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 综合报道】 今天（18日）上午，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电视转播画面中，几张外国人的面孔出现在主席台上。
大会上宣读了100位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及10位中国改革友谊奖章的人物名单，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为获奖人员颁奖。
这几位外国人正是中国改革友谊奖章的获得者之一。
上图左起：克劳斯·施瓦布，罗伯特·库恩，阿兰·梅里埃，斯蒂芬·佩里 中国改革友谊奖章 图片来自联合早报 阿兰·梅里埃（1938年7月10日－）：助力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和对外合作的开拓者阿兰·梅里埃，毕业于法国里昂医学院，梅里埃基金会主席，法国生物梅里埃集团总裁。
梅里埃家族至今在法国政商界拥有至高地位，其历史也是人类和病毒较量的百年历史缩影，这个家族为医学界所做的最大贡献就是将疫苗实现工业化生产。
100多年前，法国微生物学家路易·巴斯德因为发现细菌而闻名天下。
当时担任巴斯德助手的马塞·梅里埃是梅里埃集团的创始人。
1897年，马塞设立梅里埃研究所，从事结核病、破伤风等传染病的研究，为日后法国生物医学的发展奠定基石。
“1978年我第一次来中国，那时往返中国和欧洲的航班每周只有一班，周六抵达，周六出发的瑞士航空；北京当时的涉外酒店只有一个友谊饭店；那时马路上还都只有自行车。
” 植根中国30多年来， 阿兰·梅里埃做出过两个重大决定，一是选择直接与中国政府卫生部门合作，比如参与非典和禽流感等中国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二是“在中国研发，到中国建厂”。
最令阿兰·梅里埃自豪的是，帮助中国在武汉建立起亚洲首个P4级别高等生物安全实验室。
据统计，目前该级别的P4实验室数量不超过20个，大多位于欧美发达国家。
这个项目是按照梅里埃在里昂的P4实验室的模板建设的。
从2004年SARS爆发后，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访华时提出，到2015年初竣工，并于今年初正式运作，前后跨越14年时间，也倾注了阿兰·梅里埃的全部精力。
他特意选择在中法建交50周年、又恰逢自己的“幸运年”——马年之际，将这份厚礼交付给中国。
里昂P4实验室是由梅里埃家族出资建设捐给法国政府的，也是当今技术最先进的P4实验室，目前主要由巴斯德研究所等机构使用。
中法合建武汉P4实验室，顶着发达国家巨大的压力，阿兰·梅里埃为此几乎动用了自己全部的法国政界关系，最终说服法方与中方合作。
当记者问他为何要在重重压力下帮助中国建P4实验室，阿兰·梅里埃开玩笑说道，“我想我是这些法国人当中流淌着最多中国血液的那个人。
”他信心满满地表示，“我是想P4能够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个典范，始于里昂，抵达武汉。
目前这个项目开展得很顺利，我认为是非常成功的，不仅对于中国，对全球也将发挥重要贡献。
” 阿兰·梅里埃今年80多岁了，还是每年都来中国。
“每次来中国，我都有种回家的感觉。
”“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领导人总是让我感到被尊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的孩子们和很多中国朋友建立起了友谊。
”阿兰·梅里埃也会经常与孩子的朋友们见面，看到他们，他仿佛就看到了自己的孩子一般高兴。
在看到如今中国的发展时，他坦言自己不了解了大数据、人工智能，“这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了。
我认为这方面要向中国学习，中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
”但他表示，“生物梅里埃中国，我给它的目标是应该成为中法的企业，而不是法国企业的一个分公司。
我们必须要开放，不管国与国之间在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有多大，但是科学无国界，合作才有未来，不开放就会止步不前。
” 威尔纳·格里希（1920—2003）：我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位“洋厂长”1985年，威尔纳·格里希和武汉柴油机厂员工一起拟定全厂劳动工资的改革方案。
威尔纳·格里希出生于德国巴符州曼海姆市，毕业于德国达姆斯塔航空技术工程师学校，曾担任过德国某车辆制造管理总局和某飞机发动机制造厂负责人。
1983年7月8日，邓小平同志发表“利用国外智力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谈话，明确提出把引进国外智力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方针，作为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
1984年8月，格里希作为联邦德国退休专家组织派往武汉的第一批3个外国专家之一，来到武汉柴油机厂担任技术顾问，为期4个月。
武柴是新中国第一台小型手扶拖拉机的诞生地，是全国首家拥有上万台生产能力的农机骨干企业。
但当时面临着与大多数国营企业一样的问题。
当年10月的一天，他自言自语地说了句：“如果我是厂长，决不允许这种现象存在，一定要加强管理，提高产品质量。
