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搭小披自建房到“下放新村”1979年，刚过完春节，南京下放户按政策回城。
当年南京下放户下放时的搬家运输，由南京各单位或有关部门解决。
十年后下放户返城，下放户各家搬家回城运输问题，各家各户自行解决。
下放户回城的这一年，我家母一人先回城办好户籍迁移手续，住亲戚家。
接下来等待我的两个妹妹回城，我大妹1976年分配到淮阴地区船厂幼儿园（如今已消失）。
下放户回城时，生产队也为我家高兴，主动热情地为我家搬家，有的社员私下告诉说，你们下放户回城，生产队少分给你们口粮和烧锅草了，生产队也减轻负担了，当然高兴的好事。
紧接着生产队队长、会计、保管员还帮着出搬家主意一一先用生产队手扶拖拉机，将家具拖到淮阴我大妹那里，再找顺便卡车拖回南京。
好在下放下放后，很多人家苦累一年工分有限，分红时透支，家里穷得“砸锅卖铁”为糊嘴，值点儿钱的家具早已卖光。
我家里同样也没什么家具，生产队可以义务帮忙用手扶拖拉机搬家，留下房子供生产队使用。
于是，生产队先将我家残留的破床旧櫈等家具拖到了淮阴。
不久我大妹找淮阴交通局的汽车，将家具拖到了南京。
下放户回南京，没有现成住房，有的人只能暂住露天下。
当年农村户口“变”成为城市户籍，即候是农人们也向往的美事。
我家下放村子里社员说：“这下子好了，下放户下放十年后又回城里去，成了‘国家人员’，人这个东西如同‘游水鱼’，真是十年游河东，十年到河西……” 我家原来下放前居住马道街116－1号，这落地有个大院子，两幢民国时期建的平房，上天花下地板，共八间房屋，另有三间厨房。
不过，当我家回城后，这里的房子已分给了他人，变成了别人的家园。
下放户回城了，我家的户籍虽然落在此，但实际挂个“空头户”，望着自家房已被他人住，却沒有属于自己的“窝”，我妈一看到这情景，立马十分伤感并流泪。
不过不管别人怎么看，下放十年后，这一辈还能再回自己故乡，实现了下放后自己的“梦境”。
后来听我妈说，当时已有不少下放户搬到周边的街巷内，他们在路边搭了披棚居住。
当时，刚把家具搬到这里，先前搬来的附近下放户，有的还过来看望慰问我妈，听说我妈要在院子里面搭被棚，都很支持还羡慕，说这个地方大，可以搭一个大的棚子。
还说如今回城，住在自己搭的披棚里，想到这辈子还能回南京城，睡着了还会不时地笑醒。
于是，我妈在下放户的劝说下，她也就想开了，自家的房子被别人居住了，下放十年后能回城并在院子里塔小披子居住，也应当开心啊，也算是“美事”一桩啊。
然而，我家大院空地上，下放后的十年里，已被他人种上了菜，母亲决定在这个空地上搭披棚居住，需将院子里的菜拔掉。
然而与种菜人协商不成，我母亲找到热心又同情我家的昔日老邻居帮忙，有三位老邻居非常热嘴仗义，为我家打抱不平，帮我家铲菜。
种菜人一直不答应，于是发生了争吵和斗殴，一位50多岁的热心帮忙人被种菜人打破了头。
公安员及居委会人员赶来，证明这里大院房子全部都是我家的，允许我家在这里院子搭小披房，并带走了打人者，欺负下放户的打人者，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搭小披房，要先找下放时单位开证明买材料，开了证明才买要铁丝、油毛毡、毛竹，这样我妈找人搭起了小披棚，进去住宿过日子。
刚建成小披棚时，我家一直点煤油灯。
后来我回家探望，见我家还停留在原始的点煤油照明状况，第二天，我要通上电灯线。
下放时我干过高压外线电工，装低压电安装电灯不费吹灰之力。
当时已有七户人家共用这里的一个电表。
当时除了用电灯外，还没有其他用电器，每户人家一个灯头，所以电费平均分摊到各家。
这个电表是1956年我家自费购买的。
