根源，但也是和病魔做斗争的开始。
一般以为，知道了什么病，就会有什么药，殊不知，真病是没有真药的，这个白塞氏，不仅一般人没听过，就连很多医生也一问三不知，药根本就还没研究出来。
五妹在医院的境遇就是这样。
五妹的气一点点泄了，身体也一点点地垮了。
有时候在我家，基本上都是躺着，我烧好了饭，她才起来吃一口。
我想，她这一口也是味同嚼蜡，是求生的本能使然。
那段时间，光华佬都在上海跑，跑的码头多了，也就打听到一位医生，是瑞金医院的，据说能治这个病，我和五妹就去了。
去了才知道那是个皮肤科教授，这人胆子大，想试试这个病，口眼外阴，要分析起来也相当于皮肤，虽有点无厘头，但道理也不是全无。
我们当然也非常高兴，比起在家里的走投无路，在上海总算是抓住了一根稻草。
医生开了一瓶雷公藤，一小瓶药，我们像宝贝一样揣在身上抱回来。
雷公藤也不是完全不靠谱，它也是一种调节免疫的药，只不过力量小了一点，方向偏了一点。
吃了雷公藤的五妹稍稍的有所好转，她的溃疡少了，间隔的时间也长了，不那么层出不穷和前赴后继了。
但这真的只是短暂的，很快，白塞氏又发起了新一轮的冲锋，凶猛地反扑过来。
那是身体深处的疾病，就像机器的机芯坏了，表面上油漆一下是没有用的；就像大海深处潜藏着暗流，暂时的海面平静都是假象，一旦给了它外部条件，它汹涌起来也是肆无忌惮的。
五妹的情况越来越糟，糟到什么程度呢？比如她要来我们家，到了一楼就是上不来，其实我们家就在二楼。
这个白塞氏啊，看似不动声色，却像抽丝一样在抽她的元气。
那时候，我也已经很坏了，三天两头地往医院里跑，东西已经很少吃了，吃进去一点，就像在肚子里消失了，其实窍已经被闭住了。
后来我就死在上海医院了。
现在想来，光华佬还是很有情义的，按理，我死后，我们家的事已经和他没有关系了，他完全可以置之不理，但他没有，他仍旧惦记着五妹的事情。
光华佬当时在宁波跑。
在上海时他跑商品，后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就换到了宁波。
在宁波他主要跑合同，跑阀门的合同。
宁波是全国阀门的集散地，宁波是油港，有四通八达的输油管，他们自己也用阀门。
我们这里也有很多小阀门厂，我们有做车工和磨工的特长，喜欢做阀门这类精密度高的东西。
光华佬的袋子里装着一只阀门样品，他的黑皮包里是满满的合同，他在那些油厂跑进跑出，订下了合同就带回来卖给生产厂家，这比起在上海的投机倒把阶段已经大大的上了一个台阶。
有一天，光华佬在宁波找到了仁济医院，那是交大的一个附属医院，那里有一个真正的专家，他有自己的研究所、实验室，也研发自己的药品。
医生名叫崔子梵，是国内首屈一指的类风湿专家，我原来以为类风湿是一种关节疾病，接触了之后才知道类风湿的根源就是免疫力衰退。
而这个崔医生，他的研究已到了世界的前沿水平。
据说，什么红斑狼疮已被他攻克，曾经有一次，世界免疫大会，就是以他的名义发起召开的，在杭州。
光华佬得到这个消息后打电话到大哥的单位，说五妹有救了。
大哥后来说，光华佬是真的高兴，他在电话里的声音完全的就是瑟瑟发抖。
光华佬要带五妹去宁波看病，他先来征求我父母的意见，我母亲只是哭只是哭，我父亲没有话，只是重重地拍了一下光华佬，好像千言万语都在这一拍里。
光华佬又找了五妹的老公，那个乡下老师，光华佬说，她有这个病你知道吗？乡下老师说，她都不在我身边，我怎么知道？光华佬说，我们明人不做暗事，我现在要带她去看病你同意吧？你不同意也没关系，你自己带。
乡下老师说，我今天还有课呢，恐怕请不出假。
光华佬真想一个耳光扇过去。
光华佬知道乡下老师不会去，他只是打一个倒针，免得人日后心生龌龊。
我们这里有一句暧昧的话——小姨有一半姐夫的份，光华佬和五妹当然没关系，他只是为五妹着想，不想给恶劣的人留下口实。
去宁波只能走水路，他们乘工农兵5号轮，买八块钱一张的三等舱，一天一夜。
