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据网络）小时候，最怕一种人。
他们或者用扁担，一头挑着板凳，挂着洋瓷盆子，一头挑着一只木箱，带一只小镜子；或者倒背着一只藤椅（或竹制的靠背椅），椅子中绑着镜子、洋瓷盆子，胸前挂着一个布包包。
不管哭闹、打别有多厉害，只要听得家中老人拖长了声音高声喊得：待—诏—儿，这里有个娃娃不听话，快来把他耳朵割起去！保管立马停住哭声，忍住抽泣，安静下来。
在我老家一带，老人们称呼理发师为“待诏”，带着一个类似京腔的儿化音。
这些待诏随身的工具，除了一条板凳，一张小镜面，一个脏兮兮的刷子，一把长着梳子和剪刀结合样子的剪子之外，就是一把刀刃亮晃晃的刀子最吓人了。
这把刀子，既可以耳发，又当刮胡刀。
每当看到他们拿出那刀子，在一块皮子上来回晃荡，我头皮就一阵阵发麻。
有几次，我不是被剪子尖刮破了头皮，就是被刀子刮伤耳朵，鲜血直流。
或许是因为有这种心理阴影，我从小就很怕理发。
当然了，那时在农村，不用文明叫法“理发”，而是更加形象的称谓：“剃头”，或者“剪脑壳”。
待诏一般都是男性，大约四五十岁的样子。
逢场天（我们那村的土话念“赶场天”），他们就在街上，将板凳撑起，挂上一块镜面，就开始了营生。
闲场天（我们那村的土话念“寒场天”），他们挑上工具走乡串户，路边可以接活，檐边屋角也可以施展手艺。
总之，他们靠着这份手艺吃遍百家饭。
大概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们那个乡，多了一个女待诏。
我是很怕剪头发的，可母亲带我去这个女待诏那里，我都表现得很听话。
现在想不起来，是她长相真的让人亲近，还是手艺真的过关，不会刮伤我的耳朵。
只隐约记得，她在破旧的炮台后有一个简陋的小房子。
每到逢场，生意总是很好，年轻的男子，都爱往那里跑。
这女待诏带着一个不大的女娃儿，浑身脏兮兮的。
当她来了生意，不去照管，这女娃娃眨眼时间就不见了。
一收了生意，她总是要寻找这个娃娃一番，场前场后，到处问人。
这小女娃的老汉儿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
集中干农活的时候，那些男人们歇稍吃叶子烟的时候，就要摆起这个女子的故事。
有的说，这女子是坝下来的，男人因为抓到她跟另一个男人厮混，提刀便将那人骟了，结果被判了重刑。
有的说，才不是呢，她是克夫，两任男人，第一任是打谷子口干喝凉水，激死的。
第二任男人是杀猪匠，喝醉了杀猪，结果猪儿打脱了，将他顶死了。
有一天，发生了一件轰动全乡的大事。
记得那是酷热天气下的一个逢场天，放学之后，我走场中去寻找母亲，帮她收拾没有卖完的蔬菜背回家。
结果，在乡办公楼前看见令我血脉贲张、脸红耳赤的一幕：女待诏跟另一个男人被捆在办公楼前，待诏上衣被撕成了条状，两只硕大而饱满的乳房晃得人睁不开眼睛。
而那个男人只穿一条短裤，浑身被打得血肉模糊。
街上的人都在指指咄咄，议论纷纷。
故事并不复杂。
男的就是我那个生产队的，是个二流子，有妇之夫，常常偷鸡摸狗。
他去找待诏剪头发，不知道好久两个人就好上了。
结果，这一天逢场天，女待诏没有摆出剃头摊子，两人寻了个快活地正在快活，却被男人的正房带人逮了个准，押到乡政府来要说法。
如此有伤风化的事情，在80年代末期闭塞的乡间，可想而知，会引来多大的波澜。
可惜，因为有儿童不宜的场面，我妈赶紧把我带走，我没能看到剧终。
后来听大人们摆起故事结果，我头脑中浮现的画面是：乡里的公安要将二人押送到区派出所（那时的行政编制是，县下辖区，区下辖乡、或者镇。
90年代之后，撤乡并镇，很多乡都成为集中村了。
我们那个乡就是如此）。
待诏昂起头，挺起胸，质问那个男人：你敢不敢娶了我？那男人不敢直视她的眼睛，没有回答。
待诏又问：你敢不敢娶了我？男人怯懦地说：我……我……待诏恶狠狠地忘着男人，说：我恨你！然后，待诏又带着怨恨的眼神，环视周围群众。
猛然间，一头撞在办公楼的墙角上，当场毙命。
隔了一段时间，人们在逢场天茶馆中摆起龙门阵，才发现一个问题：那个男人和小女孩，从待诏死后就都不见了，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是生还是死。
这个故事至此边结束了。
前几年我回乡里去，问生产队那些年长的老人，后来见过男人和那个小女孩没？有人说，男人在广州病死了，小女孩当了坐台小姐，挣了钱，回来给她母亲迁过新坟。
有人说，男人靠打工将小女孩抚养成人，读了大学，嫁了个好人家，过年还开着宝马车回家来过。
有人说根本就不是那样的。
待诏死后，男人将她安埋之后，就疯了。
小女孩在母亲坟前守了几天，被人贩子卖到山东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