” 翻译听到这句话后，向时任武汉市外办主任丁华汇报情况。
“好，就让他来当厂长。
”丁华一锤定音。
1984年武汉市政府聘请格里希担任武柴厂长，任期为1984年11月1日到1986年11月4日，成为中国国企第一位“洋厂长”。
当时，国外评论称，格里希当厂长是中国对外开放和改革进程中“一件令人吃惊的新闻”。
在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期间，格里希大胆改革、从严治厂，引进国外以质量、市场为核心的管理理念，改变了工厂管理落后、质量低劣的面貌，使柴油机实现向东南亚7个国家批量出口，开创了全国引进国外管理型专家的先河，对我国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产生了强大冲击。
为了提高产品质量，格里希每天背上工具包逐个车间巡查；为了解决管理上人浮于事的情况，格里希免去了严重失职的总工程师和检验科长的职务，将一批能干的技术人员调到质检部门，质检人员甚至拥有与厂长同等的质量否决权；为了调动员工积极性和责任心，格里希在1985年初提出了结构工资制，在此制度下，职工的工资随着工龄的延续、岗位的变迁、工作成果的变化而升降，每两个月浮动一次。
不过他的改革方案也曾受到抵触。
1986年11月，格里希在卸任后曾对一位国务院领导感叹说：“中国人当厂长肯定比我的困难要多，因为我当领导，中国给予我关照。
我希望武汉市政府像支持我一样支持中国厂长。
”在他卸任这一年，武柴的业绩发展到一个空前规模：柴油机气缸杂质从5600毫克下降到100毫克以内，居国内领先水平；废品率由30%至40%降到10%以下；向东南亚7个国家出口，创汇超过百万美元。
此后，格里希又多次来华。
1993年4月，格里希重回武汉，先后三次来到武柴，但武柴的产品质量令他不甚满意；2000年6月生前最后一次访问武汉，多次要求“回武柴看看”，但随行人员怕他接受不了武柴已于1998年破产的事实，找了各种托辞才隐瞒下来。
格里希撰写的26万字的企业机构设置和劳动重组方案，得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的重视，并获誉“质量先生”。
1986年5月，格里希被授予在华永久居留权资格，成为来武汉外籍人士中获此荣誉的第一人。
1987年5月，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批准，格里希受聘为武汉大学荣誉教授。
1987年7月，联邦德国政府授予他联邦十字勋章。
1994年，武汉市政府授予他“黄鹤友谊奖”。
1987年，时任国家经贸委副主任的朱镕基在为《格里希在武柴》一书做的序言中称，“洋厂长从严治厂的经验，受到我国企业界的普遍赞赏，引起了国外人士的关注。
他成为我国引进国外智力政策取得成效的一个典型。
” 2003年4月17日，格里希在德国去世。
2005年4月17日，武汉市和德国的杜伊斯堡两市分别竖立格里希的铜像。
特地从德国赶来参加铜像揭幕仪式的格里希夫人称，“格里希生前的遗愿就是，把骨灰撒入长江，看着中国崛起，伴着武汉成长。
这个愿望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
今天，铜像弥补了他的遗愿，我的丈夫终于可以和他魂牵梦绕的武汉永远在一起了。
” 克劳斯·施瓦布（1938年——）：促进我国对外经济交流合作的国际活动家克劳斯·施瓦布出生于德国拉芬斯堡，后加入瑞士籍。
他于1971年倡议创建了世界经济论坛，并担任论坛主席，随着影响力的不断扩大，1987年改为世界经济论坛，定在每年的一月末在瑞士小镇达沃斯举行，此外还担任联合国发展规划委员会副主席。
1978年，施瓦布敏锐地感到中国将会发生巨大变化。
1979年，他第一次踏上中国大陆，并积极邀请中国派代表团参加瑞士达沃斯论坛。
当时，中国派出第一批代表团成员，迈出了融入世界经济的步伐。
1981年，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企业联合会已开始在北京举办年度“企业管理国际研讨会”，此后一直延续下来。
在这个世界经济的最顶级论坛上，中国的分量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如今世界经济论坛日内瓦本部专门成立了中国组。
而这个论坛组织在全球除了日内瓦之外，设了两个办事处，一个在北京，一个在纽约。
2007年，施瓦布又创建夏季达沃斯论坛，定在每年六月或九月在中国天津或大连举行。
“经过多年的发展，世界经济论坛把目光投向新兴经济大国和成长型公司，而中国已成为新领军者之一。
”施瓦布曾断言：“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完全可以肩负起更多的全球责任。
” 松下幸之助(1894年11月27日—1989年4月27日)：国际知名企业参与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会见松下幸之助（前排右一）。
松下幸之助是日本著名跨国公司“松下电器”的创始人，被人称为“经营之神”。
松下幸之助先生是最早支持中国改革开放的国际友人之一。
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
在参观松下电器公司茨木工厂时，已83岁高龄的松下幸之助亲自到工厂门口迎接。
邓小平在展厅参观了双画面电视机、高速传真机、汉字编排装置、录像机等产品，并挥毫题词：中日友好前程似锦。
就在这次访问中，邓小平对松下幸之助说：“松下老先生，你能否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帮点忙？”松下当即允诺，愿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提供协助。
