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发现的两万年前的陶器，入选2012年世界十大考古发现。
考古研究表明，我国南方是世界上最早出现陶器的地方。
陶器的出现，是人类最早利用化学变化改变天然性质的开端，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万千年岁月中，白云苍狗，陶器制造工艺也随之发生变化，人们为其绘上彩，披上釉，采用不同的温度和不同的烧制方式，衍生出不同种类的陶瓷器和丰富多彩的陶瓷文化。
中国是陶瓷的故乡，陶瓷因其极高的实用性和艺术性而广受推崇，陶瓷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也表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
新石器时代有风格粗犷的灰陶、红陶、白陶、彩陶和黑陶；商代出现了釉陶和初具瓷器性质的硬釉陶；瓷器创制于东汉时期；唐代在制作技术和艺术创造上达到高度成熟，还远销日本、印度、埃及等地，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宋代制瓷业蓬勃发展，名窑涌现；明清时代陶瓷从制坯、装饰、施釉到烧成，技术上又超过前代……直至今日，中国陶瓷仍兴盛不衰，宜兴的紫砂器，石湾的陶塑，界首的三彩釉陶，淄博的降色陶，铜官的绿釉陶，崇宁的雕镂釉陶，德化的瓷雕、景德镇的青花瓷、粉彩瓷等均闻名于世。
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陶瓷承载和传承着从古至今中国人的智慧与创造，也在适应当代社会需求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创新，散发着历久弥新的魅力。
史前白陶：由陶到瓷的嬗变作者：史春月 大汶口文化白陶空足鬶纵观我国陶瓷器发展史可知，陶器与瓷器主要的区别在于烧制原料不同——黏土烧成陶器；瓷器则以高岭土烧制而成。
但史前陶器中有一种特殊的器类，洁白光润，叩之清越，是为白陶。
经科技检测分析确认，这些白陶的原料为高岭土，由于当时烧制技术有限，温度不够，最终烧成白陶，而非瓷器。
白陶主要存在于我国史前至夏商时期，大概分布在以沅水、洞庭湖为中心的华南，以及晚于其后的海岱文明地区。
史前陶器就颜色而言，有灰陶、红陶、黑陶、白陶之分。
白陶与其他颜色的陶器在器物类型上并无不同，均包括鼎、豆、壶、罐、杯、鬶、盉、尊等。
其中，鬶是白陶最常见也最典型的一种器型。
如大汶口文化时期白陶空足鬶，就是一件造型优美的白陶器。
这件白陶鬶为泥质白陶，流口上翘作鸟喙形，口沿外折，扁圆腹，颈偏于腹上部前侧。
腹壁中央有折棱一周，颈偏上跨纽绳式鋬，圆锥形袋足，分档鼎立，烧造精致。
出土于山东临沂大范庄遗址的一件龙山文化时期白陶袋足鬶，则属于夹砂白陶，其流口细长，侈口，粗长颈，圆腹，三个袋状锥足鼎立，腹足之间饰有一周附加堆纹，有纽绳式鋬。
白陶鬶的存续时间较长，就海岱文明来看，自大汶口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早、中期都发现较多，到龙山文化晚期，白陶鬶数量减少。
除了白陶鬶之外，白陶豆和白陶壶也不乏精品。
它们皆素面烧成，打磨光滑，呈现洁白细腻、精致光润的器感，器壁坚硬，叩击有清脆的声音，一改陶器给人灰扑扑的印象，有种别样的艺术美。
大汶口文化白陶罐从功能和用途来看，白陶有着与其他陶器同样的实用价值。
除了多数实用器，还有体量较小的器物，例如一些高足杯，器高在16厘米至19厘米之间，杯高仅三四厘米，基本没有实用价值，应该仅仅是作为冥器随葬。
