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本文摘自《胶南文史资料》第四辑(1994年12月)，作者张修文，原标题《诸胶边对敌斗争回忆》张修文，山东胶南人，1925年生，1942年入党，同年到滨海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工作。
曾任中共诸胶边工委秘书、铁山区代理区委书记兼指导员、滨北地区秘书、湖北郧阳二区区委书记兼政委、陕南公学大队主任、陕南干校主任等职，现为陕西省纺织医院离休干部。
正文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开始于1948年春天的南下，至今不觉已经过去了43个春秋。
回顾往事,历历在目。
这是一段令人难忘的经历，故特为文一述，以资留念。
因为时隔较久，有些具体细节可能有记忆不清之处，尚希有关部门和当年一起南下的同志指正。
奔赴惠民1947年我在中共滨北地委组织部任组织干事兼地委机关党支部书记。
当时部长为白炎波，副部长为钮新农。
1948年春节前夕，钮新农忽然找我谈话，要我到刚组建好的滨北干部大队任党总支组织委员，带好大队人员中区以上干部档案，到驻惠民地区之华东局组织部报到。
1948年农历正月初四，雪后初晴，我们踏着冰雪覆盖的大地，跨上了奔赴惠民的征程。
当时，胶东昌南战役刚刚结束，胶县、高密、昌邑等县城虽已获得解放，但社会秩序尚未恢复，人心尚不安定，我们沿途行军还必须保持高度警惕，随时准备自卫。
第一天行军70里，赶到了胶济铁路南侧的一座村镇。
次日一早，跨过了久已闻名但未见到过的胶济线。
过铁路后第三天，我们进入了沿莱州湾的一片荒凉之地。
这里蒿草丛生，荆棘满地，人烟稀少，几十里路才能碰到一个村庄。
宿营时烧草不缺，随时随地可以割取，但吃粮和用水方面则发生了困难。
这时我们随身带的三天干粮大都吃完，而当地居民粮食奇缺,我们只好以一种名叫“草种子”的农作物当粮食。
这种“草种子”，兑上少量小米作蒸饭或稀饭，可以充饥，也没有怪味，但吃后肚子发胀，不好消化，不少人为此得了肠胃病。
这里没有井水，只能饮用一种从池塘里汲来的水。
这种水黄中带绿，苦中带涩，初喝时实在觉得难以下咽，但别无它水，也只好将就解渴。
经过近一周的时间，我们终于渡过了小清河，羊角沟，来到了黄河岸边。
我们过黄河的地点是在利津渡口。
这里离黄河入海口不远，河面宽阔，水流湍急，汹涌波涛，势如奔马。
我是第一次渡黄河，也是第一次看到黄河，一方面深为黄河的雄伟气势所惊叹，一方面也为木船在河面的起伏颠簸而担心。
但终于在入海口处渡过举世闻名的黄河了。
这是人生中值得纪念的一件事。
过了黄河就是利津县城，印象最深的是黄河发大水时留下的痕迹。
许多民房被淹，坟莹被水浸泡塌陷，露出了黑色的棺木，使人目不忍睹。
黄河水灾，是旧中国干百年来留下的祸患，也是日寇和蒋介石发动战争带来的恶果。
出了利津县境，沿途是滨县、惠民。
到了惠民中共华东局报到后，我们被分配到无棣县城南整训学习。
濮阳整编到无棣后，我们稍事休息，即开始学习文件，听取并讨论上级报告。
最后，中共华东局组织部宣布：这次调集大批干部的目的是随军南下，到新解放区巩固阵地，开展工作。
对此，大家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三月下旬，我们踏上了新的征途。
下一站的目的地是濮阳。
这一段路程多为平川，沿途是老解放区。
在路上，我们遇到一队队炮车隆隆地驰往前方，有人猜测可能是到潍县前线进行攻坚战的。
解放战争初期，我军的武器装备基本是小米加步枪，如今，我们已经拥有快速车队和大炮炮群了,大家的精神为之一振。
四月中旬，我们胜利地到达濮阳。
濮阳为历史名城，军事重镇。
我们在此休整了月余。
这时，由华东解放区抽调的大批人员陆续到达，加上部队抽调的干部，共计万人，正式成立了《华东野战军随营军政干部学校》。
学员系统地进行了时事和政策学习，为到新区开展工作打好基础。
在此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华东野战军陈毅司令员，先后到校对区、营以上干部作了讲话和报告，给予我们极大鼓舞。
