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不花说，有时候，她觉得自己是个无情的人，总是奔向更新的世界，毫不恋旧。
她曾在一次公开演讲里说：「一个真正的创业者身上有一个重要的标志，那就是他可能没什么老朋友。
」这句没什么人情味儿的话引发了争议，但她认为自己的取舍是清晰的，只有老朋友，「那说明你没进步，你没往前走，你的心智就锁死在那个阶段了。
」文丨张月编辑丨槐杨「没有用了」第一次见到脱不花的人，会对她的短发印象深刻。
那是一个绝大部分女性不敢轻易尝试的长度，几乎和男性的板寸差不多，略长的头顶上也没超过5cm，两侧隐约可见青茬。
从背后看，你可能会混淆她的性别。
这个发型是2017年底剪的，那时她38岁，在工作上遇到一些难事，最烦躁的时候跑到楼下剪头发。
理发师修剪了一点点，她要求「再短点儿」，「再短点儿」，「最后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剪短了。
」她觉得挺酷，保持到了现在。
然而工作上的烦心事并没有随着烦恼丝一起离开，几个月后，脱不花遭遇职业生涯最大的危机：她发现自己对公司没有用了。
在北京郎园2号楼6层，脱不花的办公桌位于整个办公区域的最中央，桌上摆着一个蓝色公告牌：「有事说吧！」每当这个牌子竖起来，这位得到联合创始人兼CEO的座位周围就开始有人排队，员工要跟她商量一些繁琐的工作：运营、财务的细节，或者新员工的最后一次面试。
然而，2018年初，她突然发现自己变得清闲，排队找她说事儿的人变少了，年轻人做得得心应手，很少再寻求她的建议和帮助。
对她来讲，这是一个有些危险的信号。
两年前创办得到时，她和另外两位创始人罗振宇、快刀青衣达成过一个口头的「散伙协定」：公司的命运是第一优先，如果有两位创始人觉得另外一位创始人不再能为公司创造价值，后者就必须把股份交出，自行离开。
三人都有过创业经历，目睹了太多合作伙伴分手时混乱的利益纷争，如果未来出现变数，他们希望能体面分手。
这个君子协定像剑一样悬在头上，逼人向前狂奔。
得到办公室一进门挂着一个数据大屏，5分钟刷新一次，一个课程上线后，用户的反响情况一目了然，这个数据库被称为「罗盘」。
实时变动的数据背后映射了这家内容公司的焦虑和残酷。
在同事眼里，脱不花是个被工作填满的人。
在这家弹性工作制的公司，大部分人11点上班，她则总在9点前就坐进办公室。
2017年，她生第二个孩子，前一天开会开到晚上十点，第二天分娩结束不到四个小时就开始在工作群里说话，得到副总裁李倩看到她的头像在群里跳出来时，心想：「她疯了吗？」连脱不花5岁的大女儿都知道：「妈妈要加班，妈妈要卖专栏。
」女儿很喜欢邻居一位阿姨，那是位全职妈妈，美丽温柔，一头长发，喜欢穿白裙子，全天候陪伴三个孩子。
她成了女儿向往的女性形象，女儿立志长大以后要当全职妈妈。
女儿常跟脱不花提建议：「你也留个长头发吧？」「你也穿个白裙子吧？」「你也在家照顾我们吧？」前两个要求她会笑着答应，到第三个要求的时候，她觉得必须和女儿谈一谈。
「你大冬天想穿裙子，里面还套个毛裤，尽管妈妈觉得不好看，但是不是也同意了？」「是。
」「你说以后不想上班想当全职妈妈，我是不是也说很好，你肯定特开心。
」「是。
」「我都尊重你的选择，但妈妈想上班，你是不是也应该尊重妈妈的选择？」女儿想了想，只好说：「是。
」幼儿园经常组织亲子活动，脱不花是那个经常缺席的妈妈，只能在结束之后看表演视频。
一位女性同事曾困扰地问她：「要怎么平衡孩子和工作？」她说：「你要听实话吗——没有平衡，就是取舍。
」脱不花不享受闲暇，更乐于让自己处在战斗状态。
日常最多的装束是软底运动鞋、大号帽衫和紧身运动裤，既可以在椅子上随意坐，也可以在飞机后舱高抬腿。
再化个淡妆，深夜降落时，她确信自己是全飞机最精神的人。
她的行李箱里常年放着三套不同颜色的职业套装，高跟鞋，化妆品，充电线，随身再背一个双肩包，里面永远放着一个小小的可以拆下背带的包，有一点设计感，应付突然到来的正式场合。
