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的价值评估是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历史、文化、艺术、工艺、保存状况等，评判标准也可能因人而异。
下面小编带大家了解一下这十件极为贵重的青铜器及它们的出土过程和流转经历: 1. 后母戊鼎（司母戊鼎）后母戊鼎这件后母戊鼎是193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的一座商代古墓中，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戊所制。
鼎通体高133厘米、口长112厘米、口宽79.2厘米，重达832.84公斤，是已发现的中国古代最重的单体青铜礼器。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关于它的经历:1939 年 3 月初，河南安阳武官村村民吴希增用探铲探测地下情况时，发现了绿锈，凭借经验判断地下有文物。
他的堂弟吴培文得知后，考虑到当时安阳已在日军控制之下，决定当晚摸黑挖掘。
经过两夜的努力，他们发现是一个巨大的青铜鼎，但未能拉出地面。
第三天晚上，吴培文找来三头牲口，众人合力才将青铜鼎弄出。
吴培文迅速联系了大古董商肖寅卿，对方出价 2 万大洋（也有说法是 2000 大洋），但要求将鼎大卸八块以便运输。
村民们买来钢锯并配以德国进口锯条，奈何一晚上下来，几条锯条都磨平了，也只在鼎腿上留下一道浅痕。
他们不甘心，又用被子隔音，费了好大劲才敲掉一只鼎耳，此时吴培文意识到这是珍贵的宝贝，不能让日本人抢走，于是放弃了这次买卖，将鼎重新埋在院子里。
不久后，日本人得知消息前来搜查，幸好吴培文将鼎精心伪装藏于马厩之下，才躲过一劫。
之后，鼎耳与鼎分开存放，吴培文则背井离乡。
抗战胜利后，吴培文等人打算变卖此鼎，县里的陈参议得知后，通过威逼利诱将鼎弄到了县府大院。
1947 年 10 月，蒋介石 60 大寿在即，驻扎在新乡的国民党第 31 集团军司令王仲廉得知鼎的消息，为了讨好蒋介石，将鼎当作寿礼献了出去，存放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
国民党败退台湾时，原本想带走青铜鼎，但因鼎太重超过飞机负载（也有说法是鼎太大塞不进机舱），最终青铜鼎留在了大陆。
这尊鼎最初被郭沫若命名为“司母戊鼎”，意为祭祀母亲戊。
后来考古工作者在吴培文的带领下找到其出土位置，并挖掘出一座商代大墓。
1976 年，妇好墓出土了后母辛鼎，其形制、纹饰和铭文风格等与该鼎一致，且合金成分也相同，由此断定此鼎应叫“后母戊鼎”，其主人是商王武丁之妻，该鼎是后世商王祭祀母亲戊所作。
2. 四羊方尊四羊方尊这件四羊方尊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县黄材镇月山铺转耳仑的山腰上，是商朝晚期青铜礼器，祭祀用品。
其每边边长为52.4 厘米，高58.3厘米，重量34.5公斤，是中国仍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
它采用了复杂的分铸技术，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水平。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四羊方尊是中国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它背后有着一段传奇的故事: 1938年4月的一个早晨，湖南省宁乡县黄材镇月山铺姜景舒兄弟在转耳仑山腰上种红薯时，挖到了一个黑乎乎的大家伙。
哥俩费了很大功夫将其挖出来并抬回了家。
消息传开后，每天都有很多乡亲们前来观看。
1938年5月，黄材镇万利山货号的老板、古董商张万利以400块光洋买走了四羊方尊。
但实际上到姜景舒手里的只有248块，当地保长、甲长和乡绅等利用各种名目拿走了其余部分。
张万利又以1万块大洋的价钱，转手卖给了怡丰祥牛皮商号的老板赵佑湘。
赵佑湘想以20万块转卖的消息，很快被长沙县里知道了，于是这件宝贝被“没收”并上交给了当时的湖南省里。
张治中将军一度将它摆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欣赏和研究。
1938年11月，日军南下，长沙危在旦夕。
省里将四羊方尊交给湖南省银行运往沅陵。
然而，在撤退过程中，队伍遭遇日军飞机轰炸，四羊方尊被炸成了20多块碎片。
尽管工作人员没有将碎片丢弃，但它们也被遗忘在废品仓库的一角。
