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军博被盗的部分手枪，以及破案后收缴的枪弹和管制刀具1997年12月30日下午，一名普通群众走进了北京军事博物馆保卫处，表示有重要情况举报。
保卫处的干部正要请他坐下详细说说，群众却语出惊人：“4年前的博物馆盗枪案，当年在北京军区服役的黎升有重大嫌疑！”听到这番话，保卫处干部眼前一亮。
经过仔细确认，情况属实。
他立即将这一重要信息上报公安部，一张紧密的大网就此向黎升展开。
那么，四年前的盗枪案究竟发生了什么，以至于惊动公安部。
黎升又是谁呢？祸起博物馆1993年12月29日，上早班的博物馆工作人员像往常一样进入一楼武器展厅。
突然，眼前的一幕让他惊呆了：第二陈列柜的玻璃全部碎裂，里面的6支制式手枪展品消失不见。
陈列柜中展览的手枪，分别是“五一”式、公安“五二”式、“五四”式、“五九”式、“七七式”、“八一式”，是建国以来到1993年我国自主研发的所有手枪类型。
北京军事博物馆博物馆中的这些手枪，可都是如假包换的真枪，不是什么枪模！这些大杀伤性武器的失窃，不仅会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如果落入外国间谍手中，还会泄露我国重要的军事工业技术信息，影响国防安全。
事关重大，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不敢怠慢，迅速打电话告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保卫部，公安部紧随其后，也得到了消息。
经过刑侦专家的现场勘查，嫌疑人的作案手法无所遁形：前一天傍晚博物馆闭馆前，嫌疑人趁博物馆工作人员不注意，偷偷溜进博物馆，藏到了陈列板的夹层中。
等馆内人员全部走完之后，再从夹层中出来，砸坏了红外线报警器，用榔头敲碎了玻璃，盗走了陈列在柜内的6支手枪之后，翻窗逃出馆外。
现场残留的足迹，经过鞋印比对，证实是陆军野战皮鞋的鞋印。
军用皮鞋公安机关对案件相关人员进行笔录时，一个博物馆工作人员回忆，昨天的参观者中，确实有一个身穿迷彩服、背着迷彩包、脚蹬皮鞋的青年，多次绕着第二展柜转来转去，形迹十分可疑。
案件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公安部的领导高度重视。
公安部领导下达军令状，要求迅速破获这起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重案，并和北京市公安局成立联合专案组，调集全市乃至全国刑侦专家合力侦查。
但是当时的监控网络，并不像现在一样发达，没有获取到关于嫌疑人的影像资料。
专案组花费4年时间，耗费数十万元，走访了全国多个城市，依然对案件毫无头绪。
精心准备根据群众提供的情报，黎升此时在江西省萍乡市老干部局当驾驶员。
公安部的指示，很快下达到江西省。
展柜中的枪支1997年12月31日下午，临近元旦，江西省萍乡市公安局分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陈其豪正在办公室内对工作稍作收尾，准备回家和家人度过一个难得的假期。
突然，办公室的电话响起。
“您好，我是陈其豪。
请问您有什么事？”电话中人的言语，让陈其豪眉头紧锁，他把听筒夹在肩头，腾出手来拿着笔在本子上“刷刷”记着什么。
