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贞奇那沂河古道之畔，芦苇摇曳的岸边，坐落着几排参差不齐的土黄色房屋。
它们宛如时代的老者，静静诉说着历史的沧桑。
每当风儿吹过，周围的树木和芦苇随着四季的风，演奏出一曲曲不同的乡村歌谣，家乡的土屋在歌谣掩映下若隐若现；炊烟袅袅升起，鸡鸣狗叫交织成一起，仿佛勾勒出一幅古老流动的乡村水墨画。
这便是我童年记忆中家乡的土屋。
家乡的土屋充满了温暖与辛酸，也承载了我对故乡的深深眷恋。
早期的土屋是爷爷亲手所建。
父亲告诉我，那时建房的材料是黄土和麦草混合制成的土坯。
在炎炎烈日下，爷爷挥汗如雨，将一块块土坯脱砌放在平整的土地上，经过太阳光的照射，土坯的水分和落在土坯的汗水蒸发殆尽，硬干的土坯就变得坚固耐用。
土坯垒土屋，爷爷的皮肤几天就晒得黝黑，然后脱掉一层，又恢复黄色；再脱掉一层仍然恢复到黄色。
其实爷爷的皮肤就是土地一样的黄色。
父亲每次说到这里，都特别强调土屋里面有爷爷的汗味，说他睡在爷爷土坯盖起来的土屋里心里踏实。
那个时候土屋建造都是在最热的夏天脱坯，阳光下脱坯盖屋的人身上都要脱去一层又一层皮。
爷爷从脱坯到方方正正垒起两间土屋，不知道付出了多少个日日夜夜的辛苦。
爷爷打土坯盖土屋到垒墙都是一个人；奶奶编芦苇席，只是偶尔打下手帮助下，到上梁苫盖麦草时爷爷的弟弟，我的二爷爷帮助了几天。
那时请不起人，请人需要管人家饭，自家的饭吃饱都勉强，只有富裕人家才请几个人帮工。
爷爷后来右边脸上有一块斑痕，村里人都说是胎里带来的，只有爷爷自己知道是那年盖土屋脱土坯留下来的印记。
新中国成立初期，父亲考入速成师范学校，后被分配到外县工作。
在我七岁那年，我们迁移回了老家。
那个老家，便是爷爷留下的那两间土屋。
土屋虽然简陋，但却是我们全家温暖的避风港湾。
然而，故乡的土屋在雨季却也带来了些许忧愁。
屋内潮湿，弥漫着霉味。
每当夏天阴雨绵绵之际，那两间土屋墙根会湿漉漉的，总是显得摇摇欲坠的样子，让人揪心不安。
如若白天下雨，院子便成了我们的难题，泥泞满地，行动艰难。
尤其是那露天的灶台，让母亲在雨中无法按时升起炊烟。
雨势绵长时，我们只能盯着灰蒙蒙的天空，弟弟妹妹饿得肚子咕咕叫，便会大喊：“老天，别下了，歇歇吧！”母亲则无奈地苦笑，手里不停地编织着芦席，又聚精会神地为我们讲述童话故事，以至于我们“打了砂壶问问底”，时而引得母亲和我们姊妹咯咯笑个不停。
故乡的土屋，在狂风暴雨的肆虐下，会变得脆弱令人心生惶恐，担心大风会生气揭走房顶苫盖的麦草，担心洪水冲垮牵走土质的房屋。
那年夏末，连续数日大雨如注，沂河的水位不断攀升，大人们忧心忡忡，议论纷纷，担忧沂河大堤是否能经受住这季雨水考验。
随着相邻村落的紧急鸣锣警示，大人们纷纷响应号召，挺身而出，参与沂河护堤的行动。
母亲临行前，眼中满是犹豫与不舍，她匆匆找来麻袋，装满石渣和泥块，郑重地交代我：“如果雨势不止，水漫到街上，你首先要堵住下水沟，再封上大门。
”她的话语中透露着深深的担忧和对我的信任。
那一夜，雨似乎从未停歇，母亲的身影也未曾出现在家门前。
上半夜，弟弟妹妹的害怕和哭闹声让我心痛不已；而下半夜，我终于哄着他们渐渐入睡。
然而，母亲的预言竟一语成谶，街上的水越积越多；院里的水无法排出，反而倒流进院子。
我拼尽全力堵住排水沟，又封上大门，才勉强挡住外面的洪水。
终于，在天边泛起鱼肚白的时候，雨停了，街上的水慢慢消退。
盼望中，母亲疲惫不堪地回到家，看到弟弟妹妹在院子里嬉戏玩泥巴，而土屋安然无恙，她的脸上露出了宽慰的笑容。
那一刻，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母亲的坚韧与无私，她就像是一座坚固的堡垒，守护着我们这个家。
父亲每次出差借故回家，都会盯着老屋发呆，生怕走后刮大风下大雨，更担心沂河夏天的洪水；在外地工作风雨天总是忐忑不安。
于是，在生活仍然拮据的情况下，父亲毅然决定让母亲卖掉院子里的几棵树，又借凑资金翻盖那两间土屋。
这次翻盖不仅将两间土屋扩建到三间，还在土屋基铺设了两层石头，以防雨季浸泡土屋墙根而倒塌。
父亲从茶山一带买了几排车的石头，垫在四周土墙下，间隔一定距离垒上砖垛，砖垛之间的土墙是用三合土夯实的。
所谓三合土，便是沂河淤积的黄土、沂河沉淀的沙粒和熟石灰按一定比例混合均匀后，在用木板架起的墙体内，填上三合土，用木榔头一层层夯实成土墙。
这样的土墙比原先的土坯垒的土墙要坚固得多。
且每间屋的中间南北方向都架上了粗壮的木横梁，为日后梁上承重放芦苇秆子做准备。
每间屋顶两边东西方向则均匀放置数根支撑细梁，配上用芦苇秆扎紧的一排排“把子”，最外面再用厚厚的麦草或稻草顺水的方向顺压苫盖。