在休整过程中，干部队伍进行了整编，加强了领导。
原来干部连队的连长、指导员多为科、区级干部，整编后一律改由县团级干部担任。
同时规定，南下地方干部均享受军属待遇，并且向当地政府发了通知。
这对大家既是鼓励，又是鞭策。
此 时，夏令已至，天气渐热，我们脱去棉衣，换上军 装，轻装前进。
途中经过大名、临漳等五县县境，于五月下旬到达河北省邯郸市。
因为下一站将要进入晋东南太行山区，后勤供应要做多方面的准备，所以在此住了一个星期。
跨越太行在邯郸作好后勤准备后，我们动身奔赴黄河北岸的孟县。
这时邯郸地区麦收已过。
我们冒着酷暑前进，进入太行山区。
经过涉县、长治等县市到达山西、河南交界地区的晋城。
再由晋城出发，经过天井关、栏车镇、孟良寨下太行山，进入河南境内。
天井关地处太行山之巅，群峰林立，地势陡峭，铺石级，上下逾千条。
当我们奋力爬上天井关峰顶时，山前景物尽收眼底，景色十分壮观。
这时有人唱起了抗日歌曲：“我们在太行山上，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敌人从那里进攻，我们叫他们在那里灭亡”。
有人吟诵起朱德总司令的名句“伫马太行侧，十月雪飞白。
战士仍衣单，夜夜杀倭贼”（《寄语蜀中父老》）。
栏车镇虽名为镇，实为一不大之村庄，因地处偏僻，人烟稀少，野狼经常在附近出没，有时成群结队。
炎夏季节晚上，家家都要关门闭户，不敢外出乘凉。
向导告诉我们，行军时要紧跟大队前进，千万不要掉队,以免发生意外。
下了太行山，我们来到河南省沁阳县境内的三王庄。
这里树木茂密，竹林环绕，流水淙淙，别有一番景色。
从人烟稀少的崇山峻岭下来，面对沃野一片，不觉心旷神怡，胸襟顿爽。
我们原计划在该地做短期休息，以解除山地行军之疲劳。
不料傍晚接到紧急通知，说敌军胡宗南一部沿陇海路东进，企图再犯洛阳。
随营学校必须抢时间渡过黄河，否则有被阻留北岸，过不去黄河的危险。
为此，我们必须连夜赶到孟县，准备次日渡河。
由三王庄去孟县30里，动身时天色已晚，偏偏又下起了大雨，我们冒雨行军，在黑夜中艰难行进。
当时我们穿的是手衲布底鞋，泥泞一陷，鞋子脱落，只好赤脚 走。
有的同志心细，事前缝了鞋带，但此地道路上长满了蒺藜，蒺藜随泥浆灌进了鞋内，到处滚动，扎得脚面脚底又痛又痒，只好也把鞋子丢掉，由它只扎脚底一处。
经过五个多小时急行军，时近午夜，我们终于赶到了孟县城。
孟县，南临黄河，北近太行，是沿河重镇。
为防敌机轰炸，上级决定次日傍晚渡河。
上次在利津过黄河是“北渡黄河”，此次在孟县过黄河则是“南渡黄河”。
这一天，白天风停雨止,但傍晚队伍出发后，却又刮起了大风，下起了大雨。
近望黄河，烟雾迷蒙，水天一线，波涛滚滚，气势逼人。
船家说，风雨太大，视线不清，当晚不宜过河，以免发生危险。
随校军事指挥员根据敌情形势，决定乘大木船抢渡，并果断地下达命令：“不准犹豫，就是下刀子当晚也要过河”。
幸运的是，当晚下的是阵雨，船行不久，风雨即逐渐转小。
过河到达孟津后，转为微风轻拂，细雨霏霏。
不久，风停雨止。
我们摸黑行军约70里，于黎明时越过陇海路，到达洛阳东关，又徒涉洛水，来到洛阳城南一片村庄，大队人马住了下来。
在洛阳城南休息三天，我们又动身奔赴中原军区所在地——宝丰。
中原待命宝丰地处河南省的中心，自古为中原逐鹿之地。
这里北上可赴洛阳、郑州，南下可进南阳、襄阳。
维修前的宝丰会议会址（中原大学文庙校址）为迎接华东干部的到来，中原军区特地召开了欢迎大会。
军区刘伯承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到会和大家见了面，并讲了话。
之后，邓子恢副政委给区、营以上干部作了农运专题报告。
三位首长的讲话和报告，给了我们以极大的精神鼓舞，使我们进一步增强了胜利信心。
刘伯承司令员是中外闻名的军事家，他穿一套普通灰色军衣，戴一副老式眼镜，慈祥和蔼。
他的讲话，娓娓而谈，宛如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在和晚辈们拉家常。
陈毅副司令员我们是第二次见面，并聆听他的教诲。