挂下电话，陈其豪长出一口气，电话是江西省公安厅打来的，说有重大任务要布置，要他带着刑警支队支队长周新耕下午3点到萍乡市东方宾馆等候。
周新耕队长当时正在医院住院治疗，听到陈其豪的通知之后紧急办理了出院手续，开车跟着陈其豪来到东方宾馆。
一进宾馆会议室，看到里面满满的人，陈其豪和周新耕顿时感到深深的压力。
在场的人员中，有公安部、解放军总政保卫部、北京市公安局的领导同志，军事博物馆保卫处的处长，从南昌专程赶来的省公安厅刑警总队的肖总队长和大案科王副科长，角落里甚至还坐着一位已经满头白发的公安部痕检老专家。
肖总队长和王副科长向陈其豪和周新耕详细介绍了案件的情况。
犯罪嫌疑人黎升，1991年到1994年在总参谋部游泳馆管理局当兵，现在已经退伍回到了萍乡。
根据住在黎升家附近的群众反映，黎升曾经在家里玩枪，一不小心枪走火了，打坏了家里的电视机，还在墙上打出一个大洞。
肖总队长向陈其豪解释，因为黎升在北京服役时的战友，很多都是萍乡人，有一个战友现在是市公安局某领导的司机，担心在市公安局商讨案情可能会打草惊蛇，所以才让大家来东方宾馆。
那位神秘的举报人还透露了一个信息，黎升有两个关系亲近的朋友知道他盗窃手枪的事，一个是市医院的救护车司机彭洪波，另一个是金鸣大厦老总的司机陈辉。
为了减少枪支被发现的风险，黎升很有可能把部分手枪转移到了彭洪波和陈辉手上。
黎升家电视机后的墙面上发现了弹孔公安部五局的何副局长说：“因为现在还不确定本案件是否真的是黎升所为，所以部里特地派了老专家，准备对黎升的皮鞋和案发现场留下的足迹进行对比验证，并检查黎升家中墙上的枪洞。
”会议决定由萍乡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负责摸清楚黎升、彭洪波和陈辉三人的情况，并对他们进行询问，同时派出专家搜查黎升的住处，寻找重要的物证。
抓捕开始开完会，陈其豪和周新耕来不及吃晚饭，就急急忙忙驱车赶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
车上，陈其豪打电话向萍乡市公安局局长彭心焜作了简要汇报，彭局长立马把情况上报给了市领导，同时也赶往刑侦支队。
到了刑侦支队，周新耕队长已经在车上打电话命令全队刑警在支队集合。
随后下达任务：副支队长易炳今带着防暴大队摸清楚黎升的状况，并抓捕黎升；支队副政委李银保带领缉毒科刑警到市医院抓彭洪波；另一个副支队长吴万清到金鸣大厦抓陈辉。
周新耕再三强调，三队人马要速战速决，在晚上九点之前把黎升、彭洪波、陈辉三个人抓到手。
为了防止嫌疑人作困兽之斗，伤及无辜群众，抓捕行动必须在室内实施，不能在大街上，不能在公共场合。
易副队长带领的防爆大队必须全员身穿防弹衣。
黎升被捕现场经过防暴大队的调查，查明黎升的父亲退休前是市老干部局的会计，黎升退伍之后，子承父业，进了老干部局开面包车。
晚上在一间跳舞厅兼职卖票，因为舞厅人员众多，不能在舞厅实施抓捕，易副队长决定引蛇出洞。
当时市里一位德高望重的前市领导刚刚不幸去世，易炳今和老干部局一位副局长商量之后，决定以这位前市领导的家属要用车为名，让刑警队员假扮家属，由黎升运送。
因为市政府周边环境相对幽静，不容易造成对群众的伤害，陈其豪、易炳今和副局长商量之后决定在市政府前不远处的府前路动手。
副局长打电话通知黎升，黎升果然上钩，安置好卖票的工作后急匆匆开着面包车赶到市政府。
