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坛经》 的形成是不断增补的过程，其编辑体例存在模仿翻译佛经的现象。
但是，称为“坛经”之初，慧能的本意或许是借鉴唐代佛教、道教的仪轨文本称呼。
授无相戒与说法是两种不同的宗教行事，前者具有内部传承的特征，后者则是公开的。
因此，《坛经》 才会有《施法坛经》 和《六祖法宝记》 两种不同的称呼。
《坛经》 成“经”后，慧能、神会等用《坛经》 统摄教法传播、正法亲证、师资相传。
神会门人采取“秘本”式登记管理维持《坛经》 的内部传承，遭到佛教界批判。
可以说，《坛经》 成为“经”是佛教中国化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也是中国佛教之南方转向和唐宋转型的标志性事件。
敦煌本《坛经》 的发现是近百年来禅宗研究最重要的事件，各种录校本已超过30种，并且有英、日等多种译本问世，为《坛经》 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于《坛经》 作为“经”的问题，柳田圣山、印顺、杨曾文、方广锠、伊吹敦、安东平（Christoph Anderl）、纪赟等学者围绕“经题”进行讨论，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在观念史、思想史与社会史的多重视野下，《坛经》 代表着禅宗经典传统的创新，涉及对印度佛教乃至南北朝佛教的继承、慧能的思想创新，其编集和流传属于禅宗经典解释的实践。
本文从社会生活、观念世界和思想逻辑等不同角度出发，考察《坛经》 成为“经”这一重大事件，以期理解中国佛教经典的创新路径，推动禅宗研究乃至佛教中国化研究。
一 《坛经》 与《法宝记》 ：《六祖坛经》 的两种经题《坛经》 称为“经”，首先是由“经题”标明。
敦煌本《坛经》 的“经题”为“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一卷 兼授 无相戒、“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弘法弟子法海集记。
经题分为正题和副题，“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是正题，“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是副题。
方广锠先生认为，敦煌本《坛经》 的副题与它的原题最接近，而它的正题很可能是神会在滑台大会与北宗争正统以后出现的，这与敦煌本《坛经》 本属神会系所传也正相吻合。
唐宋有关《坛经》 的“经题”记载，如下表所示：“经题”包含说法者与所说法，即“人”与“法”。
《坛经》 的“经题”分为四种：一、敦煌本《坛经》 ，经首出现正副标题，正文中重复出现“《坛经》 ”，经尾“《南宗顿教最上大乘坛经》 ”是经首正副标题的缩写；二、《入唐新求圣教目录》 记录本、高丽古本，标题分为《坛经》 和《曹溪山第六祖惠能大师说见性顿教直了成佛决定无疑法宝记》 ，后者可以简称为《六祖法宝记》 ，而“见性顿教直了成佛决定无疑”是惠能语录的要旨（“法宝”），这是惠昕所述《坛经》 的宗旨——“见性法”；三、圆珍《福州温州台州求得经律论疏记外书等目录》 《日本比丘圆珍入唐求法目录》 《智证大师请来目录》 皆记载为“《曹溪能大师坛经》 ”，这与后来的《六祖坛经》 一致；四、郎简《六祖法宝记叙》 和《新唐书》 《宋史》 皆称为《六祖法宝记》 ，郎简说：“法宝记，盖六祖之所说其法也。
”这体现了士大夫的世俗立场。
《六祖法宝记》 与《六祖坛经》 作为“经题”的最大差别在于，“记”是一种历史叙事，“经”是一种“圣典”的神圣叙事。
敦煌本《坛经》 以“顿教法”为宗旨，形成于公元967年的惠昕所述《坛经》 以“见性法”为宗旨，“经题”能体现集记和述者立场的不同。