到了宁波，光华佬先带五妹去教授家，多年的江湖跑下来，光华佬有自来熟的特点，也有捕捉要素的本领。
他看出教授家是师母做主，就偷偷把红包塞了过去。
师母的态度是以泡茶为信号的，师母泡上了茶，教授就心领神会地看病了，过程又简单又顺畅。
教授说，你明天到我实验室去，找我助手，她会帮你的。
光华佬还发现教授家的一项爱好，教授喜欢集石头，也没有偏类，各种各样的石头都集。
后来再去宁波，光华佬就给教授背去了一块奇石。
奇石是光华佬从朋友那里拿的，一块五彩石，就是石头上镶嵌了五颜六色的晶体。
朋友开始舍不得，光华佬就说，救命要紧还是你这块石头要紧？这一说，朋友就眼一闭牙一咬，奉献了。
二十几斤的奇石，乍一提不重，但要从我们这里背到宁波，那就像下雨天担稻草，越担越重。
第二天去医院，找到教授的助手，光华佬再施红包计，助手就满医院为五妹跑路了，跑挂号，跑看病，跑验血。
教授的药是到外面买的，在仁济医院的后面，那里有一个小药房，有教授的专柜，教授研制的药就在这里销售。
五妹的药叫“耐普生”，看这药名，五妹就有救了，耐是耐力的耐，普是普渡的普，生就是生命的生。
五妹乘宁波轮回来的时候，她连轮船的舷梯也下不了，她以前是往上走没力气，现在往下走也没有力气，是光华佬把她背了下来。
如今，在我记着这些的时候，五妹的病也在开始慢慢地好转，她的免疫力似乎有了被激活的迹象，她的口腔溃疡好久没出现了，那个白塞氏啊，噢，人是不能诅咒疾病的，我们不知道说它什么好。
有关三哥三哥是我们家里唯一当过农民的人。
他初中毕业的时候正好碰上要去浙江兵团，也就是“上山下乡”的一种，只不过不是去北大荒，是去相对比较近的农村。
学校的锣鼓在我们家门口接连敲了好几天，把我们的头都敲胀了，我父母顶不住这种气势，就逼着我三哥去当农民了。
一般一个家庭总要去一个的，我三哥去了，我们家其他人就安宁了。
我三哥去的是嘉兴长兴，这地方现在听起来还可以概括，就是浙西嘛，那时候可不能，地域非常的茫然。
那时候没有全国的概念，连浙江的概念也很小，听人说，那可是浙江最远的地方，再过去就是外省了，而外省的感觉就和国外差不多，反正是个远。
我三哥待的地方叫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浙江生产建设兵团，听起来像部队，其实只有连长和指导员是现伇军人，其余的都是学生。
我曾经被父母差遣去看过三哥，因为三哥每次来信都说吃不饱，没东西吃。
也是，三哥正是长身体的年龄，会吃，饿得快，干的又是重活，父母说，一定是肚子里糙了，胃表面就像砂纸，越糙越会吃，越糙越饿得快。
于是，父母就烧了一瓶菜干肉，叫我送去。
父母说，顺便你看看三哥他们吃的是什么。
三哥的农场主要种水稻、茶叶，长兴虽然在南方的最北，但也只能种种这些东西。
水稻和茶叶都是不能留给自己的，到一定的时候，农场里就会开来许多卡车，把稻谷和茶叶收购走。
三哥说，最苦的是早春二月种秧板，那时候，到处都还是板结着，脚踏在地上，好像马上就变成冰柱了。
田里就不用说了，镜似的水里，实际上已是一层冰，我们要破冰下水，把秧床抹平，把种子撒下去。
闲月是4到7月，那时候只用耘耘田，担担栏，做些田间管理。
最忙的是抢收抢种，那真是连轴转，要在立秋之前收上稻谷，也要在立秋之前种下水稻。
说是农场，又不完全是农场，连长和指导员总想把学生们搞得像部队一样，他们要把部队的那一套推广到农场里，好像不这样折腾就体现不出他们的威严。
每个星期，总有一天，不定是哪天，夜里哨声大作，紧急集合，学生们在黑暗中打起背包，急行军到十公里之外的一座野山，听连长一通“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训话。
每次训话的最后，连长还会讲一句他的经典句子——不要像二八月的狗一样，五分钟就连起来了。
连长指的是有些同学在谈恋爱。