当我自行从墙头外瓷瓶处接上电源时，竟有两家出来反对，并把我从梯子上拽下来。
我一时气愤，手拿老虎钳高高举起：“这个电度表原本是我父亲买来的，那时周边，我家第一个通上电灯，再敢说一句不字，我我就把这个电表拆掉，一家也用不成……”这两户人家听后，加上其他人家都帮着我家说话，这两户人家这才缩了回去。
我回苏北后不久，我母亲单位拆了一处旧房，有旧的红砖红瓦还有房梁，说可以照顾我家，让我母亲想法掏200块钱，由单位的修理瓦匠工，帮我家建造20多米的平房。
200块钱见20多平方房，是很便宜，在1980年时，也没几家能掏出这么多钱。
我母亲虽从1975年开始拿退休养老金，但她曾经在重庆卷烟厂当烟品检验工，多少年来，吸烟戒不了，花钱开支大，每月吃光用光。
为此，母亲专程到苏北找我，问我手上存了多少钱？让我把钱掏出来在南京自建砖瓦房。
我当时很有顾虑，如果我调不回南京，这不是白建了吗？我母亲她说她在有生之年，要尽最大努力帮我解决回城问题。
即使做最坏的打算回不了城，这房子是我掏钱建的，等我退休后，肯定会留给我。
我1976年正式招工进了沭阳农机修造三厂（地方国营），为单身城镇户口。
下放户迁户口回城时，我的户口巳属城镇户口，无法一同前往南京。
1968年，我下放插队江宁农村，随家下放到苏北后，我一直在镇上或者县城干计划内临时工，多年省吃俭用已攒了200多元钱，记得当时也是很不容易的了。
最终我豁出去了，听天由命讲吧，于是掏出了200块钱，拆了毛竹油毛毡的披房，改建成了红砖红瓦的平房。
1979年秋，我的母亲通过艰苦寻找我父亲生前单位的老朋友帮忙，没想到父亲生前老同事很热心，也有权帮忙。
1979年底，我从苏北调进南京七三四厂，住进了厂里的集体宿舍。
住厂宿舍是为了今后在单位方便分配到房子，也为就近上下班，不然从中华门东马道街到中央门外上班往返，每天路上三个小时以上。
然而，由于当年我插队下放的多年不算工龄，七三四厂要按工龄顺序分房，分房也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
因此我结婚成家，马道街自建的平房及另加建一小厨房成为我的新家。
从搭小披房到自建砖瓦住房，的确不容易，按照老邻居的话说，万老太蛮有本事的，自建了房子，还把儿子调回到南京。
不过房子建起来之后，虽然留有窗户，但东边北边南边没有阳光照射，室内比较阴暗，另外院内晾晒衣服的空间很有限，为晾衣服造成邻里长期不和。
三、四年后，听说河西南湖低洼地区要建“下放新村”小区，专门安排下放户。
“小区”，这是当时新鲜名词，我陪母亲去看望了，感觉小区的住房五、六层，的确很洋气，母亲决定申请南湖住房。
老母亲自从其父母死干日本鬼子炸弹，其兄走失，从此成为孤儿后，一路跑反重庆，她经历广，一辈子喜欢读书看报，她认为好，我当然也得认为好。
后来的日子，母亲经过努力，争取分到了南湖的一个中套，也就56平米。
不过需要将自建房交出来，补偿我家200元。
母亲同意了，从此住进了南湖下放新村楼房，的确比原有自建房条件好些了，各家各户有自己的单独卫生间，厨房，还有晒衣服的阳台，这在当时感觉居住环境得到了改善。
“下放新村”建造的南湖房子，最初共24个村子，每个村设一个居委会，南湖小区片成为新组建的街道（如今划给莫愁新寓街道）。
然而，其实南湖小区“下放新村”房子并非全部安排给下放户居住，一部分房子分给了学校机关或国企大厂等，如东大、七三四厂等单位。
因而住下放新村的非下放户居民对以小区名子不乐意了，主要是这些人认为“下放户”低人一等，因而南湖“下放新村”名称先改称“南湖新村”，后又改成“南湖小区”。
如今，1985年建成命名的“下放新村”历史，已渐渐被人们淡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