在改革开放的大幕刚刚开启时，松下幸之助曾两次访华，松下电器成为中国首个日本投资的外企公司（北京松下显像管），开始陆续在中国投资，把松下在中国的事业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融为一体。
从电子材料到零部件，从部品到整机，从家用电器到工业机器，到目前为止，在中国进行的技术合作项目160多项，建立合资独资企业53家（上海7家公司），总投资近15亿美元。
大平正芳（1910年3月12日——1980年6月12日）：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支持我国改革开放的政治家1979年12月，大平正芳（中）访华期间参观陕西省博物馆。
大平正芳，日本政治家，曾任日本首相。
一生中，四次踏足中国。
第一次到中国是29岁那一年。
1936年大平正芳大学毕业进入大藏省（日本主管财政、金融、税收的中央政府机关），3年后被派往位于张家口的兴亚院蒙疆联络部。
当时，中国的满目疮痍、贫穷落后让他感到震惊，日本军队的野蛮行径也令他深感厌恶。
第二次来到中国是30多年后。
1972年9月，大平正芳作为外务大臣，随首相田中角荣访华。
这次访华拉开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序幕。
在谈判过程中，大平正芳的真诚努力，起到了极为关键的推动作用。
当时，中日双方争议的焦点，一是台湾问题，二是日本侵略中国的那段历史。
田中角荣到达北京当晚，在欢迎宴会上发表演说时有句话是：“过去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对此，我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
”如此轻描淡写的致歉辞，让战争中饱受伤害的中国人无法接受。
随后的两次会谈中，周恩来总理都表示对这句话非常不满。
眼看这次访问就要无功而返，大平正芳提出去长城参观的路上想与姬鹏飞外长同车。
当时车中情形，担任翻译的周斌在《大平正芳印象》一文中有详细的记述。
车一发动，大平正芳就发表了一通恳切的长谈：“姬部长，我和你同岁，都在为自己的政府不断争论。
我们双方首先看重的，都是维护自己国家和国民的利益。
想来想去，我觉得，现在问题的焦点和要害，在于如何看待那场战争。
坦率地说，我个人是同意贵方观点的。
我大学毕业进大藏省工作后，曾受命到张家口及其附近地区作过社会、经济调查，为期一年十个月。
那是战争最惨烈的时期。
我亲眼所见的战争，明明白白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可以说不存在任何辩解的理由。
但是，我现在只能站在日本政府外务大臣的立场上说话。
考虑到日本当前面临的世界形势，加上又与美国结成的同盟关系，两国政府的联合声明，完全按照中方要求来表述，实在是太难太难了。
这一点如果得不到贵方理解，那我们只能收拾行李回日本了。
” “田中首相在战争后期也被征兵，到过牡丹江，不久就患病被送进了陆军医院治疗，他没有打过一枪战争便结束了。
但他也熟知那场战争，观点同我一样。
” “虽然不能全部满足中方要求，但我们愿意做出最大限度让步。
没有这种思想准备，我们是不会来中国的。
既然来了，我们就会豁出自己的政治生命，以至肉身生命来干的。
如果这次谈判达不成协议，田中和我都难于返回日本。
右派会大吵大闹，兴风作浪，党内也会出现反对呼声。
田中和我都是下了决心的，这些都请你如实报告周总理。
” 大平正芳的这番坦率表态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最后，他提议的“日本国政府对过去日本通过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灾难，痛感责任，深刻反省”这句话为中方接受，写进了两国政府的联合声明。
当时，日本政坛派阀林立斗争不断，大平正芳的表态让日本的反对派势力极度不满。
1974年，大平正芳再次亲赴北京进行航空协定谈判，临行前不断接到恐吓，不得不隐匿行踪，乘坐普通航班绕道香港，最终平安抵达北京。
大平正芳最后一次来中国是1979年12月，这一次是作为日本首相，来华商量如何加强两国多方面的合作。
抵达北京的第二天，他见到邓小平，询问起中国的现代化蓝图。
很多年后，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领导人时不止一次地提起这次谈话，“自从1978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重点搞经济建设，一心一意搞四化，但是实际上达到什么程度，步子怎么走，心中还没有数。
大平先生提出的这个问题，把我问住了。
我有一分钟没有答复。
”“提到这件事，我怀念大平先生。
我们提出在本世纪内翻两番，是在他的启发下确定的。
”“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是在这次谈话中形成的。
”大平正芳还正式向邓小平提出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经济援助，1979年以来的27年中对中国建设发生了巨大作用。
改革开放初期，日本每年向中国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和一定金额的无偿援助，第一笔贷款就是在大平正芳任首相期间落实发放的。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接受的首笔双边政府间贷款，时间长、利率低、数额大、没有附加条件，对于当时百废待兴、资金短缺的中国来说，是一笔至关重要的外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