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日什托夫·扎努西 ，一位来自波兰，熟悉而又陌生的电影大师。
说他熟悉是因为你能在很多地方听到他的名字，当人们介绍波兰电影代表人物时，总是会把扎努西的名字和波兰斯基、基耶斯洛夫斯基 、瓦伊达等享誉全球的大师相提并论；说他陌生是因为我们对他的作品知之甚少，尽管他的作品曾多次在国际上获奖。
这一次的北京电影节，或许你终于可以开始了解他。
本周日18：30在电影资料馆（小西天）“聚焦波兰电影展开幕式活动”中，扎努西会亲自出席现场，当天电影资料馆还会播出他的经典影片《山巅的呼唤》（查了一下，现在票还没有卖光，大家可以速速下单）欢迎大家来找我们玩儿。
克日什托夫·扎努西那么今天，我就把扎努西在CCTV6“世界电影之旅”中接受的采访分享给你，就像他说的：“如果能把电影拍到你的内心深处，它也同样会达到观众的内心深处。
”波兰是一个美丽的国家，然而却有着一份过于沉重的历史。
1918年，经历了与侵略者长期斗争的波兰人民终于迎来了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但是好景不长，1939年，希特勒法西斯的铁蹄就踏进了波兰的领土，整个波兰坠入一场灾难，也就是在这一年的6月17日扎努西生于华沙，直到1945年波兰解放时扎努西才六岁，但是那段历史却给他的童年留下了很深的烙印。
扎努西：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因为它对我们这代人来说是一段记忆，是一个有时会想起的噩梦，对于生活本身的不同态度，使得人们对一个问题的回答充满了多样性。
这也是一个对于成年人来说不会经常提及的问题，那就是当其他人在战争中死去，是什么支撑我们继续活下去，我还活着，这究竟是个怎样的奇迹。
扎努西之后的很多影片都是取材于那段历史，《仁慈之心》便是其中的一部。
故事发生在1941年，一名年轻的西里西亚人简从奥斯维辛集中营中逃出，这导致纳粹警察决定挑十个集中营中的人，活活饿死他们，以示惩戒，但是被随机挑中的人中，有一个青少年由于害怕这种酷刑而瘫软，一样被关在集中营中的圣方济修士科尔伯，便决定代替那个青少年接受处罚。
电影《仁慈之心》海报扎努西：《仁慈之心》是关于牺牲的，一部真实的影片。
它讲的是一个人用自己的死亡去换回一个囚犯生命的故事，但是这并不是我的记忆。
因为当时的我太小，对这些还无法理解，但是这是一个发生在集中营里的故事。
一个囚犯，他是个僧人，一个有信仰的宗教人士。
他用自己的死来换回另一个陌生的死刑犯的生。
这是一个人能做出的最大的牺牲，因此我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英雄，这就是我为他拍一部电影的原因。
逃出集中营的汉尼斯一直在追寻科尔伯究竟为谁而死？在这种性命危在旦夕的时候，谁不是最先想到自己呢？但这个科尔伯却完全违反人人自保原则的，主动替另一个人死，他想找到某个很合理的解释，诸如科尔伯其实是替一个绝对不能死的重要人物代死，或者透过死以取得某个秘密交换条件等等，这样他的心情会好过很多。
扎努西：这是一个很熬人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公众来说，是很有意义的。
我们可以问自己，我可以为他人做些什么，我可以贡献一些钱。
但是要把我的器官拿出来呢，比如我的肾脏、肝脏，这是很大的代价。
更何况献出生命，为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人，这是英雄的举动，我非常喜欢这个故事。
类似这样感人的故事在二站中还有很多很多，战后波兰的电影业恢复得极为困难，到了1944年全波兰只剩下5家影院还可以放映影片。
许多电影创作者不是死于战场就是惨死在纳粹的屠刀之下。
而华沙这个城市被破坏得尤为严重，没有一个制片厂还能幸存。
战争结束后，小扎努西才第一次看到电影，那时波兰的电影院会从凌晨一直开到深夜，电影带他进入了一个奇妙的世界。
扎努西：当我开始看电影的时候我就爱上了电影。
而且当时我看了很多，因为我的个头很高，因此我甚至可以混进电影院看成人电影，小孩子不让进的。
我戴着父亲的帽子，戴上眼镜，这样看起来就很威严。
其实那时还小，十二还是十三岁的样子。
当时已经有了很棒的法国电影，《天国的孩子》。
这是世界电影史上的一部名作，还有许多其它的优秀电影，因此电影就给了我这么一个印象。
它能以美好的方式，展示你的视野，甚至你的梦想。
《天国的孩子》至今仍让扎努西赞不绝口，就是这部影片让他相信了电影的魔力。
当我们顺理成章地认为扎努西从此就走上了电影之路，生命的轨迹却没有这样发展。
起初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物理学家，1955-1959年，他在波兰大学就读物理系，但同时也在波兰科学院艺术协会上电影课，并开始拍摄独立电影。
1959-1962年之间，他又进入克拉考大学读哲学，直到这所学校在1963年关闭为止。
而从1960年起，他就在著名的罗兹电影学院学习，直到1966年毕业。