三哥说，我们同学之间有谈恋爱的，但我们没事情，那是一种情怀，我们都是斯斯文文的，就是递个条子，顶多约到屋子外面说个话。
他说的二八月的狗，其实是连长自己的生动写照，因为他老婆每隔半个月就会来一次农场，那天晚上，连长准会弄一个木桶拿到宿舍里，而他的宿舍一定会传出像狼嚎一样的叫声。
三哥吃的是什么呢，当然是粮食，不是他们自己种的粮食，而是不知从哪里调过来的粳米，他们有一句戏言，我们吃的是翻仓米，就是从仓库底下翻出来的陈米。
陈米无油，三哥们本来就不够吃，他们每月的定量是二十八斤，他们大部分人一顿都可以吃一斤，加之陈米糙，吃进肚子里像石子一样，咬得更厉害了，他们就更会吃了。
三哥说，他们这里最高纪录是一顿吃下二十七个馒头，但这个人后来去讨饭了，因为只有讨饭才随时可以找到吃的。
三哥饿了的时候去偷吃三级粉，那是一种饲料粉，用麦麸皮做的，是给猪吃的，他们把偷来的三级粉兑了水，放了油和咸菜，有时候也放些葱和虾皮，在铁锅里做煎饼。
那是三哥们深夜里的节日，那时候，连长和指导员都已熟睡，他们像游击队一样出没在农场里，活跃在农场里，为了把这个来之不易的节日过得更好更欢，有人去农民田里偷球菜花菜，有人去捉田鸡钓鳝鱼，就像演唱后面的伴舞，只有在那时候，他们才是真正自由的，欢愉的。
三哥说，农场也不是一潭死水，也很复杂。
复杂的不光是学生们，还有一些老职工，这些老职工几乎每人都有一个“头衔”，有地富反坏右的，也有判国投敌的，因些，连长还经常要“私设公堂”，要审讯和教育。
到连长那里的事，连长基本上都能够审结，因为大家都怕连长，或者说那都是一些小事，无所谓，真碰上较真的事情，连长的态度即便再凶，也无可奈何。
农场有三件事很蹊跷，一直是个谜。
一是曾经出现了一个现行反革命，说是把印有毛主席三个字的报纸拿去揩屁股了，当时什么报纸没有这三个字呢？所以说，揩屁股也要多一个心眼，要先擦亮眼睛，关键是报纸丢进万丈深渊似的毛坑里，是谁守候着这个倒霉蛋？又是谁把这张报纸从粪坑里捞起来……二是农场里曾经发生过一起强奸案。
农场的地域很大，有水田一万多亩，山那边是一片茶园，山上还有林场，虽然不是什么自然保护区，但也有相当的规模。
因此，农场里每天都要派出一些人在那些边边角角的地方巡逻，因为那些人迹到不了的地方，经常会有些盲目的农民光临，或砍些柴去，或拔些菜去。
一次，一个巡逻逮住了一个偷菜的农妇，农妇比较理亏，拼命地哀求，但农妇穿得简单，她的身体蓬勃，这也成了农妇讨价还价的资本，因此，她的哀求就跟巡逻站得很近，她的稻谷一样的气息喷到了巡逻的脸上，马上激发起了巡逻的欲望。
这是夏天的黄昏，暮色即将下来，喧嚣都已停止，牲畜和人们都在忙于进食，但巡逻把农妇推倒了，这件事就这么简单地在田坎上发生了。
整个过程，他们都没有照面，农妇知道自己错了，巡逻也占着自己的优势，就肆意地让事情发生了。
发了也就发了，但站起身来的瞬间，巡逻突然意识到，他们马上会照面了，一种潜在的危险似乎就在眼前，他想，他不能让这次照面发生，就顺势捡起身边的石头把还在忙于收拾的农妇拍晕了过去……三是农场里有一个推荐上大学的指标，推荐的是我的三哥，因为我三哥在农场里表现好，但最后定下的却是另一位表现平平、长相也平平、出身更平平的女知青……这三件事都经过了连长私设的公堂，但都没有结果。
那个反革命是个较真的人，他坚持要弄清楚毛坑里的报纸是怎么弄上来的，是谁弄上来的。
那个农妇只所以告上门来是因为气不过。
她说，做了也就做了，干吗还打人呢，什么意思嘛。
那个即将上大学的姑娘一脸坏笑，对于连长的质疑，她说，我怎么知道啊，你去问你的上司好了。
三哥说，连长的公堂是他作威作福的产物，看似很有震慑力，其实大家都没把它当回事。
那个时候，三哥对家庭的贡献也是挺大的，他在农场有粮食吃，他也偷三级粉吃，他还钓鳝鱼捉田鸡，他把省下的粮票都换成了全国粮票，这在部队建制的农场里是有条件的。