惠昕所述《坛经》 的二卷十一门，完整呈现了经典的体例。
而敦煌本《坛经》 的文本明确提及“《坛经》 ”，提倡“《坛经》 传宗”，这是典型的“圣典”的神圣叙事。
敦煌本《坛经》 的文本体例体现了集记、编辑者的观念世界，值得关注与探讨。
敦煌本《坛经》 的内容由三大部分组成：（一）惠能对僧俗徒众公开说法、传禅、授戒等；（二）惠能生平简历；（三）惠能与弟子关于佛法的问答，惠能临终付嘱以及《坛经》 编传。
铃木大拙在点校敦煌本《坛经》 时将《坛经》 分为五十七节，第一节为“序品”， 第五十七节为“流通分”，这是典型的序分、正宗分、流通分的经典体例。
敦煌本《坛经》 作为现存最早的《坛经》 文本，除了段落区分以外，语句转折也呈现出明显的编辑痕迹。
下表参照铃木大拙的分段，按序分、正宗分、流通分整理文本内容：敦煌本《坛经》 的体例与形式确实受到“佛经”文献的影响。
尤其是其开篇：慧能大师于大梵寺讲堂中，升高座，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授无相戒。
其时座下僧尼道俗一万余人，韶州刺史韦璩及诸官僚三十余人、儒士三十余人，同请大师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
刺史遂令门人僧法海集记，流行后代与学道者，承此宗旨，递相传授，有所依约，以为禀承，说此《坛经》 。
佛教经典是宗教经验的“圣典”，也是历史的“文化文本”，更是思想的“观念文本”。
《坛经》 充分表现了经典的历史性，佛经的“如是我闻”口传神圣叙事变成了法海集记的历史叙事。
惠能作为说法主、大梵寺讲堂作为说法处，与佛经开头的场景暗合。
敦煌本《坛经》 中唯一的“佛说”出现于智常问惠能：“佛说三乘，又言最上乘。
弟子不解，望为教示。
” “大师”“和尚”等惠能的称呼则出现数十次。
《坛经》 作为“经典”，其中的惠能生平、法海集记等历史叙事并没有呈现出“神话”特征。
但是，敦煌本《坛经》 的结尾介绍《坛经》 的传承情况：“此《坛经》 ，法海上座集。
上座无常，付同学道际；道际无常，付门人悟真；悟真在岭南曹溪山法兴寺，现今传授此法。
”这种单线的付法传授，呈现了“《坛经》 传宗”的神圣叙事特征。
“《坛经》 传宗”体现出具有强烈权威性和秘密性的祖统观念。
所以，《坛经》 作为传宗“圣典”，才是其神圣性的根源。
当然，《坛经》 作为“圣典”，涉及惠能作为说法主、《坛经》 中所记录的“法”的神圣性，“人”与“法”的神圣性是“圣典”的内涵。
二 唐代宗教史上的“坛经”文献《坛经》 被视为与印度所传佛经具有同样位格的“经”，一个重要表现就在于其文本中出现“坛经”二字。
但是，在唐代宗教史上，出现过其他“坛经”文献，十分值得注意。
前辈学者已经注意到《坛经》 的“坛场”与密教的关联。
神会《南阳和上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语》 题名有“坛”，而且出现了“已来登此坛场，学修般若波罗蜜时”，所以“坛”是指戒坛，即授受菩萨戒的戒坛。
杨曾文先生说：在佛教中，“坛”一般指戒坛、密教的修法坛。
梵文称Maṇḍala,音译曼荼罗，意译坛、坛场、轮圆具足，是用来授戒或修持密法的特定场所，一般以土或石筑成，或以木构层。
中国戒坛始自南朝宋，此后南方相次立坛。
密教修法坛则盛行于唐玄宗开元(713—741)年间密宗兴起以后。
慧能主张戒定慧三者同体，授戒，修忏，传禅以及说法同时进行，故他授戒说法之处被称为“坛”，他的说法记录，后世尊称为《坛经》 。
他的弟子神会也登坛授戒说法，其记录被称为 “坛语”(《南阳和上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语》 )。
“坛”不仅可以用于授戒，授戒、修忏、传禅以及说法可以同时进行。
但是，前辈学者未注意“坛经”的文本属性。
道宣于唐代乾封二年(667年)撰《戒坛图经》 ，唐大历年间（766—779年）志鸿著《四分律搜玄录》 卷一提到：“智首律师钞主取受，《羯磨戒心》 《轻重仪》 《钟样》 《戒坛经》 ，并钞主自撰。