这种随时随地为接下来的一切可能做准备的习惯，是她从作家严歌苓那儿学到的。
严歌苓说过，「形象是女性的纪律」。
脱不花曾亲眼目睹严歌苓在餐厅等迟到的人时，趴在地上做平板支撑，就坐后，运动外套一脱，里面是符合晚宴标准的无袖露背紧身上衣。
她也试图把对工作的热爱传递给其他人。
李倩告诉《人物》，一次脱不花出差回来，星期一上午在办公室碰面，她眉飞色舞地说了一通自己出差时遇到的人，下午开例会，各个部门的主管参加，她又说了一遍；星期二跟所有员工直播开会，她情绪饱满地说了第三遍。
大部分人的重述都会有所损耗，脱不花没有。
就像她热衷组织员工去吃火锅，热气腾腾，人声鼎沸。
李倩觉得，那是一个和脱不花本人高度统一的场景，「她人就像火锅一样，咕嘟咕嘟一直在燃烧，一直都是热的。
」但2018年，这个一直燃烧的人熄火了。
在长达三四个月的时间里，她状态低迷，在办公室枯坐一天，提不出什么建设性的想法。
「我对公司没有用了」，她想。
她想出去充充电，找到了清华大学的一个企业家课程，公司有支持高管进修的惯例，但她选的那个课程过于昂贵，60多万，她招来的CFO很坚决：「报销不了。
」她以前喜欢去电影博物馆看文艺片，那段时间睡前看起了特别血腥的电影，大都是豆瓣五分以下的烂片，不是变态杀人狂就是激烈的枪战。
出版人方希跟脱不花是无话不谈的好友。
方希告诉《人物》，那段时间脱不花曾跟她提及这种「无用感」，语气困扰，「她无法确认自己对这个系统的价值，她就反复折腾，她可能内心不愿意去面对这个东西。
」也是那时，脱不花找了一位设计师朋友，把婚戒上的钻石抠下来，改成了一个多巴胺分子式的耳钉，这种让人快乐和兴奋的分泌物是她亟需的心理暗示。
无情的人「有用」，是脱不花一直以来对自己的要求。
三个多小时的交谈里，这个词她提了30次。
饭局上，她惯于活跃气氛，说话滔滔不绝，似乎冷场是自己的责任。
她35岁结婚，此前相亲多次，去之前好友会在她手上写一行字，「少说话，别买单。
」当然，最重要的，在公司，她必须是那个一直创造价值的人。
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她做到了这一点。
方希认识脱不花是在十三年前，那时候脱不花不到三十岁，已经拥有自己的管理咨询公司，年收入上千万。
在方希看来，当时的脱不花非常擅于做一个翻译者，准确洞悉甲方的需求，以最快的速度把它变成一个方案。
前同事张文娟告诉《人物》，在咨询公司时，脱不花一直是个对行业前沿变化非常敏感的人。
她和一些媒体人、企业家定期组织饭局，讨论各个行业的最新态势，那个聚会总在梧桐餐厅举行，又叫「梧桐会」。
2012年一次聚会时，一位朋友带来了一个身材消瘦、看上去有些拘束的年轻人，他的一款新闻聚合App刚刚上线，给在座的人讲了讲用算法驱动内容的原理。
台下一半人没听懂，另一半人开始跟他争论，「这思路不靠谱啊，哪能不用人做内容呢？」年轻人不善言辞，争不过底下牙尖嘴利的媒体人，很快败下阵来。
那人是张一鸣。
算法，也成为今天的人们获得内容的主要驱动。
脱不花感受到时代的变化。
2014年，她带着一个笔记本和一个助理，离开了原来的公司，加入罗振宇的团队，一个在后来的几年里用最大声量喊出「互联网思维」的团队。
当时，这家公司共有7人，办公室面积12平米，唯一的项目是《罗辑思维》，每周播出一期。
张文娟认为，脱不花做了一个冒险的决定。
但脱不花认为，这个选择顺从了潮水的方向。
从她进入职场，她就是这么做的。
1996年，17岁的脱不花刚来北京，闻到的就是时代剧变的气息。
那时的中国，每分钟就会诞生一个百万富翁，商业世界充满了巨大而肆无忌惮的想象，她在北京看到的第一个超市，第二年就扩展到了老家临沂。
人们后来熟知的大佬马云、丁磊、马化腾、张朝阳都在那几年开始创业。