在农场没有工资，只有几块钱的补贴，补贴留着买生活用品，但三哥有意在攒全国粮票，一个月四斤五斤，半年就是二三十斤，寄回家，每一次都会让母亲眼睛一亮。
粮票是不能倒卖的，但教场头三脚门外的弄堂里，有自由市场可以转手，一斤全国的相当于四斤普通的，也可以当作礼品，一些经常出差的供销员，身边带着全国粮票，走在异乡的土地上，好像身上带了件武器一样。
这些，父亲都会精打细算地经营好。
三哥是1979年返城的，他在农场里待了五年。
返城的风是一点点刮起来的，最早动起来的是“边疆的迁到了老家附近的农村”，后来是“独子优先”，再后来，就是“知青大返城”，三哥也就回来了。
那时候，我们这个城里经常会出现这样一些人，骑着自行车，头发理得崭新，衣服比较“洋气”，要么上衣口袋里插了只口琴，要么肩上斜挎了一把吉他，这些都是知青，他们是这个城里的人，但又要装得自己与众不同，特别是要体现自己经过世面的意思，他们还经常打架，放肆得有点像前线回来的一样。
三哥那时候就是这样，整天荡进荡出，他人是回来了，但心没有着落。
这些政府很快就看到了，我们这个地方一下子拿出了五百个国有企业招工的名额，这消息多么鼓舞人心啊，不仅鼓舞了像我三哥那样的年轻人，同时也鼓舞了像我父母那样的焦急的家长，半天时间就报名了四千五百人。
说起来大家可能不信，考试两门，语文和数学，因为招得突然，定的分数也是出奇的低，两门加一起，女的到七十九分就上榜，男的到六十九分就过关，结果更离谱，男的到三十六就中标了，女的有四十二也录取了。
三哥也考上了，进了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市府招待所。
这是个市府部门的小饭店，有几十张床铺，有一个小食堂，开始的时候不是对外的，都是招待那些到市里办事的乡下人。
在这些乡下人中，洞头海岛来的人最多，码头一上来，直走十来分钟，就到了这里。
这也给饭店埋下了祸根，以为是洞头人开的客栈，海岛上来的人，人们稍一想就会联想到盐潮和腥味。
据说，后来生意的冷淡就和这个有关。
三哥在招待所里做大厨，他没有学过厨师，但在农场的历练帮助了他，他进来的时候有过一次露手的机会，他拿出了农场的“绝活”，他用三级粉做“麦塌糊”能做得满农场飘香，何况现在用的是“富强粉”；在农场炒鳝丝只能放芹菜，芹菜硬鳝丝软，其实并不搭配，现在他可以放洋葱，放彩色的椒丝；田鸡也一样，在农场都是清煮，顶多放点酱油，现在他可以炖茭白，炖芋艿。
效果可想而知。
那段时间，也是我们家最最欢愉的时光，我们的餐桌上不仅多了油水，样式也丰富了不少，三哥时不时地会带些小菜回家，有时候一块卤肉，有时候一爿熏鱼，最差也是花菜烧豆腐泡之类，我们知道，那都是饭店里的菜脚，或者说从顾客的份头上抠下来的，但接济总会让父母宽心，让我们欢呼雀跃。
那个时候，大哥已结婚搬出去了，二哥刚到长运车队不久，正卖力地在路上跑，家里只有我和五妹，所以那时候，三哥是家里的“顶梁柱”。
到了月底，三哥还会分过来许多日杂用品，酱油老酒醋，味精红糖盐，都是食堂从烧菜中省下来的。
食堂算是国有的，烧多少东西都有定额，这就给了三哥们可乘之机，老酒放与不放你闻得出来吗？味精多一点少一点你能辨别吗？不能。
所以，那些年，家里的这类东西都是三哥捎来的，算起来也非常可观。
有一次我就对父亲说，有人药片纱布都要你记下来，你不能偏心，三哥的东西虽然都吃到肚子里了，但你也要记下来。
父亲说，当然当然，我记的是谁有没有心思，不计份量质量。
三哥虽然有了份实惠的工作，但也有让父母为之操心的地方，就是他对女性没有什么兴趣，没想着要谈恋爱。
一般这个年纪的人，都会有些这方面的迹象，或讲究打扮了，或留意姑娘了，或待在家里少了，突然地忙了起来。
三哥没有，三哥却是另外的迹象，这也是慢慢显露出来的，开始是蓄起了胡子，他的胡子本来就多，每天刮还马马虎虎，现在追求蓄了，很快就成恩格斯了，过一段时间又是马克思了。