打扮成家属模样的几位刑警麻利地上了车，黎升并未起疑。
面包车缓缓驶出市政府，开到府前路时，易炳今按照事先安排，佯装喝醉的样子，扑倒在面包车的地板上呕吐，吸引黎升的注意力。
看到有人呕吐，黎升很自然地熄火停车，想让易炳今下车透一透气。
车上的几位刑警抓住时机，立刻猛冲上去把黎升从座位上揪出来，按在车厢的过道上。
黎升身高超过1米8，力气很大，剧烈的挣扎几乎要挣脱刑警们的束缚，几个刑警拼尽全力，才终于把黎升制服。
预先埋伏在路边的刑警们，也纷纷上前来支援。
黎升周新耕下了车，打开前门攀上正驾驶的位置。
趁着车内照明灯的光亮，看到一把黑梭梭的手枪，静静躺在驾驶室的地上。
周新耕拿起手枪，大声询问现场的刑警：“这把枪是谁的？”刑警们都说：“不是我的！”周新耕长出一口气，手上的手枪还带着微微的体温，打开检查，发现这是一把五一式手枪，里面还装着6颗子弹。
显然是黎升别在腰间，刚才把黎升从驾驶室拽到后排时掉在地上的。
如果不是刑警们动作迅速，黎升很有可能开枪反抗，造成刑警受伤，甚至更严重的后果。
周新耕立即在车上对黎升展开就地审讯，黎升却一口咬定：“这支枪是我买来的！我没有别的枪了！买枪的事也没有别人知道！”多年的刑侦经验让周新耕敏锐地觉察到，黎升的话语下显然在掩盖着什么真相，彭洪波和陈辉，极有可能和案件有着深刻的联系。
抓捕彭洪波的这边，任务进展得相对顺利。
彭洪波和黎升是在北京服役时的战友，退役回萍乡后在市医院当救护车司机。
彭洪波这个人是个独身汉，没有家室，也不跟父母住在一起，平时就一个人住在医院的家属楼。
当晚彭洪波并不值班，周新耕和医院分管门诊的副院长商量之后，副院长表示愿意积极配合。
副院长以紧急病患需要运来医院为由，让人叫彭洪波去门诊部主任办公室一趟。
彭洪波一到门诊部主任办公室，就被副政委李银保带领的刑警抓获。
经过搜查，彭洪波的身上没有带枪。
为了不惊动医院的医生和患者，造成恐慌影响患者健康和正常的诊疗秩序，刑警们在把彭洪波带走时没有给他戴上手铐。
抓捕陈辉的这一队人马，却扑了一个空。
原来，经过调查了解到，金鸣大厦的老板在一两个月之前就已经破产，金鸣大厦现在已经是一座空楼，陈辉也不开车了。
陈辉住在哪里，没有人知道，通过派出所的电脑系统搜索陈辉，因为这个名字比较常见，在萍乡市搜出很多个陈辉，一时之间也无法确定到底是哪一个。
90年代的警察陈其豪、周新耕当机立断：先把黎升、彭洪波押回刑侦支队审问，陈辉再做打算。
一网打尽黎升和彭洪波互相都不知道对方已经被抓，黎升对周新耕提出的嫌疑一件也不承认。
黎升认为，其余枪支都已经转移，只要自己一口咬定身上携带的那支枪是他买来的，刑警搜不出证据，军事博物馆盗枪这件案子就落不到他头上。
孰不知，公安部的痕检老专家已经奔赴黎升家中，虽然没有搜出枪支，但是在沙发底下搜出了黎升窃枪时顺手从军博盗走的，用高射机枪子弹做的手杖。
还发现了他作案时穿的陆军野战皮鞋，痕检老专家对墙上的子弹孔拍了照，送到刑侦部门进行鉴定。
另一边，彭洪波则认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把黎升和陈辉都供了出来，他交代了黎升的家庭住址。
还说，陈辉有枪，住在萍乡城郊不远的自建房内，家里有电话。
聚集在刑侦支队的各级领导不约而同地决定：陈辉有高度危险性，迅速抓捕陈辉！痕检专家周新耕又心生一计，他让彭洪波打陈辉的电话。
彭洪波在周新耕的授意下，向陈辉表示，医院领导要自己开救护车去上栗接病人，但是自己突然头晕，恐怕没有办法开车，希望陈辉开车带着自己一起去上栗。