根据白陶出土遗址可以看出，不同规格和等级的墓葬之间，白陶的随葬数量存在明显差异，等级越高，出土的白陶越多。
虽然白陶的器型与一般陶器区别不大，但其呈现形态更加光亮精美，究其原因，还在于使用材料的不同。
白陶器以高岭土烧成，民间一般称为坩子土，也叫瓷土，以这种原料制作烧成的陶器，颜色多呈白色。
陶器一般是将生坯置于窑内，以千度左右高温烧成。
窑内温度下降过程中，胎土中含有的铁成分经过氧化，会烧成红陶；将窑加以密封阻止氧气外泄，铁成分被还原，则烧成灰陶；如果用一定的方式向窑内渗碳，就会烧成黑陶。
而白陶所用的高岭土一般富含氧化铝，同时含铁量较少，铁的成分越少，器物就越纯净洁白。
临沂大范庄遗址出土的龙山文化白陶袋足鬶由于原料纯度的不同和烧制过程中温度的变化，白陶烧成之后，有的颜色会偏于粉红、绛红或橙黄。
如1959年出土于山东泰安宁阳大汶口遗址的大汶口文化白陶罐，敛口，口以下至肩部器壁刮削成宽凹带，肩部两侧安竖鼻一对，深圆腹，假圈足，平底。
通体磨制光润，略呈粉红色。
又如同时出土的白陶空足鬶，夹砂白陶，流口上翘作鸟喙形，口上昂，口沿外折，流口略短，颈偏于腹上部前侧，扁圆腹，腹壁中央有折棱一周，颈腹上跨纽绳式鋬，圆锥形袋足，分裆鼎立。
腹部有附加堆纹一周，把手上有划纹一道，颜色呈绛红色。
还有一件龙山文化白陶袋足鬶，1960年出土于山东潍坊姚官庄，为夹细砂白陶，侈口，圆唇，长流，短颈，椭圆形长腹，袋足，颈腹之间连接扭绳式鋬。
腹部饰两周凸弦纹，颈腹部均匀间隔乳丁纹，通体橙黄色。
不同颜色的白陶，质地也有所不同。
纯白和带点粉红色的，质地大都比较细腻、坚硬，绛红和橙黄色器则显得比较松软、粗糙。
潍坊姚官庄出土的龙山文化白陶袋足鬶 （山东博物馆收藏）通观陶器发展史，无论器型还是功用，白陶与其他颜色陶器并无太大区别，发现白陶的特殊价值，更多在于其使用高岭土为主要原料进行烧造。
考古学家安金槐认为“黄河中下游的部分龙山文化遗址和大汶口遗址中出土的一些胎质白而坚硬的白陶……可能就是最早出现的原始素烧瓷器”，业界也多持此观点。
笔者认为，瓷器成器的重要因素不仅在于高岭土这种原料，还包括温度和是否用釉。
史前白陶的出现，证明先民在约5000年前就发现和使用高岭土作为原料制器，虽然由于烧制技术尚未完善，距离瓷甚至原始瓷的产生还非常遥远，但毕竟在从陶到瓷的发展过程中迈出了重要一步。
随着高岭土的不断扩大使用和烧制技术的不断成熟，最终为原始瓷以及此后真正意义上瓷器的创烧做出了重要铺垫。
（作者系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馆员）陶风瓷韵见唐诗作者：高昌 题有五言唐诗的长沙窑青釉瓷碗 （长沙博物馆收藏）“我有方寸心，无人堪共说，遣风吹却云，言向天边月。
”这首失没千年、优美而含蓄的唐诗，作者姓名不详，是几十年前在长沙铜官窑遗址出土的唐代瓷片上重新发现的。
诗的意思是：没有人能听得懂我的心事，我只好让风把云彩吹走，说给天边上的那弯像耳朵一样的月亮听。
唐代长沙铜官窑首创了釉下彩瓷的新工艺，还很有眼光地把诗歌题写在瓷器上。
这些沉埋在地下的瓷上诗，给今天的诗歌读者带来意外的惊喜和震撼。
经由湖南著名学者李元洛介绍，我有缘收到文博界前辈萧湘寄赠的《人间唐诗——长沙窑上的人间烟火》，细读之下，心里非常感动。
差点被历史遗忘的那些淳朴的诗句，因为陶瓷的特殊材质而保留下沉埋千年的美好记忆。
釉下胎体上题写的断章零简，让我们更真切地感受到唐代氤氲的市井风情和人间烟火。
如果不是60多年前那支遗址考古队的到来，谁也不知道这片土地下面藏着一段辉煌的大唐古诗故事，也不知道唐诗宝库将增加一段浪漫温暖的人间烟火气息，不知道这里还能改写诗歌史。
1956年，那是一个冬天。