他上身着灰色衬衣，下身着草绿色军裤，手摇芭蕉扇，风度潇洒而威武。
他的讲话简短明快，富有说服力。
邓老是我党有名的农运专家，他的专题报告深入浅出，既有理论，更富实际，给我们解答了到新区工作可能遇到的许多问题。
解放战争时期的文庙大成殿（中原大学文庙旧址）邓老的报告讲了三个下午，休息时，我们坐在前排的几个人写纸条向他询问：何时能打败蒋介石,何时能进入社会主义。
邓老微笑着回答：打败蒋介石看来已经没有多大问题。
何时进入社会主义，这个问题要由党中央和毛主席作出判断。
我看再有15-20年的时间也许就差不多了。
临汝、宝丰是解放不久的新区，民间私有枪支甚多，对社会治安造成很大威胁。
一南下干部大队 几位打前站号房子的同志突遭土匪袭击，人被杀害，枪被劫走。
住在宝丰官衙村的一个干部连队的司务长因身带部分银元，被一惯匪骗到家中，用绳子勒死，尸体丢弃井中。
幸而住在这个村的是我们的一个公安大队，他们根据一位老太太提供的线索，不到三天就破了案。
穷凶极恶的惯匪当即被我抓获，公审枪决；为死难烈士报了仇，也为当地人民除了害。
我们在宝丰住了一个多月，主要的任务：一是学习，二是等待分配，三是就地做发动群众的工作。
当时，中原大军区下辖豫西、桐柏、江汉、陕南等七个军区，我们300余人被分配到陕南军区。
这时盛夏已过，暑热渐退，我们动身奔赴郧阳。
郧阳纪事郧阳，地处鄂、豫、陕三省交界，为鄂西北重镇，我陕南解放区党政军领导机关临时所在地。
当时下辖湖北的两郧地区、陕西的商洛地区和号称“秦头楚尾”的白河县。
我们于1948年10月到达郧阳，1949年12月离开，共在此地战斗、工作了一年零两个月。
这一时期，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正处于决定性阶段，也是最艰难的阶段。
就全国局势而言，从1948年11月2日的辽沈战役结束开始，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形势大好，捷报频传。
但郧阳地区的斗争还异常艰苦，形势相当严峻。
在城市，主要是由于国民党政府长期的反动统治，物价暴涨，民不聊生。
在农村，主要是土匪特务、散兵游勇、地主还乡团活动猖獗，社会秩序很不安宁。
他们不断袭击我新建的区乡政府，杀害农村基层干部，造谣威胁群众。
一次，郧阳二区区政府遭到土匪、还乡团的联合袭击，牺牲区武委会主任一人，炊事员一人。
后经我主力部队进剿，消灭了该股反动势力，社会秩序才得以安定。
初到郧阳城时，我和张雨航、薛凤飞、王杰（女）等人先后举办了教师进修班、会计培训班，培养和吸收了一批知识分子干部。
后张雨航同志留任该县县长。
我到城北二区任区委书记兼区中队政委，和区长刘兴汉同志共同领导了该区的剿匪反霸、政权建设和支援前线等工作，较好地完成了巩固新区的任务。
郧阳地区多山，地广人稀，农业生产落后，加以大军云集，各项供给都十分困难。
我们经常吃的是苞谷糁稀饭加酸菜，过年过节，吃一顿大米蒸饭算是改善生活。
没有钱买肥皂，只好用烧过的木炭灰过滤下来的水洗衣服。
这种水碱性很大，腐蚀性很强，搓泡时间一长，双手常被腐蚀起泡。
条件虽然艰苦，但我们总是积极工作努力完成任务。
陕南办学在郧阳工作年余，我们于1949年12月随军前往汉中。
当时汉中刚获解放，百废待兴。
新年刚过，我和薛凤飞、柳志民、陈惠卿、傅蔚然等同志便被派往离汉中40里的陕南公学。
陕南公学是一所地区性的学校，开办于建国前夕。
该校在郧阳办了两期，迁移到汉中后已是第三期。
这一期规模最大，招生人数达1500余人，分编为五个大队，校址在汉中北山的石堰寺。
这里原是国民党一所军校的旧址，背山面原，环境幽静，地理位置颇佳。
陕公学员以高、初中学生为主，另有部分大学生、城镇失业青年和少数旧政权的下层公务人员。
他们报考陕公的目的，总的说来是在革命队伍中 找出路。
他们愿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力量，但对于什么是革命，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是什么缺乏了解。
