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方言中，有一个俗语叫“五脊六兽”，具体的用法类似于“闲得五脊六兽的”，指的是一个人闲得发慌，无所事事的状态；也可以用作是狂喜炫耀，如“高兴得五脊六兽的”。
老舍的《四世同堂》中也有“这些矛盾在他心中乱碰，使他一天到晚的五脊六兽的不大好过”，说的是心烦意乱的意思。
这个词语在东北、华北地区也有使用，比如在山东一些地区，“五脊六兽”就被用来表达一种无所谓的闲适。
那么，到底什么是“五脊六兽”呢？“五脊六兽”最初是建筑用语。
所谓“五脊”，就是中国宫殿式建筑屋顶中庑殿顶的五条屋脊，包括大脊（正脊）及四条垂脊；而“六兽”，则是屋脊之上的蹲兽，一般而言，每条脊的两端各有一只兽，合在一起就是“五脊六兽”。
也有人认为，“六兽”指正脊端头的吻兽、鸱吻背面的背兽、戗脊端头的戗兽（也叫垂兽）、垂脊上的一排蹲兽（也叫跑兽、小跑）、仔角梁端头的套兽、围脊上的合角兽。
对于屋顶脊兽，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故宫太和殿之上的小跑。
为了彰显至高无上的地位，故宫太和殿有着绝无仅有的十只小跑。
根据《钦定大清会典则例》记载，太和殿屋脊上的骑凤仙人（也叫仙人骑鸡）后面跟着“龙、凤、狮子、天马、海马、狻猊、狎鱼、獬豸、斗牛、行什”等异兽。
民间也有顺口溜描述这些小跑：“一龙二凤三狮子，海马天马六狎鱼，狻猊獬豸九斗牛，最后行什像个猴。
”故宫皇极殿右侧的跑兽，段旭/摄。
《西洋镜：五脊六兽》内页插图。
德国收藏家、历史学家爱德华·福克斯（Edward Fuchs,1870—1940）为这些屋顶脊饰所着迷，在他看来，中国屋顶脊饰，即寺庙、宝塔、门拱、皇宫等建筑上的人形或兽形屋顶脊饰，以及中国寺庙陶瓷制品，在当时的文化和艺术研究中都属于屡受冷遇的领域。
因此，福克斯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完成了一本有关于中国屋顶脊饰的专著《屋顶脊饰及中国琉璃的变迁》，这本书也成为了国内外专门研究屋顶脊饰的开山之作，而《西洋镜：五脊六兽》则是这本专著的重新整理出版。
本文特别选择了其中《中国屋顶》这一部分。
以下内容选自《西洋镜：五脊六兽》，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文中所用插图均来自该书。
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西洋镜：五脊六兽》，[德]爱德华·福克斯著，赵省伟主编，周海霞译，北京日报出版社2021年9月版。
对于中国人而言，屋顶在建筑中始终居于最重要的位置中国建筑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那大幅向外突出的屋顶。
它像盖子一样覆盖建筑的其他部分，因而直接影响建筑的整体形象。
屋顶对于中国建筑来说，就好比外立面之于欧洲建筑一样重要。
而在中国建筑的屋顶中，吸引我们主要注意力的则是那些屋顶脊饰。
屋顶脊饰是置放于中国屋顶上的人形或兽形装饰的总称，外形丰富多样，有些甚至呈现出兽形和人形相结合的混合形式。
特别是寺庙、宝塔和皇家宫殿的屋顶上有着大量的此类脊饰。
中国屋顶脊饰无论是在文化领域还是在艺术方面，绝对都是有趣的且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一绝对有趣的领域的研究，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和艺术发展的内涵极具启发意义。
虽然中国的屋顶脊饰乍看之下仅具装饰功能，但是实际上它们的作用远不只如此。
尤其是从建筑心理学上讲，它们是中国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仅在中国，在世界其他地方，建筑也都需要具备这一心理学功能。
鉴于这个事实，我们在做研究时必须首先从中国建筑出发，分析并确定其特质、局限性所在。
除了防御工事、城墙、部分大型桥梁、普通住宅、寺庙、皇家宫殿以及在中国常见的牌楼外，中国古代建筑绝大多数都是木质结构。
这是由中国的自然条件决定的。
不过这里说的自然条件，并不是指今天或者近一段时期的自然条件，而是中国原始部落定居时期的自然条件。
当时，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都覆盖着广袤的森林。
虽然如今的中国木料短缺，石质建筑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但原来的木构建筑风格得以保留，且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这是因为长久以来，中国的经济组织形式的本质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原始的木结构建筑基本能够满足这种朴素的需求。
数百年来，木结构建筑不仅用于建造住宅，也广泛应用于寺庙、宫殿。
这也是中国几乎没有古老建筑保存下来的原因。
济南府火神庙里的钟楼。
这张照片清楚地展示出大量脊饰， 展示出脊兽丰富的外形和各自如何排列分布于屋顶之上。
可以看到， 这里最主要的母题有龙犬、海豚和龙头。
与钟楼相邻的一个屋顶也展示了同类型的脊饰。