当年老战友的请求，陈辉自然满口答应。
谁知到了和彭洪波约定好的地点，等待他的除了彭洪波，还有在周围假装散步的七八个刑警。
刑警们一拥而上，很快制服了陈辉。
陈辉心里明白，彭洪波已经被抓，此时负隅顽抗意义不大，所以很快招供：“我一共有三把枪，两支藏在老父做好的寿材里面，一支放在我的枕头底下。
”刑警们押送陈辉回家，让他自己指认，在陈辉家中果然搜出三把枪和150枚子弹。
公安部五局何副局长和军事博物馆方面联系之后，确认这4把手枪的枪号和博物馆失窃的手枪一致。
面对铁证凿凿，黎升只好招供：“在北京服役期间，我多次到军事博物馆踩点进行盗窃的准备。
盗枪得手之后，趁着回家探亲和1994年退伍的机会，分两次把5支手枪带回萍乡。
其中一支送给了战友肖永泉，另外一支没有带回来的枪，在北京一个仍在总参当兵的人手里。
”胜利已经在望，刑警队员们马上调查并准备抓捕肖永泉。
肖永泉退役之后在萍乡市城管办给领导开小车。
父亲是个体户，老家住在15公里之外的高坑镇。
在场的市领导和城管办主任商量之后，城管办主任说，肖永泉这个人平时比较自由散漫，不太听指挥，城管办的领导们也拿他没有办法，现在深更半夜，很可能调他不动。
周新耕只好让主任诈称自己头痛，想让肖永泉紧急送他去医院，谁知主任打肖永泉的BP机后在公用电话亭等了一个多小时，也不见肖永泉打电话回来。
BP机刑警们跑到市城管办一看，肖永泉的宿舍里没有人，他开的那辆桑塔纳也不见踪影，说明肖永泉可能开着桑塔纳回到高坑镇老家去了。
于是易炳今、吴万清、李保银带着三队刑警连夜直扑高坑镇，抓捕肖永泉。
凌晨一点，刑警们已将肖永泉的家包围。
但是周围并没有发现那辆桑塔纳轿车，肖家规模挺小，也开不进一辆轿车。
经过仔细侦查，在附近发现一个建筑队，大院里面停了几辆货车和轿车，门口有狼狗把门。
周新耕料定肖永泉肯定把桑塔纳停在建筑队内，让一名刑警翻墙避开狼狗，进入建筑队大院内，果然发现了那辆桑塔纳。
为了防止夜间动静太大惊扰村民休息，也因为室内肖永泉持枪可能造成刑警队员的伤亡。
桑塔纳周新耕决定不打草惊蛇，让刑警队员放掉桑塔纳两个后轮的气，等天亮以后肖永泉查看时再伺机抓捕。
几个小时过去，天早已亮了许久，却迟迟不见肖永泉出现。
难道肖永泉今天不去上班，又或者他已经得知了消息，畏罪潜逃了？周新耕示意各位刑警不要焦躁，再耐心等一等。
上午八点半左右，穿着风衣的肖永泉终于出现在了肖家的门口，他径直向建筑队走去。
走到小车旁边时，肖永泉发现两个后轮都漏气了，就把风衣脱下来，蹲下来察看轮胎的情况。
机不可失！周围伪装成修车人、建筑工人和路人的刑警队员在转瞬之间就把肖永泉按在了地上，戴上手铐。
刑警在肖永泉身上的风衣口袋里，搜出了一支七七式手枪。
七七式手枪尾声黎升交代，当年在北京部队服役时，有时候会到木工房躲起来玩枪，有一次被一个山东籍的士兵发现了。
士兵就要黎升送他一把枪玩玩，黎升害怕这名士兵告密，就把6支手枪中的一支送给了他。
就在黎升交代的当晚，总政保卫部的领导同志就跟黎升当年的部队取得了联系，查清了这名士兵的身份，了解到这名士兵正在山东文登老家探亲，于是立即电令文登军分区保卫部前去抓捕这个士兵。
1998年1月1日，文登军分区保卫部的战士们在家中抓获了这个士兵，从他家里搜到了最后一支手枪，至此，1993年“盗枪大案”中丢失的6支手枪全部失而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