如何在较短时间内提高他们的觉悟，转变立场，建立革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是当时陕公面临的主要课题。
五十年代初，建国伊始，国家尚未来得及编写出系统的教材，有关参考资料也很少。
当时的教学，主要采取由党政领导上大课，学校组织讨论、进行辅导的方法。
每个学习阶段进行一次测试，学期结束写出个人思想总结。
除此之外，我们还运用多种方式配合主课教育，以达到教学的目的。
青年知识分子和一般工农群众不同，有其自身的特点。
我们适当地运用一些他们较为熟悉的古典文学作品对他们进行辅导。
杜牧的《阿房宫赋》、柳宗元的《捕蛇者说》、李绅的《悯农》、张俞的《蚕妇吟》等诗文，在这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形象地描绘了封建统治者的贪得无厌，挥霍无度。
“苛政猛如虎”，充分揭露了剥削阶级的残酷暴虐。
至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则更形象地说明了在剥削制度下，阶阶矛盾的尖锐对立和革命爆发的必然。
旧的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必然爆发革命，以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社会制度，这是马列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论点。
而用形象的语言，生动的事实,说明这种必然性，则更易为人们所接受。
组织学员观看文艺演出，引导他们进行讨论，写观后感，也是辅导教学的有效方法。
学员们看了《白毛女》、《刘胡兰》、《赤叶河》等革命戏剧之后,思想上引起强烈震动，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喜儿的悲惨遭遇、刘胡兰的英勇就义、《赤叶河》中恶霸地主对农民的欺凌压迫，使他们认识到人世间的不平和旧社会的残酷现实，从而加深了对旧社会的痛恨，对新中国的热爱，以及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理解。
学员入校之初，由于受旧教育观念的影响，普遍存在着轻视劳动，轻视工农的思想。
为了解决这一根本性的认识问题，除了抓好主课教育之外，我们还组织学员打柴、打草帘，帮助农民劳动。
使他们认识到“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人类”的真理，也使他们亲身体会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古训。
从轻视劳动变为热爱劳动，从视劳动为卑贱转变为视劳动为光荣。
经过半年的学习，学员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人生观和世界观有了转变，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他们纷纷要求早日奔赴农村和基层，实现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心愿。
6月下旬，陕公第三期胜利结业，为国家输送了一批急需的人才。
他们怀着革命的激情，走向了各自不同的岗位。
洋县土改第三期学员结业之后，陕南公学奉命改为陕南干校，由吸收培养知识分子，改为轮训在职干部。
1951年冬，陕南地区的土改全面展开，我们在中共陕南区委刘国声同志的带领下，到地处汉中盆地东部的洋县，参加此项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工作。
这个县当时有人口25万，耕地60万亩，为一较大县份。
1935年冬，我工农红军曾在本县北部山区建立过革命政权。
这里的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也遭受过反动派的残酷镇压。