父亲翻盖三间土屋时，我已经能帮上忙了。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父亲翻盖那三间土屋的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那是干旱的春季，阳光温暖着黄土地，父亲决定在这个时节动工，他深知，这个季节的雨天少，土地也苏醒了，剥去表面的浮土，下面黄土最为原生且粘性适中，是建造土屋材料的最佳选择。
这个时候农村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盖屋都能找人管起饭了。
另外，打土屋框架要尽快几天完成，以防打土墙期间变天下雨。
于是，父亲找来了村里七八个人，五六天就可完成。
那时找人帮忙是要一天管三顿饭的，给人干活的报酬就是吃饭。
早上一般稀饭煎饼加咸菜，中午一般都是做一大盆青菜豆沫子卷煎饼；晚上加上肥肉炒一大盆菜卷煎饼。
中间打完墙上梁时和全部完工时，会多加一份菜和白酒，庆祝一下。
那时村里哪家打墙盖屋，能让人帮忙干活儿都很痛快。
记得父亲翻盖土屋第二天清晨，村里多来了个乡邻，高高的个子，很壮实，跟着其他来干活的人凑在一起吃饭。
这时才知道，这是本村的一个男子，家里人口多，生活拮据，但有一身的力气，哪个村里谁家有重活，他知道了就不请自到，干最脏最重的活，干的时间最长，甚至中间都不休息。
当然饭量也大。
他到谁家干活，没有一家让走的。
记得父亲翻盖土屋上梁那天刮大风，架子上的两个人被风刮的直晃悠，突然间架子的固定扣子被扭断了，大个子急忙过去用肩膀臂托着，生怕两个人掉下来，这才避免了事故的发生。
晚上吃饭时，发现大个子男人肩膀上划破了，流出了血，父亲领着他到村卫生所包扎，他却一直不愿去，一遍遍的说没事儿。
全部完工那天，父亲单独把大个子拽到一边，偷偷安排单独送给他一大摞煎饼，但他推来推去怎么也不要。
我的父母为了翻修那幢陈旧的土屋，前后忙碌了整整半年，准备材料、精心筹划，几乎倾尽了家中的全部积蓄，甚至还背上了沉重的债务，使得家庭经济状况在随后的几年里都难以恢复。
期间，父亲还因过度劳累而病倒，躺在床榻之上，历经数日才逐渐康复。
经过父亲对爷爷垒的土屋的翻建，土屋焕然一新，这里便是我童年住了很久的土屋了。
土屋的墙，院子周围的墙，皆由沂河馈赠的泥土构筑，仿佛躺在沂河母亲的温暖怀抱里。
院内土地上，几棵树木葳蕤，生机勃勃。
东墙根下，一棵高大的春树屹立，宛如守护家园的勇士。
小时候的我，常常偷偷攀爬至其顶端，坐在上面，能眺望着东汪芦苇摇曳的景象，仿佛是波涛翻滚的海洋一样；稍远处，沂河水波光粼粼，宛如一条银带蜿蜒流淌。
村庄中的树木与土房还有周围的庄稼，构成了一幅和谐的田园风光画，令我记忆犹新。
这颗春树见证了土屋岁月的流转，却未被砍伐。
母亲告诉我，每当过年时，村子里的个子矮小的人都会前来偷偷摸一摸它，口中默念：“春树王，春树王，你长粗来我长长......”这棵春树，似乎承载着乡村人们对长高的渴望与期待。
因此，过年这个晚上，我们家的大门总是敞开着，祝愿并满足那些寻求希望的乡民。
而西边的一棵榆树，则在饥荒年代为我们带来了生活的希望。
榆树花、榆树叶和榆树皮，在母亲的巧手下，化作了美味佳肴。
那芬芳的甘甜、粘稠的清香，仿佛是大自然对我们的馈赠。
那时，每逢春天总是怀揣着对过年的期盼一样，等待着母亲为我们呈现的美食。
院内的石磨旁，那棵红枣树默默地伫立着，春天枣树花灿烂香满枝头。
每逢秋雨秋风之时，它便如约洒下一颗颗红红的果实。
于是，我在长大后的梦中，时常会遇见风雨中红枣儿飘落的景象。
时光荏苒，爷爷土坯垒成的土屋，父亲三合土捶打的土屋，如今先后已经不复存在。
家乡的房屋也在不断地更换，后来的砖瓦房，再后来沂河两岸耸立起高高的楼房。
住进了高楼大厦，墙体已是水泥的青色，我却没有感觉到心灵的慰藉。
而小时候老家的土屋像一根风筝线，我就是那个风筝，不管飞出土屋再高再远也还要回来；年龄越来越大，土屋不仅仅在心灵留下了烙印，而是灵魂的归宿。
作者简介：陈贞奇，男，1963年8月出生。
中共党员，大专文化。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
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
作品见于《沂蒙晚报》《临沂日报》《文学天地》报刊及公众号。
投稿邮箱：ddsww202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