1952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注下，四羊方尊的碎片被找出，并交由文物修复大师张欣如负责修复。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这件宝物终于修复成功，再现3000年前的瑰丽身影。
不过，尊的口缘部分始终还缺一块残片。
原来，农民姜景舒在卖尊给古董商时，曾有意识留下锄掉的一块碎片作纪念。
1976年，湖南省博物馆原馆长高至喜发现了这一情况，并千方百计寻找到姜景舒两兄弟。
至此，尊口上的云雷纹残片才终于完璧归赵。
四羊方尊以其精湛绝伦的青铜铸造工艺、独特的造型和深厚的文化内涵，被誉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重要藏品之一。
3. 毛公鼎毛公鼎毛公鼎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出土于陕西岐山，西周晚期青铜器，因作器者毛公而得名。
该鼎通高54厘米，腹深27.2厘米，口径47厘米，重34.5千克，铭文长度接近五百字，记载了毛公衷心向周宣王为国献策之事。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它的流传过程充满了传奇色彩: 清朝道光二十三年（1843 年），毛公鼎在陕西岐山庄白村被村民董春生挖出。
古董商人闻讯后以白银 300 两购得，但在运鼎时被另一村民董治官阻拦，买卖未做成。
古董商行贿知县，董治官被以私藏国宝治罪，鼎运到县府后被古董商悄悄运走。
后来，此鼎落入古董商苏亿年之手。
咸丰二年（1852 年），北京金石学家、收藏家陈介祺从苏亿年处购得毛公鼎。
陈介祺深知其价值，将鼎深藏密室，鲜为人知，甚至连最好的朋友索要拓片也不给，以至于外界曾对其是否真正拥有毛公鼎产生怀疑。
陈介祺病故后，1902 年其后人将鼎卖出，归两江总督端方所有。
1911 年端方被派到四川镇压保路运动，被革命军所杀。
民国期间，端方后人因家道中落，将毛公鼎典押给天津俄国人开办的华俄道盛银行。
英国记者辛浦森欲出美金 5 万元购买，端家嫌钱少未卖。
当时有爱国人士呼吁保护国宝，毛公鼎辗转被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大收藏家叶恭绰获得，并存入大陆银行。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叶恭绰避走香港，毛公鼎未能带走，藏于上海寓所。
叶恭绰用假名买鼎，使日本人难以追查其下落。
他嘱咐侄子叶公超有朝一日将鼎献给国家。
日本人得知毛公鼎在上海后大肆搜寻，叶公超拼死保护，坚决不承认知道宝鼎下落，叶恭绰为救侄子，还制造了一只假鼎上交日军。
叶公超被释放后，于 1941 年夏密携毛公鼎逃往香港。
不久香港被日军攻占，叶家托德国友人将鼎辗转返回上海。
后来叶家因生活困顿，将毛公鼎典押给银行，后由钜贾陈永仁出资赎出。
1946 年陈永仁将毛公鼎捐献给政府，隔年由上海运至南京，收藏于博物馆。
1948 年国民党退守台湾时，大量南京故宫博物院的珍贵文物被迁至台北，毛公鼎也在其中。
1965 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式建成后，毛公鼎成为镇馆之宝之一，放在商周青铜展厅的醒目位置，是永不更换的展品。
毛公鼎内铭文内容是周王为中兴周室，策命重臣毛公，要他忠心辅佐周王，以免遭丧国之祸，并赐给他大量物品，毛公为感谢周王而铸鼎记其事。
其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具有弥足珍贵的史料和文物价值。
4. 虢季子白盘虢季子白盘虢季子白盘晚清时期出土于宝鸡，是商周时期盛水器。
盘长137.2厘米，宽86.5厘米，高39.5厘米，重215.3千克。
盘内底部有铭文共八行111字，讲述虢国的子白奉命出战，荣立战功，周王为其设宴庆功，并赐弓马之物，虢季子白因而作盘以为纪念。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关于它的流转过程及故事: 清道光年间，陕西眉县县令徐燮钧在宝鸡虢镇路过时，发现一家农民用一个大铜盘给耕马饮水。
他仔细辨认后，确定这是一件古代器物，便用500文钱从农民手中买下。
徐燮钧将铜盘运回县衙并刷洗干净，发现盘上铸刻有111字铭文。
铭文记载，虢国的子白奉周宣王之命，带兵征伐猃狁大获全胜，宣王设宴庆功并赐给子白马匹、武器等物，子白因而作盘以为纪念，此盘故而得名“虢季子白盘”。
徐燮钧是常州人，卸任后他将虢季子白盘带回老家，收藏在鸣柯巷徐家的天佑堂里。
1860年，太平军攻打常州，徐燮钧一家为躲避战乱逃出，徐氏的天佑堂被战火焚毁，虢季子白盘落入太平军将领陈坤书手中。
因陈坤书不知其价值，仍将此盘用作马槽放置在他的护王府中。
1864年5月11日，常州被清淮军攻陷，陈坤书被杀，护王府被淮军将领刘铭传占领。
一天深夜，刘铭传听到马棚里有金属碰撞的声音，循声发现是战马笼头铁环与“马槽”撞击发出的声响。