最有实力的企业则在每年11月8日聚集北京的梅地亚中心，争夺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的标王，11月8日，谐音「要要发」。
1997年的那一天，母亲托熟人给她弄了张票，她混进梅地亚中心，就像进了盖茨比的宴会。
她看到了敬一丹和王小丫，和广告主们谦逊地握手。
拍卖开始，一举牌就是1000万。
最终，爱多VCD以2.1亿的价格夺得「标王」。
掌门人胡志标很年轻，28岁，上台说：「2.1亿，太便宜了！」那是一种看不懂但令人沉醉的狂热，脱不花形容那种感觉，「好像世界在你面前展开了。
」那时，她选择辍学从商，此后人生的十字路口她贯彻着同样的逻辑：「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机会，但同样的机会不会一直在等着你。
」和罗振宇一起创业，是新的机会，移动互联网的机会。
一度脱不花觉得自己被忽悠了。
窄小的临时办公室位于一栋上世纪60年代的砖楼里，办公室里空无一物，她给了助理一张信用卡，在宜家买了几把塑料椅子，最便宜的那种，50块钱一把；桌子买了两张，拼成了一个大桌。
她面试的第一个设计师只能坐在矿泉水箱子上。
公司没有会客室，为了装样子，她和罗振宇约别人都约在楼底下的咖啡厅。
前三个月，员工的工资、办公用品等一切花销都靠她的信用卡周转。
但她感受到了犹如1997年刚踏入职场时的兴奋。
一切都是新鲜的。
他们尝试运营社群经济，「盲盒」图书包一小时卖出8000套，真爱月饼卖出4万盒，柳桃一天卖出一万盒……他们引起了争议，但同时，用户数飞速增长。
那是太快甚至过于快的几年，几乎是未经思索，只要最快，最热。
脱不花再没有回去原来的公司，再也没有管过原公司的事情。
两年后，那家咨询公司要搬家，办公室卖掉了，同事给她打电话，让她回来收拾一下办公室，除了她带走的笔记本电脑，所有的东西都没人动过。
她想了想，回了个电话，「扔了吧。
」脱不花说，有时候，她觉得自己是个无情的人，总是奔向更新的世界，毫不恋旧。
她曾在一次公开演讲里说：「一个真正的创业者身上有一个重要的标志，那就是他可能没什么老朋友。
」这句没什么人情味儿的话引发了争议，但她认为自己的取舍是清晰的，只有老朋友，「那说明你没进步，你没往前走，你的心智就锁死在那个阶段了。
」对她来说，实现财富自由然后找个海滩躺着，是一种荒诞，她想要干到干不动为止。
除了一开始那条散伙协定，三位创始人达成过另一条共识：所有人只能有这一份工作，不能有其他的兼职，也不能有来自这份工作以外的收入。
这条是脱不花提出来的，「你必须100%的时间放在这家公司里面。
」因此，方希非常理解脱不花发现自己对公司无用时的惊慌，人需要有用，「其实工作是一个人和世界呼吸吐纳的端口，人需要工作，需要不停地劳作，不停地付出自己的聪明……丢掉了这个端口之后，你会产生对自己的强大怀疑。
你是谁？你发出声音了吗？这个世界给你回应了吗？如果没有，你都不确认自己是否存在，这跟你有钱没钱没有半毛钱关系。
」脱不花与罗振宇在2019跨年演讲妖怪的床为什么一定要「有用」？为什么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工具」？脱不花剖析过这种自我工具化倾向的根源，「还是不自信。
你有用，别人才会给你一个反馈，最后就会变成你在挣那个反馈。
」少女时期，脱不花觉得自己是班里最不好看的姑娘，头发短，皮肤黑，母亲不允许她打扮，那意味着浮躁、「心野了」。
出门遇到熟人，对方会疑惑地问她的母亲：「这是你家儿子还是闺女？」有一次学校开运动会，需要文艺表演，几个女孩在教室里站成一排，老师看了一圈，把她提溜到了最边上的位置。
直到现在，她都清晰得记得被拎到旁边的窘迫和难堪。
很多年之后，脱不花猜测也许是因为自己个儿矮，或没有才艺，但当时，她近乎偏执地认为，一定是因为自己不好看。
这令她感到自卑。
唯一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