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6日，建筑大师贝聿铭去世，享年102岁。
贝聿铭这个名字，似乎是一个超越了时代的存在。
与之相联系的那些建筑物——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卢浮宫“金字塔”，苏州博物馆……都被时间证明了永恒性。
2017年，在贝聿铭100岁寿辰之际，本刊做过一期封面故事。
记者李菁前往“贝氏建筑事务所”（Pei Partnership Architect）采访了他的两个儿子——同样是建筑师的贝建中和贝礼中，为我们讲述了作为建筑师和父亲的贝聿铭。
事务所迎面的墙上有一幅大照片，贝建中提醒说，这是他们负责的中银苏州分行。
从苏州到纽约，演绎了一个家族的故事，也成为近代中国故事的一个缩影。
我的父亲母亲三联生活周刊：贝聿铭先生回忆说，因为他的父亲（贝祖诒）比较忙，他幼年时跟母亲关系更亲近。
你们是在什么样的家庭环境下长大的，是西式的，还是传统的所谓“严父慈母”的东方模式？贝建中：我们完全是在西方教育下长大的。
我的大哥是1944年出生的，我是1946年出生的。
我和哥哥、弟弟之间说英文。
父母并没有特别教我们说中文，因为他们想早晚会回中国，到那时我们自然就会说中文了。
我的父亲来自上海、苏州，所以父亲会说上海话，母亲来自天津，她讲普通话，但有趣的是，他们都说广东话。
我到妈妈家那边，听他们说普通话；到爸爸家这边，听他们说广东话，回忆起来很有意思。
贝礼中：我们虽然是在非常西方的环境中长大的，但是在家庭中，那种人际关系还是非常传统的中国式的。
我们非常尊重父母和儒家的思想，这都是非常东方的观念。
我们总是经常一起聚餐，即使我们都结婚了，我的母亲也会在周末将大家召集起来，吃饭或是进行其他活动。
母亲去世后，我们依然常与父亲聚会。
这种亲密感，正是家庭的重要所在。
当然，从另一方面讲，我父母都经历多年的美式教育，他们英文都讲得极好，可以说非常好地融入了美国的生活，而这种适应生活环境的能力，也帮助了我父亲的职业生涯。
贝聿铭的儿子贝礼中（左）和贝建中（于楚众 摄）三联生活周刊：我知道你们的母亲不但出身优渥，也同样毕业于哈佛大学。
为了贝聿铭先生的事业，她最终放弃了自己的事业。
你们的父亲曾经说她是他“最好的顾问”，母亲对父亲的事业、对整个家庭意味着什么？贝礼中：我非常高兴你问到我母亲的事，我相信父亲对此也会很开心。
在很多家庭，女性角色都被丈夫所笼罩。
在我们的家庭中，父亲成功的前提就是我母亲的参与。
我父亲总是在外忙碌，那时候我们上寄宿学校，母亲与我们很亲，但另一方面，又让孩子们与父亲有一点距离，以让他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母亲也常常将我们聚在一起，夏天，我们会在郊外一起度假。
1984年，贝聿铭（右二）成为法兰西艺术学院外籍院士，偕妻子（右一）出席获封仪式我的母亲是非常优雅、非常知性的一位女性。
她从不惧怕说出自己的想法，这种直率对我父亲是很有帮助的。
因为母亲也有建筑的造诣，当年在哈佛学的是景观设计，所以她知道建筑师这个行业有多辛苦。
她有极好的品位，也总能将自己的好恶传达给父亲。
我确定，她也帮助了父亲早年间的工作，而且给予了父亲极大的信心和支持。
我父亲非常相信我母亲的眼光。
他们互相尊重，十分恩爱，同时也都很有幽默感。
我敢说，他们可以说是天作之合。
在时事、政治这些方面，我母亲要比父亲参与得多。
她非常进步，也热心参与公共事务。
她认为自己有责任，也对世事有自己的看法；我的父亲更加内敛，他很少在公开场合表达意见。
其实他与我母亲基本上有共同的价值观，但他太出名了，所以必须对自己的言行更小心些，因为必须与许多人打交道。
贝建中：母亲的兴趣与父亲的兴趣相同，她对父亲的职业参与得比较多，父亲也相信她的眼光。
从这一点上说，我不觉得母亲被父亲“遮蔽”。
贝聿铭与夫人陆书华三联生活周刊：对祖父贝祖诒还有印象吗？贝礼中：有印象，有印象，虽然我们并没有共处很长时间，但我们有非常温暖的牵系。
我爷爷那时住在纽约，我们每年都能见到几次。
我祖父对待我们就像我父亲对待他的孙辈一样，非常温暖慈爱，他总是笑呵呵的。
我的父亲和我的女儿关系非常好，他在她面前一点也不严厉，她也喜欢他，他们见了面，总是亲啊亲啊……在旁边注视这对爷孙俩真是很美好的事。
我的女儿是第三代中最小的，是我唯一的孩子。
她出生时，我的父亲已经80多了。
我当时不知道父亲还有多长时间。
我妻子总是陪伴他，而我的妈妈，也和我妻子非常亲近。
你难以想象，这么多年我们每周都带女儿去见爷爷。
他们关系非常亲，我相信我女儿是孙子辈当中与他最亲的一个。
建筑师之路三联生活周刊：1952年，贝聿铭先生在纽约郊区卡托纳（Katonah）为小家庭修建了一座私人度假屋，这是他的第一个私人住宅，是一座完全现代主义的建筑。
你们对“建筑”的第一个概念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