济南府的这座寺庙大致建于明朝晚期。
慕尼黑乔治米勒出版社（原来的福尔克旺出版社）供图。
《西洋镜：五脊六兽》内页插图。
中国留存下来的古老建筑最远只能追溯到明代。
即使是明代建筑，留存下来的数量也很少，几乎找不到明朝初期的建筑。
我们对于更为久远时期的中国古老建筑外观的认识，完全依赖于古老的图片材料，以及墓葬出土的一些陶瓷（房屋）明器。
然而，这些材料也极其贫乏。
尽管如此，如下观点也是绝对没问题的：因为中国社会的经济文化在本质上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因而建筑风格也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使用的建筑材料同样没有多少变化，所以说今天的中国建筑同五百年前，甚至一千年前的建筑相比，并未发生根本变化。
但中国的建筑不仅仅只是一种木构建筑，它还是人类所能想到的最简洁的木构建筑。
它和所有的木构建筑一样，以四柱支撑为基本建筑原则，柱子上方是具有保护作用的屋顶，柱子和柱子之间通过墙壁连接。
实际上，中国的建筑从来没有跨越这种最简洁的建筑结构。
今天的中国建筑同样遵循着这种简洁的建筑结构，只不过有些建筑的木柱数量更多，而那些等级较高的建筑将木柱换成了石柱而已。
实际上，中国建筑由简单的梁柱构成，以“间”为基本单位。
这种简单的梁柱式建筑则是以同样简洁的方法扩展，在第一个梁柱式建筑的基础上加建另一个梁柱式建筑，或者加建多个梁柱式建筑，比如宝塔就是通过这种扩展方式建造而成的。
居住建筑的扩展则通过在前方和两侧增建单“间”或几“间”来实现。
甚至皇家宫殿在建造时也按照这种方式进行，只不过宫殿不像普通百姓的住房那样一间紧挨着另一间，而是雅致地分散于花园当中。
这种梁柱式建筑结构也由自然条件决定。
中国气候湿热，因此居住在通风条件更好的梁柱式房屋中是最舒适的。
如前文所述，中国的建筑主要由两部分组成：柱子和屋顶。
即如前文描述过的那样，屋顶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
所有的中国建筑都是如此。
在中国建筑构造框架中，屋顶是那样令人瞩目，以至于几乎会让人误以为中国人根本不是在建房子，而只是在建一个屋顶。
同样，宝塔只是一个由多重屋顶构成的建筑，是将一个屋顶叠在另一个屋顶上。
对于中国人而言，屋顶在建筑中始终居于最重要的位置，这一点在任何地方都不会被放弃。
中国人不仅给居住建筑、宫殿和寺庙建造屋顶，而且在每一扇大门上建造屋顶，就连牌坊上也建了屋顶。
在中国，牌坊用于纪念某些造福民众的丰功伟绩，它只是用于支撑具有展示性功能的屋顶的基架结构。
总之，中国人的最高建筑理想都蕴藏于屋顶构造之中，中国人的建筑兴趣始终都汇聚在屋顶上面，可以说没有什么建筑物是没有屋顶的。
即使中国屋顶的外形如此独具一格，本质上仍是自然条件决定的这同样也由自然条件决定，是迫于大自然的外力而形成的结果。
中国经常发生强度极大、极具破坏力的风暴，也会有连日的暴雨。
面对频繁的灾难性天气，人们需要一个在各个方向上都能够发挥遮蔽作用的保护盖。
而能提供这种保护的只能是经过相应设计的屋顶。
屋顶的构造必须能够保证在遭遇强烈的风暴时，建筑既不会因为风力太大而向内折断，也不会被整体掀翻。
中国屋顶独特的外形和结构完美地适应了自然外力的条件。
二者都是从强大的、人力无法改变的自然外力法则中发展形成的。
我们不能被中国屋顶独特的美学线条所误导。
任何一种单独的实用理念都无法转化为美学形式，因为在一件事物的美学线条中，总是有各种不同的元素组合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所以也就会产生多种多样的可备选的美学解决方案。
基于这些原因，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即使中国屋顶的外形如此独具一格，本质上仍是自然条件决定的。
事实就是如此。
因此所有那些仅从其外形出发所做出的阐释都是错误的。
因为这些阐述完全无视其由自然条件激发而产生的法则。
虽然中国人的先祖曾经在帐篷中居住过，但是中国的屋顶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效仿游牧民族的帐篷；也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中国的屋顶是笼罩大地的天空的象征图形；更不像另一些人说的那样，中国屋顶是倒置的船的标志。
第三种解读源自最具“深意”的胡思乱想。
这种阐释以中国文字“顶”的结构为基础。
“顶”字展示的是一个倒置的容器，所以“理所应当”地引申出了这样的意义：“该字的基本设想，是船载着太阳在水面上航行，穿越空气之海。
行至西边时，船翻了，覆盖了太阳。
所以每一个屋顶就是一只翻了的船或者一个倒置的容器。
”这就是那些意图在中国文字中为自己的认识寻找答案的人所做出的阐释。
颐和园万寿山铜亭，唐纳德·曼尼，1920年摄。
《西洋镜：五脊六兽》内页插图。
对于每一位历史学者而言，通过特定外形和文字图像象征意义的设想之间的关联性寻找众多有价值的启示，是了解拥有象形文字民族的不二选择。
但是对于一名严谨的历史学家而言，即便这个重要的辅助手段是不可忽略的，但他也不可以因此曲解这一辅助手段，甚至将这一手段复杂化。
因此，之前提到的有关解读中国屋顶外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