”这里已经用《戒坛经》 指代《戒坛图经》 。
宋代元照《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 则出现《坛经》 和《戒坛经》 混用，例如：故《坛经》 中乌仗那坛纵广二百余步。
《戒坛经》 云：至于结界，持护要须，是非相显；若疑若误，舍已重加，岂非敬慎之至也。
《坛经》 云：若先结大界，后结戒场，约何法制以分两界；虽预开空域，终是无法之地。
另外，《佛祖统纪》 卷五十三：“唐高宗，宣律师于净业寺建石戒坛，为岳渎沙门再受具戒，撰《坛经》 。
”可见，“坛经”作为一种文本类别被接受。
“坛”作为道场、坛场是用于授戒、说法、修忏、传禅等行事，“坛经”则是指有关行事的仪轨或者记录。
如《一切经音义》 卷十：“《仁王护国结坛经》 一卷”，“结坛经”是指仪轨。
因此，基于敦煌本《坛经》 的副题“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坛经”是惠能登坛授戒的仪轨和说法的记录。
《坛经》 作为授戒仪轨，才具有“传宗”的核心功能。
不仅佛教中出现“戒坛经”“结坛经”“坛经”等文献，道教也有被称为“坛经”的文献，而且与佛教“开坛受戒”类似，道教也有“登坛修道”的传统。
张雪松指出，六朝以来，道教早有《坛经》 之称。
成书于唐太宗时期的《隋书》 ，其卷三十四《经籍志》 记载：《黄帝登坛经》 一卷。
《坛经》 一卷，四等撰。
《登坛经》 三卷。
《五姓登坛图》 一卷。
《登坛文》 一卷（梁有《二公地基》 一卷，《杂地基立成》 五卷，《八神图》 二卷，《十二属神图》 一卷，亡）。
道教“坛经”文献也是登坛修道的仪轨。
此处的“《坛经》 一卷”更能说明“坛经”是一类宗教文献，而非某种特定的经典。
此外，六朝至唐代道教史上出现了“坛仪”，与“坛经”是同样的文献。
所以，“坛经”作为宗教行事的仪轨，是佛教、道教共同的宗教传统。
“法宝记”则是禅宗说法的记录，如《历代法宝记》 《七祖法宝记》 等。
“坛经”与“法宝记”类别不同，前者作为宗教行事的仪轨具有内部的秘密性，后者作为禅师说法的内容是公开传播的。
这对理解《六祖坛经》 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
唐代儒、道、佛三教之经同称为经，传统的“经”概念扁平化，儒家“经”的高度下降，其他门类上升，“经”的权威性和区分度大大降低。
唐玄宗时代，道家经典的地位不断上升，《老子》 《庄子》 《列子》 《文子》 《庚桑子》 被列为道家五经。
天宝元年（742），唐玄宗下诏，对道家著作赐以经名。
《旧唐书·礼仪志》 记载：玄元皇帝升入上圣。
庄子号南华真人，文子号通玄真人，列子号冲虚真人，庚桑子号洞虚真人。
改《庄子》 为《南华真经》 ，《文子》 为《通玄真经》 ，《列子》 为《冲虚真经》 ，《庚桑子》 为《洞虚真经》 。
这种封圣、赐经的风气，势必对儒家“经”的位格造成冲击，同时给佛教和整个社会文化带来“经”的上升运动的氛围。
禅宗所传六祖慧能之《坛经》 作为宗教行事的仪轨文本，在此氛围中容易获得神圣位格。
白居易《味道》 一诗说：“七篇真诰论仙事，一卷坛经说佛心。
”白居易与神会的弟子神照交往，曾撰《东都奉国寺禅德大师照公塔铭并序》 ，因而此诗中的“坛经”应即禅宗所传六祖慧能之《坛经》 。
“经”为佛口所说，《坛经》 阐明佛心，所以《坛经》 具有“经”的神圣位格。
三 “《坛经》 传宗”与《坛经》 成“经”的思想内涵《坛经》 文本之形成有其历史脉络。
伊吹敦先生提出《坛经》 的形成史有如下几个阶段：原《坛经》 →第一次古《坛经》 →第二次古《坛经》 →第三次古《坛经》 →敦煌本《坛经》 →《法宝记坛经》 →惠昕本《坛经》 。
敦煌本《坛经》 确实是经过增补而形成，这已是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