一群考古学家组成的队伍从长沙出发，沿着美丽的湘江一路前行。
在彩陶源村瓦渣坪一带发现的彩瓷片和精美器物，吸引他们停下了脚步。
他们惊喜地确认，这里是一处烧制釉下彩瓷的唐代窑址。
随后，国内著名的陶瓷专家相继而来，对长沙铜关窑址的彩陶技艺给予高度评价。
原来，中国的陶瓷一般为黑色或白色，到了铜官窑时期，才开始出现绚丽多姿的彩瓷。
更令人惊喜的是，这些考古发现的彩瓷上，还创造性地烧刻着许多当时人的诗。
长沙铜官窑从初唐时期开始造瓷，到中晚唐开始兴盛，五代时期因为战乱而衰落，前后大约两百多年。
陶工们把自己创作的或者当时比较流行的诗歌烧刻在陶器上，这些珍贵的唐诗便随着瓷器慢慢传播开来。
铜官窑衰落后，瓷诗中除了少数名家作品被其他史籍收入，剩下的大部分也就没人知道了。
一直到铜官窑遗址被考古队发现，沉埋在地底下的这个多姿多彩、充满温度的情感世界，才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
题有“君生我未生”一诗的瓷瓶 （长沙博物馆收藏）最初，铜官窑瓷器遗址中出土的唐诗只有几十首。
这些诗多数没有作者，也大都未收入清朝编纂的《全唐诗》里。
穿越岁月风雨而来的这些唐代遗诗，显出一份特别的珍奇和宝贵。
其中大多是短小浅显、好记好理解的五绝诗，比如：“一别行千里，来时未有期，月中三十日，无夜不相思。
”“春水春池满，春时春草生，春人饮春酒，春鸟哢春声。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以（已）老。
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
”“白玉非为宝，千金我不须。
意念千张纸，心存万卷书。
”“今岁今宵尽，明年明日开。
寒随今夜走，春至主人来。
”另外也有少量的七言诗和六言诗，还有一些单句和格言。
它们大多风格明快、单纯晓畅、朴实无华，偶有一些手写的错别字，也自有一份天真烂漫的盎然韵致。
诗的内容表现了行旅、相思、愿景、劝世、读书、警策等不同主题，大多乐观积极、坦率直白，很少有文人诗词中那种悲惋悱恻的哀怨，即使面对艰难险阻，心里也总是荡漾着温暖、吉祥的自信和祝福，比如：“只愁啼鸟别，恨送古人多。
去后看明月，风光处处过。
”“日日思前路，朝朝别主人，行行山水上，处处鸟啼新。
”这些诗大多题写在碟、壶、枕三种类型的器物上，主要是用行书、楷书四行竖排的形式，装饰在器物的合适位置。
枕上诗题写的情感更加私密一些，比如：“日红衫子合罗裙，尽日看花不厌春。
更向妆台重注口，无那萧郎悭煞人。
”伴随着研究的深入，铜官窑带给我们的惊喜还在继续和扩大。
1988年9月，德国打捞公司在印尼勿里洞岛海域发现并打捞出“黑石号”沉船。
船体里完好地保存着6.7万多件唐代瓷器，其中长沙铜官窑瓷器约5.65万件，占瓷器总数的84%。
考古工作者在打捞出的铜官窑瓷器上，又发现了不少唐诗的遗存。
比如这首诗：“孤雁南飞远，寒风切切惊。
妾思江外客，早晚到边亭。
”这些瓷器是准备运往阿拉伯地区的。
其中一个瓷碗上标记着烧制时间为唐敬宗宝历二年（公元826年）七月十六日，也就是说，将近1200年前，这些诗篇烧制在瓷器上，是要介绍到国外去的……看来，这些漂洋过海的“人间唐诗”，当年可能还有着不小的国际影响呢。
唐代诗人李群玉在《石渚》诗中描绘过当年铜官窑陶瓷的制作场景：“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
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那是一份多么红火的历史记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