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说法是，八三年的严打原因，是文革之后的社会治安恶化，其实呢？根本不是，从数据上可以看出，文革之后并没有造成后期的社会治安恶化，一九七九年以前大同的刑事发案都是百起以内，一直延续到八二年前，发案都是在百起之内，而从一九八二年后，每年发案都在百起之上或者更多。
特别是一九八三年，大同的社会治安形势恶化，这与当时的经济复苏，收入差距开始拉大，部分人的心里失衡相关比如，一九八三年六月十九日下午，刑满释放分子王振权为首的犯罪团伙，带领六人在云冈矿附近抢劫物品，而且手持菜刀在短短的几天里，抢劫多起并轮奸妇女，罪恶极大。
七月二十七日，劳教逃跑分子刘成军、解除劳教人员李志强等四名犯罪分子，闯入青磁窑饭店，将正在吃饭的四名顾客用棍棒乱打一顿，强迫他们跪在地上。
还有一个叫刘月梅的妇女，教唆儿子赵勇，纠结一伙人，在四老沟矿与雁崖矿地区，入室抢劫作案十九起，使这一带群众人心慌慌，夜不安寝，严重影响了煤炭生产和职工群众的生活。
犯罪分子韩凯，因通奸遭到女方的拒绝，于六月十八日凌晨将三十四点四公斤炸药放置在住有几十户居民的王家园砖厂家属院内，后来由于韩犯不懂爆破技术，才侥幸避免一场特大惨案。
还有流氓械斗事件也时有发生，八月六日晚，两伙社会人共十八名，在三五二八工厂附近械斗，致死一人。
随着社会治安恶化，卖淫活动也死灰复燃，六、七月间，每天有一些卖淫妇女在西门外汽车站和红旗商场门前一带拉客。
刘二女等一些老鸨子又重操旧业，在家中容留卖淫妇女，从中获利。
根据中央对刑事犯罪“坚决打击，一网打尽”的战略方针，按照山西省委统一部署，大同市于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五日凌晨，开展打击刑事犯罪的统一行动，持续搞了几天，到八月二十日，首战告捷。
这次行动，大同共抓捕各种刑事犯罪分子八百九十七名（包括行动前防止逃跑零星抓获的二百六十八名）。
从性质上看，反革命分子二人（呼喊派），刑事犯八百九十五人，在刑事犯中杀人犯一人，贩毒犯一人，抢劫犯二十八人，强奸犯十三人，重大盗窃犯六十人，组织、诱骗、容留妇女卖淫的六人，流氓等其他犯罪分子五百三十三人。
随后又进行了第二战役，根据中央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战略决策和依据“从重从快，一网打尽”的精神截止九月三十日前，先后进行了两次集中打击的统一行动，取得了重大胜利。
最后的统计数字如下：两次行动共抓获各类刑事犯罪分子一千六百六十名，其中，反革命犯两名，抢劫犯八十四名，强奸犯三十六名，重大盗窃犯一百五十九名，打掉犯罪团伙一百二十四个，有成员六百一十三名。
占抓获犯罪分子的百分之三十七。
其中流氓团伙二十四个，二百零六人；盗窃团伙四十六个，二百五十二人；抢劫团伙三十一个，一百二十九人；其他团伙五个，二十六人。
抓获的犯罪分子中，流窜犯六十名、劳改劳教逃跑人员十四名、刑满释放和解除劳教的一百七十七名。
合计占百分之十五点一。
从性别上看，女性六十四名，占百分之四。
通过打击处理，破获刑事案件九百二十一起，其中重大案件五十九起，特大八起，缴获枪六支，子弹二百八十九发。
对抓获的犯罪分子，经过审理，截止十月三十一日，共逮捕九百八十一名，劳动教养五百零八名，市、区法院召开宣判大会九次，判处犯罪分子三百零八名，其中死刑五十七名，十五年以上至死缓的重刑一百五十三名。
经过三年多的严打，到一九八七年，大同社会治安得到了彻底治理，打击了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基本上扭转了社会治安的非正常状况。
三大战役共抓捕各类犯罪分子四千七百八十八人，其中逮捕二千九百八十三人，劳教一千五百三十四人，少管一百八十五名，打掉各类犯罪团伙五百九十九个，共判处死刑九十七人，死缓五十七人，无期徒刑二十四人，有期徒刑二千二百九十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