这种样子其实已经是一个信号，透露的信息应该是严峻的——三哥的身体出现问题了。
后来，三哥还蓄起了头发，不是类似于艺术家的那种，而是类似于狮子的那种，芜杂，蓬乱。
对于这个现象，母亲想得比较简单，她觉得一定是长期找不到对象的缘故，邋遢了，没有别的。
而父亲则想到了另一个问题：性取向和染色体。
不过父亲没说，他怕说了有伤三哥的自尊，怕扩散开来不好听。
因为这个话题在当时来说是耸人听闻的。
这些事发生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了，没有人告诉我，我也无从知晓，我只是从一个家庭的走向去揣摩，据说，任何事都是能从最初的“雏形”去判断的，我们这个家庭，也许辉煌得过于早了，它的力量分配得不均衡，那么，它的衰败也是必然的。
父亲的精打细算只能让家庭的滑翔稍微地平缓一些，而没有办法让它提升。
换句话说生命说命运，也是一样。
如果我还在，我不会像父母那样去想三哥的事情，那都是正常的想法。
他们都忽略了一个人离开家庭后所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候就是“化学式”的，比如二哥，他就回不来了。
我会想到三哥在农场的情形，在农场形成的后果。
那个农场我去过，人在那里面是非常非常渺小的，在无边的田野，在深幽的老林，你感受到的不是要升华，而是化为尘土和烂叶。
有些人是一直要在一个包容里的，放到这样的地方，他的形就散掉了，魂就销迹了。
在我们把三哥送到农场之前我们深想过这个人吗？他脑子里在想什么？他蓬勃的荷尔蒙会向哪里去？他能不能承受强大的劳动？他会不会受限于某件事情的刺激？我会想到农场那件蹊跷的“奸事”，假设那个拍砖的人就是三哥，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想，那个农妇强大的身体把年轻的三哥吓住了，俗话说，吃伤了胃只用一口，农妇把三哥给吃伤了，所以，三哥才会鬼使神差地拍了砖，而这一砖又引来了农妇的追溯，三哥后怕了，“道德”在日夜纠结着他，从此他的心里埋下了悔恨，他决定惩罚自己，惩罚的方式就是相当于自虐和自宫……尾声以上文字，似乎都是围绕着家庭的琐事展开的。
子女对于家庭，对于父母，有时候一个孝字即可代替，有时候竭尽全力也未必能完成一件小事。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家庭来说，能帮助父亲，把这一大家子维持下来，平安稳妥地延续，就是最大的大事。
体现在细微之处的，就是你有没有在经济上尽过微薄之力。
在父亲的教导和榜样下，我们兄妹也一直是这么想的，我们一直在为荣誉而战，以贡献为荣。
这在大家的记录里应该是会有所体现。
假如只有一个人，他记给谁看呢？他监督或激励谁呢？正因为我们有五个兄妹，我们才会有这样的情结，哪怕是死了的，也不想马虎和落后。
那么，我们在自己的记录里会记些什么呢，肯定都是辉煌的，因为我们都在乎自己的表现，但在父亲的账簿里，我们也许就“原形毕露”了，谁好谁坏，谁多谁少，我们都在乎父亲的结论。
按照父亲的设想，我们都应该在成人之后而有所表现的，因为都工作了，因为都有了主见，我们对家庭的义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但如我所记，偏偏每个人的表现都是参差不齐的。
关键是个人自己又不这么认为，有认为自己是优秀的，有认为自己是良好的，有认为自己是及格的，如果都这么客观地认为，那也没事，而偏偏及格的要冒充良好的，良好的要替代优秀的，而优秀的又唯恐遭人算计，所以，大家才会在乎父亲的记录，因为只有父亲的记录才是历史的，而历史的不仅要载入史册，且不容篡改！现在说说我父亲的大事，他一生最大的事情，就是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运筹帷幄地安度家庭，使儿女成长。