旧中国农村是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天下，尤其是恶霸地主，更是草头王、土皇帝。
他们勾结官府，独霸一方，鱼肉乡里，草营人命。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这个县此类情况尤为突出。
这里的地租一般高达百分之六十至七十，个别地方甚至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
新中国成立后，从总体上说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但在解放不久的新区,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封建地主阶级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仍在暗地里控制着农村。
有的制造谣言，蛊惑人心；有的收买干部，腐蚀群众；有的非法出卖土地，转移财物；有的砍伐树木，破坏森林。
阴谋对抗土改，继续维持其封建统治。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深入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认真按政策完成土改，就成为一项十分复杂而艰巨的任务。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农民迫切需要得到土地。
但由于历代反动统治者的欺骗宣传和封建宿命论的影响，农民中还存在着一些糊涂认识。
他们的觉悟有待提高。
通过进行谁养活谁的讨论，使农民认识到“没有人种地，粮食不会自己往外长”的道理，明白了是农民养活了地主，而不是地主养活了农民。
通过回忆诉苦，使农民想起旧社会受迫害的事实，并找出受迫害的根源。
农民一旦觉悟和组织起来，就形成一种强大的力量，他们纷纷要求对旧社会进行控诉，对恶霸和地主进行斗争。
在说理斗争会上，台上苦主的控诉声泪俱下，台下的群众泣不成声，我们也情不自禁的洒下了热泪，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群众一旦发动起来并自觉为掌握自己的命运而斗争，一切看来不易查清、不好解决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当时的土改，分为两期进行，每期三个月。
从头一年初冬开始，至次年春末结束。
经过宣传政策、发动群众、划分成份、没收征收、按政策分配等阶段，土改任务胜利完成。
通过土改，彻底消灭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土地、房屋和农具，一部分中农的困难得到了解决，小土地出租者得到适当的照顾，富农只征收其应征的部分，地主也分得了和一般农民同样的一份土地。
罪行严重的恶霸地主，反革命分子和其他不法分子，则由人民法庭依法给予应得的惩处。
土改后的农村，到处呈现着崭新的气象。
人们欢欣鼓舞，努力发展生产，积极支援抗美援朝。
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有了人民政府的作主，加上群众强有力地组织起来，坏人潜踪，盗匪绝迹，社会秩序空前安定。
在全县完成土改的庆祝会上，广大农民兴高彩烈、喜气洋洋，敲锣打鼓，欢庆胜利。
县剧团还为此进行了专场演出。
那天演出的剧目是全本秦腔《蝴蝶杯》，胜利的喜悦，鼓舞着全体演员，他们的演出,特别精彩。
连素来不受人喜爱的“黑头”的表演，也博得了满场掌声。
人们说，这是多少年来少见的一出好戏。
此次南下，总计途经河北、山西、河南等6省55县，行程4000里，为时4年。
回首当年，我深深感到，这是一个艰苦创业的年代，一个慷慨悲歌的年代，一个永远值得回味的年代。
一九九一年四月初稿于西安一九九二年十月修改充实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