他仔细一看，发现这个“马槽”不同寻常。
第二天，刘铭传命人将大盘洗净，看到了优美的纹饰和铭文，他认识这种铭文字叫“籀文”，判断这是西周王朝的宝物，欣喜若狂，马上命人将大盘秘密护送回安徽肥西的刘老圩村。
几年后，刘铭传辞官回老家休养，特意盖了一座“盘亭”安置大盘。
此后，刘铭传收藏珍贵大盘的消息不胫而走，不少人前来想一睹大盘的尊容，但刘铭传惜盘如命，用粗铁链将“盘亭”锁住，秘不示人。
1896年，刘铭传去世，临终前再三嘱咐子孙要保护好大盘。
虢季子白盘在刘家收藏了100多年，历经沧桑，先后被北洋军阀、国民党、日寇等搜寻，但始终未被抢走。
抗日战争期间，为躲避日寇觊觎和威胁，刘家商议举家迁居外乡。
临行前，刘家在院中挖了一个三米深的大坑，将大盘深埋其中，并在埋藏处种植了一棵槐树。
1949年1月21日，合肥解放。
刘家后人刘肃听到消息后，和全家人商量，决定将宝盘捐献给上面。
1950年1月18日，刘肃曾打消疑虑，将虢季子白盘连同三国铜鼓一并捐献国家。
1月21日在合肥召开献盘典礼大会，会后虢季子白盘在合肥公开展览了数日。
如今，虢季子白盘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成为其镇馆之宝。
虢季子白盘的盘内底部有铭文111字，记录了周宣王时期，虢季子白奉命出战猃狁的战功与周王的赏赐，是研究西周历史以及北方各民族关系的重要史料。
5. 莲鹤方壶莲鹤方壶莲鹤方壶于1923年出土河南新郑李家楼郑公大墓，为春秋中期青铜制盛酒或盛水器。
有两件，一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青铜馆，一件藏于河南博物院。
两件方壶的重量相同，均为64.28公斤，口为方形，长30.5厘米，宽54厘米。
其铸造采用了多种技法，工艺精湛。
关于它的出土及流转经历:1923年8月25日，在河南新郑李家楼，乡绅李锐在菜园掘井时意外发现一座春秋时期郑国国君大墓。
随后，北洋陆军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派人昼夜警戒保护，并对该墓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历时40天，共出土铜鼎、编钟等百余件青铜礼乐器，其中就包括一对莲鹤方壶。
这批文物被称为“新郑彝器”。
起初，它们被送到开封，藏于开封文庙内学生图书馆，交河南古物保存所所长何日章专门负责。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保护文物安全，河南博物馆（今河南博物院）挑选包括莲鹤方壶在内的部分馆藏文物，分装68箱，紧急运往武汉。
1938年9月，这批文物离开武汉前往重庆。
抵渝后，存放在当时中国大学位于重庆的宿舍，时任校长罗家伦声明，豫省存渝古物“将与本校财产同等看待”。
1945年抗战胜利，解放战争继起，河南存渝古物一直没有回归的机会。
1949年冬，国民党败退台湾前夕，下令将河南存渝古物运存台湾。
当莲鹤方壶等第二批河南古物被打箱运抵重庆机场，即将登机飞往台湾时，人民解放军占领机场，截下了包括部分文物在内的34箱，运台仅11箱。
1950年8月，河南省会同文化部共赴重庆接收河南存渝古物。
文化部挑取一尊底部稍有残缺、高126厘米的莲鹤方壶调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另一尊则返还故乡，入藏河南博物院。
自此，原成双成对的两尊莲鹤方壶被分别藏于河南博物院和北京故宫博物院。
6. 越王勾践剑越王勾践剑越王勾践剑出土于湖北江陵马山5号楚墓，春秋晚期越国青铜器。
剑长55.7厘米，宽4.6厘米，柄长8.4厘米，重875克，近剑格处有两行鸟篆铭文“越王鸠浅（勾践）自乍（作）用剑”八字。
此剑因剑身上被镀上了一层0.1毫米的铬而千年不锈。
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关于它的出土过程:当时，湖北江陵地区因持续干旱，政府决定修建水渠以引水灌溉农田。
在挖到纪南城西北七公里处时，发现土质异常疏松，经汇报后，湖北省博物馆考古队赶到现场，展开了初步发掘，确认下面是一个战国古墓群。
考古人员陈振裕参与了望山1号墓棺椁的清理工作。
他打开内棺后，看见棺材底部雕花板上的竹席，以及竹席上墓主人骨架左侧的一把收在鞘中的宝剑。
随后，陈振裕将宝剑和其他随葬品小心取出并带回驻地。
第二天上午，工作人员在清洗这些随葬品时，轻易就将这把剑从鞘中拔出。
尽管已历经两千多年，它仍然寒光闪闪，剑刃薄而锋利。
此剑剑首呈圆盘形，首内铸有11圈同心圆；剑格的一面是蓝色琉璃，另一面是用绿松石镶嵌成的几何花纹；剑身较宽，中脊起棱，从中脊到剑刃有微微弧度；剑身两面布满黑色菱形花纹。
剑身上刻有两行共八字鸟篆铭文，清晰可辨。