我要是记这些大事，那我就是记上一生一世也记不完。
我现在要记的是他的死，他已经走入了他的暮路。
他本来都是好好的，不会是一下子的事情，他是属于“破漏的船儿经得起划”的那种，生命力应该是很强的。
那个时候，光华佬经常地会去看看他，有一天，他发现父亲的脸很红，父亲本来脸是灰的，像那种抽烟的人，突然那天红了，而且在昏暗的房间里都能够看出来，光华佬就很吃惊。
他问他哪里不舒服吗？他说呼吸有点重。
他说是不畅还是重？他说是重也是吃力。
光华佬又在那里待了一会儿。
那时候，父母身边其实是没有人的。
一个家庭有时候就是这样无奈，说起来有很多子女，到要紧时却一个也不在身边。
光华佬说，我先回一趟家，安排好了再来，你有什么情况就直接打我电话。
光华佬刚回到家里，我母亲就打电话来了，说父亲现在气喘得很厉害，肯定不对了。
又说，隔壁乳品厂那厂医也来看过了，说这个要正式的医生看。
光华佬放下电话，和他的父母说了句什么，就又回来了。
这是1996年，私人家里装电话还是很少的，主要是初装费太贵，要五千块，还要外加一条“中华”做安装费，没办法，我父母单独在家不安全，我们兄妹几个就凑了凑钱把它装了。
这时候，兄妹五人都在往家里赶。
大哥是先到的，大嫂没有来，这个我们都料到了，原因是大哥把父亲说她不好的话传给她听了，她就在心里记上了。
二哥是冥冥之中得到召唤的，他已于前天从内蒙动身，他要从满都宝力格到锡盟，从锡盟到呼市，再从呼市到上海，他估计明天傍晚能赶到家。
三哥倒是一直在家里，他就守在父亲身边，一动不动地看着，他长着大胡子看上去像父亲的父亲，有时候会莫名其妙地笑一下，谁也猜不透他想到了什么。
五妹和乡下老师也在往家里赶，在公共场合，他们的步调非常一致，像事先商量好的一样，一看就觉得假。
我只能委托光华佬去，我虽然已经死了，但我知道他会去的，我喜欢他说的一句话，一丈都过去了，还差这一尺吗。
他这人就是这样。
都到了父亲家，大哥已经叫了医院的救护车。
在等车的过程里，大家无能为力地看着父亲，心照不宣地说着话，暗地里想着自己的心事，想什么心事呢，现在不好说，还为时过早，早得不合时宜也不近人情。
后来救护车来了，大哥因为是医院的，他当帮手比我们得心应手，他就先随救护车跟父亲去了。
大家赶到医院，一时找不到父亲，也没有手机和大哥联系，主要是大家不知道父亲的状况属于什么，是应该看心，还是应该看肺，还是应该看急诊，后来受了别人的指点，说这种情况就是看急救，我们就哗啦啦的直奔急救室去了。
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幅情景：一个雪白的身体躺在台子上，有医生挽着袖子在做人工呼吸，不是嘴对嘴的那种，而是反复按压胸部的那种。
我们站在急救室门口傻看，我们没看清躺在那里的那个人是谁，只觉得那个人太无助了，任由医生在按来按去，他的身体是那样的白，甚至到惨白，我们不知道这样的惨白是什么意思。
后来，也是路过的人指点，说这样惨白还有救的啊？我们这才回过神来，觉得那就是自己的父亲，早已是没有血色没有生命的一具躯壳。
父亲就这样死了。
我们在他的房间里摆了个灵堂，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都点着烛光。
母亲好像突然地神志不清了，她不知是不会了悲哀还是不会了表达，她只是长时间地在床上躺着，甚至也不知道吃饭了。
那时候，我们几个兄妹都已聚到了一起，大家名义上是守灵，实际上是什么心思就不知道了，也许在等什么东西，也许都想到了父亲的遗产。
这么多年，我们都看到了父亲的能耐，他是在完全没有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