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先前是一个裁缝。
在钟镇，她远近闻名。
直到现在，我到乡下去遇到老人，只要说我是裁缝阿逸的儿子，他们就会嗷的一声呼应，表示认识。
这种情况，当然也跟计划经济时代没有个体裁缝、裁缝店独一无二的地位有关。
我小时候，读小学之前（那时候没有幼儿园），都是待在裁缝店里的，玩耍，吃喝，睡午觉。
80年代初读史铁生的《午餐半小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我小时候成长的母亲的裁缝店。
那份喧闹，那份拥挤，那份姐妹情深其乐融融以及家长里短，磕磕绊绊，是是非非，都似乎像那老式缝纫机的啪啪啪机声，只要一闭眼，就会在耳边回响……裁缝店在静影桥北面，与豆腐店、药店相邻。
平房，进深挺深，里边放了许多缝纫机，两块裁衣板。
它属于手工业联社。
早年是拿计件工资的，后来才固定下来。
我小时候，裁缝店一个男裁缝，王根发，女裁缝七八个，有点像红色娘子军。
它不像现在个体店 ，裁与缝是分开的。
王根发是男的，专门负责裁，其余人都是负责缝的。
我母亲有文化，会钻研技术，后来由缝纫转为裁剪。
大约因此，我最早的玩具，是母亲裁剪衣服使用的划粉。
那是一种鸭蛋形的扁平粉饼，可以在布上划线，沾水可洗掉。
裁缝店里女工多，我都叫阿姨，为了区分，前面加上名字，玉妹阿姨，水琴阿姨，阿春阿姨，等等。
以前没有计划生育，所以母亲说当年店里都是挺着大肚子干活。
我小时候的玩伴也不少。
譬如王根发的儿子，玉妹与阿春的女儿，等等。
尤其女伴，不乏天生丽质的，长大后故事也多，我曾经以她们为原型写过小说，新瓶装老酒，写一种令人扼腕的红颜薄命故事。
记得安徒生他母亲也是裁缝，他的童话写作是不是也有裁缝店的影响？王根发是唯一的男士，菱湖镇边人，长得修长苗条，白净净的像个书生。
他老婆是个粗人，像江北人，邋里邋遢，会生，一连生了三个儿子。
大儿子名叫金坤，据说是小时候发烧，或者是出生时被他妈的产道给夹坏了，反正脑子有病。
人称“毒头金坤”。
他尽管“毒”，却毒得别具一格。
言行乖张，记忆力却极好，据说他读书时能背三十几条毛主席语录。
我小时候最怕他，因为他会偷偷出现在你身后，然后打你的后脑勺。
我在小说《庙弄》里有不少篇幅写到他。
一则表现过去的生活，二则也反映我们对智障残疾人士的不尊重。
当然作为小说，没有直接写明，但是有个虚构的情节，可以说明一切。
疯子阿坤奸污母羊，老头子知道后，要阉割疯儿子……王根发夫妇后来死得早，他的二儿子与三儿子在县城，都过得不错。
而那个疯子金坤很可怜，街头乞讨了好一阵，才默默死去。
缝纫店那些阿姨，大多长寿，又多故事。
譬如水琴阿姨，她大概与我母亲同龄，85岁以上还在茶馆与人玩牌。
她老公是箍桶匠，老气管炎，绰号“嚎子金毛”，三十几岁就形同痨病鬼，活到七八十岁还是那样。
他们生了三女两男。
小儿子阿仿最强壮，我十岁出头听阿姨们在店里说他。
中年女人不避讳，说的是阿仿夜里画地图，画的很勤，然后第二天裤头上像席子一样硬邦邦的。
可惜世事难料，这个强壮的儿子，五十不到就得绝症走了，令人唏嘘。
又如夏玉芳阿姨，独身，一个人带着女儿。
她女儿玲妹与我同年，小时候一起玩耍。
初中毕业以后，进了耐火厂。
后来竟然嫁给了比她大十七岁的钟谨（当时厂里财务）。
老牛嫩草，在当时极为罕见。
身为老党员的玉芳阿姨，竟然束手无策，让他们成就了奇特的婚配。
今年我还在武康遇到过他们一对，钟偏瘫了，玲妹陪着他。
而那个玉芳阿姨也一个人生活着，将近九十岁了。
还有几位，驼背细毛，烦嘴富囡，连同水琴阿姨，都走了。
据说阿春阿姨还在。
她跟着她大女儿慧琴。
慧琴的公公是耐火厂的寿星，大名房祥庆，退休后住在三墩，今年九十九岁了，还常常骑个三轮车到街上来。
有人见了会夸他身体好，祝他长命百岁。
据说，他听到“长命百岁”，会生气，说，长命百岁，这么说我没多少时间好活啦？祝贺他的人忘了，他已经快一百岁啦！缝纫店，80年代就在钟管镇上消失了。
代替它的，是许许多多的个体小店。
店家都是一人经营，而且从业人员都特别年轻。
她们做的衣服比过去花样繁多，但是，属于过去缝纫店那份喧闹，那份拥挤，那份姐妹情深其乐融融，以及家长里短，磕磕绊绊，是是非非，都像老缝纫机哒哒哒的机声一样，永远消失在岁月的洪流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