扎努西：在电影学院学习的时候我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我不得不承认三年之后我被开除了，他们把我的名字从名单上抹掉，我不得不重新申请。
我想我必须证明，他们作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最终我成功了，他们本不该把我开除的，因为当时我拍了一些过于试验性的电影。
他们却对我的进一步研究失去了信心，但是实际上，在这一行，你必须用一生去斗争，因此，我是一名斗士。
扎努西在罗兹电影学院的毕业作品《主教之死》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分别获得莫斯科电影节艺术家评委会大奖和德国曼海姆电影节的基督教信徒奖，从此，他进一步坚定了在电影方面的追求。
《主教之死》是一部关于死亡和希望的电影，在影片中，一切都在沉默中进行，充满了对于生命和精神世界的理性思考。
电影《主教之死》截图扎努西：这期间我一直在找寻自己的位置，到底在哪个领域，我能最好的表达自己。
后来我就发现，那就是电影。
扎努西琳琅满目的求学经历，除了反映他的思想与兴趣的广泛、变迁外，我们也从他日后许多作品的男主角身上看到这抹痕迹。
在他2002年的作品《爱在山的那一边》中电影开场是男主角在修道院的小房间里鞭苔自己的身体，与内心的疑惑搏斗，因为他不晓得自己是否适合修士的生活，或者他应该回到医学院继续深造。
这类主人翁都是研读科学、却对哲学充满疑惑，更因不愿妥协、力求答案的个性，而让自己陷入两难的苦境。
扎努西：完全正确，因为哲学很抽象，它有很多的专用词汇。
而我们需要有一个例子，告诉人们应该如何作出一个决定，还有作出不同决定时我们的得失。
波兰电影工作者一直努力促成电影工业的革新，在1956年之后成立了八个全新的电影创作集团，理念和志趣相投的电影人就会在同一个集团里聚集。
华依达是著名的“X集团”的领导者，赞努西则是较晚起的“托尔集团”的主导者。
扎努西：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有些变化了。
有的集团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当时我们都有很深层次的交流。
我们相互都非常了解，尽管也许是对手，但是都互相欣赏，我们在竞争。
虽说是对手，但是我们也在毕竟在一起讨论问题。
我认为这是个健康的状态，因为我们总在共同奋斗。
即使是今天也是这样，我们必须携手努力去争取一个新的电影规则。
虽然是对手，如今扎努西却和瓦伊达比邻而居，同住在华沙的一个高尚住宅区里。
扎努西：是个巧合啊。
就是在城市的一个区，那里住着很多的艺术家，还有知识分子，都是私人的空间。
我们很幸运的成为了对方的邻居，当然我们的邻居中还有一些作曲家，还有作家。
做为前辈的瓦伊达曾这样形容过扎努西，多部知名电影的作者，也是我们下一代波兰电影的领导者，声名远播海外，他本人是个理性及实证主义者。
智慧过人，深富谋略，通晓多国语言。
换句话说：他有所有我所缺乏的特质。
扎努西：或许对我来说也是啊，因为他也拥有很多，他是个画家。
但是我却娶了一个画家，我的妻子就是画家。
可我却不怎么画画，音乐上我了解得会更多。
而瓦伊达对画面更有研究，我热爱文学，他翻拍已有的小说，而我的台词都是自己创作。
因此我们是不同的，但是这很有趣。
他关注历史，我关注个人。
他是一个掌握意象的高手，并且拥有把握现实的强大能力。
他表达的东西简约而强有力，有时他的表达对于我来说过于强烈了，我所欣赏的他的作品，往往是他自己不那么喜欢的而他较为满意的作品我却不怎么感冒。
你可以去欣赏却不是喜欢，这是有区别的，它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只是不合我的口味罢了。
在1976至1981年这个所谓波兰学派第二个黄金时期，以瓦伊达和扎努西为代表人物的两个创作集团分别以犀利反省历史政治、探索道德焦虑，成为外界对波兰电影最鲜明的两个印象，当时在国际影坛得奖不断的瓦伊达与扎努西，也理所当然成为波兰电影的代表者。
同样是波兰电影最具代表性的影人，扎努西与瓦伊达的激烈昂扬截然不同，在扎努西的电影里有一种静穆的气息，他喜欢在平静舒缓中表达自己对于人生的思考，扎努西的这种倾向使他与基耶斯洛夫斯基和俄罗斯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趣味相投，惺惺相惜。
这两位英年早逝的大师都成为了他终生的挚友。
仅凭《十诫》和《红》、《白》、《蓝》，还有《维洛妮卡的双重生活》几部不多的片子，基耶斯洛夫斯基就足以在电影的丰碑上刻下自己不朽的名字。
他的影片被认为“既有伯格曼影片的诗情，有又希区柯克的叙事技巧"。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基耶斯洛夫斯基直登国际大师殿堂的名声把波兰的道德焦虑电影推到了真正的颠峰，但其实扎努西才是这个运动的先锋，但这些丝毫没有影响到两人的友谊。
扎努西：我们在创作风格上有相似之处。
我的电影不是很多人知道，而他的电影，众所周知。
然而我们从来不是敌人，我们从来都是朋友。