在场考古人员确定铭文为“越王 XX 自作用剑”，但对于“XX”所指之人意见不一。
陈振裕当场对八字铭文进行临摹、拓片和拍照，担任现场指导工作的方壮猷教授，写信给郭沫若、夏鼎、唐兰、陈梦家等十几位著名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征求意见。
最终，专家们确认此剑为越王勾践之剑。
7. 曾侯乙编钟曾侯乙编钟曾侯乙编钟1978年在湖北随县（今随州市）出土，战国早期文物，由六十五件青铜编钟组成。
整套编钟共65枚，总重量2500千克，其音域跨五个半八度，十二个半音齐备，每枚钮钟和甬钟都能发出两个音节，形成“一钟双音”的现象。
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1979年3月，湖北省博物馆发起牵头成立曾侯乙编钟复制研究组，谭维四被任命为组长主持复制工作。
在考古、历史、物理、声学、激光等专家的通力合作下，经过4年时间复制出了第一批编钟，又用3年时间完成了全套编钟的复制。
目前全国有四套复制的编钟，分别在随州市、湖北省博物馆、西安黄帝陵以及台北鸿禧美术馆（1998年送抵）。
8. 商龙虎纹青铜尊商龙虎纹青铜尊商龙虎纹青铜尊1957年出土于安徽阜南月儿河，是中国古代一种盛酒器。
该尊体形高大，口沿广阔，鼓腹，高圈足，器高五十点五厘米，口径四十四点九厘米，重约二十公斤。
肩部以圆雕和浮雕相结合，塑造3条生动的蟠龙形象，腹部以双虎食人之状为饰。
关于它的出土过程:当年6月，阜南县常庙乡的渔民徐珽兰到离家五里远的小润河捕鱼。
收网时，他发现网中重物拉不动，下水摸到一个圆形口沿状的物品。
他上岸借来铁锹，挖出了一件半米多高、喇叭口状、四面有焊接黄色龙虎柱及周边青黄色花纹的青铜器，同时还发现旁边水下有另一件类似但没有龙虎柱的盆状物品及其他几件小物品。
徐珽兰总共从水里挖出大大小小八件东西，其中就包括后来被命名为商龙虎纹青铜尊的这件文物，另外还有饕餮尊1件、铜斝1对、铜觚1对、铜爵1对。
这些文物被发现后，很快引起了当地文化馆和安徽省博物馆的关注。
经鉴定，这八件文物均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当时，徐珽兰将文物上交国家后，部分文物被保存在安徽省博物馆，部分保存在原来的中国历史博物馆。
9. 琱生簋六年琱生簋琱生簋共有两件，分别是五年琱生簋和六年琱生簋，五年琱生簋早年流失美国，现藏于耶鲁大学博物馆。
这件六年琱生簋是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器内有铭文十一行，一百零三字。
通高二十二点二厘米，口径二十一点九厘米，以饕餮纹为主要纹饰。
其铭文记载的情况是了解西周宗法制度与土地制度的珍贵史料。
它原是民间藏品，1959 年由张少铭先生捐赠给国家，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10. 匽侯盂匽侯盂1955年出土于辽宁朝阳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山嘴子镇海岛营子村，是盛食器。
盂高24.3厘米，口径33.8厘米，足径23.3厘米。
侈口、深腹、平底、圈足，圈足下缘有宽边切地，两附耳上部有横梁与器身相连，盂体纹饰精美。
匽侯盂的出土过程：1955年5月12日，时属热河省凌源县的海岛营子村村民唐永兴、张怀仁等人在村子附近的小转山子坡地耕作时，挖出了包括匽侯盂在内的16件铜器。
村民们以为这些青铜器是一般的废铜，便与当地合作社签订了收购合同，准备将其熔炼。
这时，唐永兴发现某些铜器上有字，于是带着其中一件器盖咨询当地学校校长和历史老师。
经过与历史书籍比对，他们认出这是3000多年前周代的青铜器，老师们立即动员唐永兴废除与合作社的合同，这批周代铜器才得以在熔炉边上被抢救下来。
匽侯盂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它证明了西周初年辽宁一带在燕国封地之内。
此外，燕国是周初分封的诸侯，始封之君乃召公奭之长子，封地在蓟（今北京），而在北京房山琉璃河亦发现铸铭“侯”的青铜器，并发现西周时期的城址及燕国贵族墓地，这些都是推定此处为燕国始封之地的重要依据。
这些青铜器都有着特别高的历史、艺术还有科学价值，是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特别出色的代表。
它们不光展现了当时的铸造工艺和审美标准，还包含了大量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对于探究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经济这些方面来说，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