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英雄人物。
关公一生忠诚信义，义薄云天，为佛、道、儒三教共同崇奉，朝廷民间共同敬仰。
明清时代，关公地位极显，有“武圣人”、“关圣帝君”、“盖天古佛”、“中天玉皇”等至高至尊的称号。
民间社会把关公视作正气正义，护国佑民，公正决断的文化象征，赋予关公镇宅避邪，扬善惩恶，主持正义，司命禄，估科举，治病除灾，护佑平安、招财进宝等“全能”法力，将关公奉为集财神、商神、战神、平安神等各种神祇于一身的“神上之神”虔诚敬拜，祈福祭祀。
胡孚琛主编的《中华道教大辞典》称：“明清以来，关帝信仰已不囿于教门……关圣帝君既是武神，又是财神，具有司命禄，佑科举，治病除灾，驱邪避恶，诛罚叛逆，巡察冥司，庇护商贾，招财进宝之职能，且法力无边。
” 关公成为财神，掌管天下财富，跟晋商有着极大的关系。
明清时期，晋商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在中国商界称雄达到500年之久。
钱庄票号汇通天下，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金融繁荣景象，在神州大地上留下了闪亮夺目的一道奇观。
山西票号、晋商钱庄是现代银行业、金融业的雏形。
山西票号在明清时期“执全国金融之牛耳”，曾创造“汇通天下”的奇迹，是当时非常完善的以民间信贷为主要形式的民间金融。
“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成为当时晋商的真实写照。
晋商经营的钱庄、当铺、票号、理财及金融等行业都敬奉关公为本行业祖师爷，使得关公财神神职更加深入人心。
晋商之所以奉关公为金融业、银行业的祖师爷，主要源于以下两点： 一是，民间传说，中国会计师的祖师爷之一便是关公。
据说关公生前非常善于理财，长于会计业务，曾设笔记法，发明了明日清簿，这种计算方法设有原、收、出、存四项，对于记账非常详明清楚，所以后世有的财务及会计专员便奉关公为祖师爷。
《三国志·关羽传》记载：“……及羽杀颜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赏赐。
羽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於袁军。
” 《三国演义》也有记载：关公关公作书辞曹，“一面将累次所受金银，一一封置库中，悬汉寿亭侯印于堂上”，护送二位皇嫂奔刘备而去。
民间传说不仅仅是封在库中，关公还有一本账册，详细记录了曹操的赏赐，而且记账的方法是按“原、收、出、存”四项来进行记录的。
这种记账方法非常详细清楚，后世商人便按此方法开始了商业的会计核算。
“原、收、出、存”的记账方法，与后来宋朝的四柱清算法有极其类似之处。
四柱清算法是 按照“旧管、新收、开除、见在”进行核算的。
原，对应旧管；收，对应新收；出，对应开除；存，对应见在。
关羽发明的记账方法就成为了我国古代会计核算的四柱清算法雏形。
二是，晋商的钱庄票号作生意，讲究的就是“信义”二字。
山西票号对外承诺的是无限责任。
票号对顾客必须做到言而有信，即使损失再大，甚至破产，也在所不惜。
所有票号，从日升昌开始，就确立了一个原则，即只要储户手拿汇票，不管何时何地，都必须无条件兑换。
晋商尊崇关公精神，以信义为先，在历史上赫赫有名。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城中王公贵族都随着慈禧和光绪逃往西安。
随身携带的只有山西票号的存单，一到山西，便纷纷跑到票号兑换银两。
当时，山西票号在这次战乱中损失惨重，它们设在北京的分号不但银子被劫掠一空，而且账簿也被付之一炬。
没有账簿，就无从知道什么人在票号里存过银子，更无从知道储户到底存了多少银子。
在这种情况下，山西票号原本可以向京城储户言明自己的难处，等总号重新清理账目之后再行兑付。
但，以日升昌为首的所有山西票号都没有这么做。
他们在分号账目无法核对的情况下，采取了他们自认为最恰当的做法——所有储户，只要拿出存单，只辨认存单真假，不核实账目余欠，不管银两数目多大，一律立刻兑现。
正是这种信义为先的精神，为晋商带来了巨大的声誉，推动了晋商的发展和票号的兴旺。
1888年，一位汇丰银行的英国经理曾经评价说：“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的商人会像中国商人这样值得信赖，25年来，汇丰银行与中国商人做了大量生意，数目达几亿两之巨，但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欺骗行为。
” 究其根本，这就是山西票号让西方人很难理解的一种行为习惯：所有票号，都要供奉关公，视关公为本行业的祖师爷和财神。
在所有的票商心目中，关公就是信义的化身。
只有关公的信义精神，才能解释票号“无限责任”的内涵。
明清时期，富甲天下的晋商把关公精神作为晋商精神的核心，晋商游走天下，闯荡江湖，未建办公场所，先建关帝庙，将“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的商道精神，与“以义取利”、“先义后利”、“义内生财”的关帝崇拜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守信、二尚义、三取利”，笃实不欺、重信重义的商业文化。
《中国戏曲志》记载；清代当地民间流传有“先盖庙，后唱戏，钱庄当铺开满地”的民谣。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红生演员李洪春《京剧长谈》说到行会戏时，就曾提到汇票庄奉关公为祖师爷。
北京典当业建有当业会馆，馆中挂有崇祀关帝的清代牌匾，嘉庆七年匾：“昭灵锡祜”，宣统元年匾：“广福祈多”。
民国年间，北平当业同业公会李澜谈到该会馆祀神活动，旧历三月十五日为祀财神之期，六月二十三日为祀关帝之期，届时演戏酬神。
因为各地商帮在敬奉关帝时，商业上也同样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全国各地商帮创建本籍会馆时，都把关帝作为全国通祀之神，作为商业道德神、保护神、公正神，及财神，加以供奉。
潮汕商人在雍正十年（1732年）《新建保善坊武庙暨田地碑记》中把“立心行事，忠肝义胆”作为关公崇拜，做人做事的道德标杆：“我潮官绅士庶，今而后进入庙堂，瞻仰仪象，当学其立心行事，忠肝义胆，刻刻以君父国家为怀，虽颠沛崎岖而志不可夺。
将见顽夫庶，懦夫立，百世下皆知纲常名教之为重，无复有寡廉鲜耻，朝四暮三之小人。
” 商人们认为，关公代表了诚信的昭示与承诺，代表了忠心义气、相互扶持，代表了商业道德和商业伦理的最高准则。
在关公身上折射出的忠义诚信等文化精神迎合了商家及企业所需，成为他们向世人彰显商业道德的一面镜子。
只有讲诚信讲义气讲品格，将人际关系，及商业道德伦理的关系处理好，就能得到财富。
明清之时，每逢关帝诞、磨刀节、春秋祭、迎请财神等庙会之日，焚香祭祀，唱戏娱乐，关帝庙前出现集饮食、购物、休闲、商务洽谈于一体的集市贸易，逐渐成为当地最繁华热闹的商品贸易中心。
人们就越来越相信，关公不仅是一位能够保护平安的战神，而且也一位能够保佑财源广进的财神。
作者：关公文化彭允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