道德焦虑电影虽然不是托尔集团的专利，但却是这个运动最主要的发源地。
上世纪八十年代当声誉日隆的扎努西接受国外资金到各处拍片时，作为托尔集团的二当家基耶斯洛夫斯基就是赞努西的职务代理人.扎努西：我和基耶斯洛夫斯基是很亲密的朋友。
我们在一起工作，我是他的制片人，但是他是我的代理人。
我们就像是亲兄弟一样，我们关系很密切，同时我们的两家人就像是一家人一样，充满了温馨。
我只比他大一岁半，因此我们经常就对方的拍摄计划进行讨论，很自然的我们就到了一个创作小组。
然后我们接管了这个小组，成了组织者，这个组织取名为“托尔”，并且成立了公司，现在还在运营。
是国有公司，我们的所有盈利，都再次投资到了电影中，钱没有到我们的口袋里，因为公司不是私有的，我们与很多国家合拍了很多电影。
这也正是我和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想法。
我们要做国际化的作品。
1996年3月13日，法籍波兰电影大师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于巴黎病逝。
他的死讯迅速在世界范围内传开，各个角落的电影工作者和影迷同为之一哭。
电影评论家和制作者举行了悼念活动，追忆基耶斯洛夫斯基及其作品。
而对扎努西来说他失去的不只是一位电影大师，更是一个挚友，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
扎努西：很多的时候，我都会向他提出各种建议。
他也时常会接受，从不会视而不见，这对于我也是一样的。
他也经常建议我去做些什么，即使是在他去世的前一天，我们还在讨论我的最新的电影。
他有不同的意见，而我也努力的说服他，为什么我认为自己的想法是对的。
这种交流十分的密切，而他的去世太过突然了。
很令人悲伤，没有人能料到。
1996年就在基耶斯洛夫斯基突然辞世之后，扎努西也开始了他八部电视电影《周末故事》系列的拍摄。
《周末故事》系列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奠定基耶斯洛夫斯基大师之名的《十诫》，扎努西是否真的受其启发而有见贤思齐的意思我们不得而知。
扎努西：我也参与了基耶斯洛夫斯基拍摄《十诫》，从形式上看它属于多部曲，这是一种很特别的形式，它与系列剧不同，区别就是每天晚上人们能看到由不同演员演绎的不同故事，但是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精神主线贯穿始终。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形式，同时我希望能继续下去，以此来演绎某些个别的问题。
做国际化的作品，这一直是扎努西和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共识，《和平阳光的年代》扎努西最广为人知的作品，就是国际间合作的作品，故事发生在二战刚刚结束之后的波兰，一个美国大兵与波兰寡妇的之间爱情故事。
二十年前他们相恋却没能结合；二十年后当女主角白发苍苍，两人已经阴阳两隔了。
一段看似简单的爱情故事，却暴露了比政治戒严更教主角难以承受的情义挣扎。
看完影片我们深陷其中，脑海中一个大大的疑问，如果当初女主角不放弃和男主人公团聚的机会，是否又会是另一个结局呢。
《和平阳光的年代》海报扎努西：很有可能，但是她拒绝那样做，因为她已经万念俱灰了。
这是我想要强调的一点，但是她无法承受的，是一种全新生活带来的压力。
她太脆弱了，无法离开，这就是为什么她放弃了并送走了他。
爱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因此当你不能萌生出，深沉、强大、发自内心的情感时，你就是个失败者，她就是这样。
这些年来扎努西始终坚持走国际合作的路线，他游走在世界各地，拍了很多的合拍片。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他的电影几乎每隔一部就是一部合拍片。
前不久中波合拍的《虎年之恋》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也使得扎努西把下一个合拍片的目光投向了中国。
扎努西：我非常期望能和中国的电影人一起拍电影，我认为合拍电影的感觉很棒。
波兰和中国合拍的第一部影片是勃洛姆斯基先生参与的电影。
我很喜欢，而现在我要找我自己的契机，因为合拍电影真的太重要了，它们密切了国家间的关系。
如果能把电影拍到你的内心深处，它也同样会达到观众的内心深处。
短短的采访当中无法对大师的作品一一细说，扎努西以他的严谨、博学和宽容，在他的每部电影中为角色设想情境，提出论点，含有厚实的道德复杂性，发人深省，这份持之以恒的坚持，让他的作品宛如浩瀚的社会学、伦理学与科学的艺术性整合。
我们也终于明白扎努西之于波兰、欧洲、甚至国际影坛的重要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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