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那个年代（四）---队委会成员之生产队长 作为一队之长，生产队长的地位至关重要。
所以对生产队长的人选要求也很高。
首先，政治上可靠，在那个唯家庭成分的时代，必须是贫下中农出身，家庭成分是地主富农的，都是当时的批判对象，连自保都成问题，哪怕能力再强，也根本不可能当上队长。
其次，业务要精通，就是要具备丰富的农业生产知识、熟悉时令时节和农业生产特点，绝对不能出现“外行领导内行”。
再次，协调组织和管理能力要强，作为生产队长，上要与公社、大队干部及相关部门汇报打交道，下要对本生产队全体社员进行日常劳动的分派和管理，语言、社交、沟通等能力均要具备。
最后，队长威信要高，要得到全体社员的认可，队长平时行事要公正，社员才会信服，同时，本生产队的经济收入和社员分红水平要达到社员预期或者与毗邻生产队持平，按现在的话来说，必须“绩效”达标。
所以队长这个“干部”官职虽小，但要求还蛮高，不是一般人随随便便可以当的。
队长的工作也是全面的，全生产队的政治学习、上级精神的传达、公社大队粮食生猪等农副产品征购任务完成、本队生产计划安排、各项农业生产活动组织乃至社员日常管理的方方面面都要做到位。
笔者所在的生产队队长姓袁X全，当时50岁不到。
现在网上有人说，生产队那时的队长、会计很轻松，不用出工劳动等，这要么是没有经历那个年代，要么混淆了大队与生产队的概念，大队的书记和队长有可能是脱产或者半脱产，生产队的队长不但不是脱产干部，每天都是带头劳动，上工最早，收工最晚，而且在社员晚上休息时，他还要考虑明天的农活安排，劳力费神，辛苦程度自不必说。
当然，队长最费神的不是农活安排，生产队的社员总体老实听话本分，就与现在的各个单位一样，也总有个别顽劣之人，对他们的管理就成了大难题。
我们队当时一个诨号叫“唐国”的，30来岁，生得孔武有力，当兵十余年又回到农村做“阳春”，据说，其在部队是侦察兵，有一身的好功夫，但因脾气暴躁不服从管教，在部队时把侦察连长都打了，所以复员回到农村，自然带着怨气，劳动时不但不服从队长安排，甚至还当场顶牛，弄得队长下不了台，刚开始，顾及邻里关系以及惧怕他的脾气和功夫，队长总是隐忍，但因全体社员在议论，队长有时又不得不管，冲突就在所难免，一次在田间劳动时，两人矛盾爆发，“唐国”一个箭步上前，狠狠将队长抱摔在地，队长当场倒在地上起不来了，这下可惹了大祸，大队的书记、大队长、民兵营长齐聚生产队，要将“唐国”以反对党的领导和破坏生产的名义治罪，好在“唐国”的母亲是当时全大队苦大仇深的贫农代表，解放前丈夫出世早，她一个人靠讨饭养活三儿二女一家人，大队每次忆苦思甜，她总是代表发言，当下，她哭哭滴滴找大队领导求情，再加上“唐国”脾气暴但人讲义气，队上也有说得上话的人替他向队长私下求情，队长也许顾及多种因素，表示要从宽处理，最后，“唐国”除了赔礼道歉外，还赔偿了队长住院的医药费，拿出三十斤谷作为队长的营养费，事情就此了结。
出了这事后，队长和“唐国”的关系至少表面上是和好了。
当然，要说生产队长全是付出没有回报也是不准确的。
队长一当，全家沾光，在生产队，队长权力至高无上，自然也会带来一些优惠和“油水”。
首先，队长有推荐当兵、政审的权利，政治地位高，是社员巴结的对象；其次，队长除了平时出工外，还经常参加公社、大队组织的外出参观、学习，不但算工分，还见了世面，又能吃免费的饭食，一年下来，还比社员多了一二百个工分；再次，队长在农活安排、劳动力分配上难免不有私心，给亲族及关系要好的人给予照顾，按现在的说法是“优亲厚友”，所以外出搞副业生产或者其它想得到队长照顾的社员自然会有所表示，当然那时条件艰苦，“油水”无非是几包糖果、几包香烟而已，一般来说，只要不特别张扬和过份，社员也都能理解。
那时生产队也经常组织政治学习。
袁队长干农活没问题，可组织政治学习却是大难题，因为队长是文盲，不识字，我上小学时，当会计的父亲经常要我在会计凭证等需要队长签名的地方代替他签名。
不记得是哪一年了，公社、大队组织开展评《水浒》运动，传达毛主席指示，还要检查过关，要求社员都要背诵“指示”，可队长理解和记忆、传达能力均有限，每次田间地头组织学习时，领讲和背诵的就是那么二句话，我那时还小，可一听就记住了，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内容是：“水浒这本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就这么简单，可把当时的队长和社员难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