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初一的那一年，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儿，全国范围的“严打”。
很多事情接二连三就发生在身边，大院里的好几个年轻人被逮捕，随后被判刑。
先前还经常碰到见面，很快就没了人影，之后听说人进去了，有的还是很熟悉的人。
听说人进去以后，家里人一筹莫展，他母亲甚至迷迷糊糊地把一铲子煤倒进了炉上的稀饭锅里，都傻眼了。
我那时住在农业局大院里，夜晚经常被刺耳的警笛吵到，不由自主跑到渤海九路的路口看热闹。
那时候农业局就是城边上了，紧靠着北中，百十米的路口处可以看到偏三警用摩托飞驰而去，荷枪实弹的武警坐在后座，押解着带着手铐坐在斗子上嫌疑犯，从上一个路口的公安处出来，经过渤海九路向南，顺着黄哥二路向西跑过去。
几条街的一座小城，路灯都不怎么全亮，警灯的闪烁非常刺眼，在夜晚的街道上极其醒目。
作为上学的孩子，我们并不太知道很多事情，但那个时期似乎形势很微妙。
学校的东边是东方红旅社，路口东边是公安分局，分局的公安经常在旅社用餐，那时候人们还不叫警察。
于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身穿一身蓝色警服的公安叔叔蹲在地上吃饭，不经意就露出了腰间的五四手枪，那根黄绿色枪绳若隐若现。
我因为从没有摸过枪，对枪支充满了好奇，当时公检法和领导干部很多人都有配枪。
有一天晚上写着作业又听到街上警笛大作，知道又逮人了。
第二天一进教室，就见同学们在交头接耳，很快就听到一个消息，同班某同学的父亲昨晚进去了，因为就几条街的距离，全城有个风吹草动，几乎人人皆知了。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同学的父亲就是公安，被逮捕归案了。
当年开公捕审判大会，都在黄河二路的体育场进行。
武警战士都是绿军衣蓝裤子，还没有大檐帽，车顶上架着机枪，犯人们五花大绑，脖子上或背后插着写有犯罪名称的木牌子，死刑犯名字上打着红色叉号，车是解放牌大卡车。
公审大会一结束，就是游街活动，最后死刑犯到黄河大坝某处执行死刑。
隔年我们去城南的黄河大坝植树造林，就有同学惊呼“有死人”，用凉席裹着没整个埋掉，就是被执行了死刑的犯人，可能家里人觉得丢人，断绝了关系没有来收尸。
后来因为此处规划成公园，“刑场”就移到别处了。
八三年的那场严打，是中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针对国内社会治安的重拳出击，在历经十年内乱之后，遗留了太多的危害社会治安、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大社会隐患，乱世用重典，是国家专政机构不得不出手的一个特殊时期。
我作为一名学生，也耳闻目睹了一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