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门，从打开始就叫“建国门豁口”，俗称“豁子”，我在它旁边生活了近50年。
豁，会意字，从“谷”，从害；读作huō。
意：残缺，裂开，如：豁口，豁子（残缺的口子）。
意：舍弃，豁出性命。
口，象形字，读作kǒu。
指人和动物吃东西和发声的器官（亦称“嘴”），如：口腔，口才，口齿，口若悬河。
意：容器通外面的部分，如：瓶口，门口。
意：道路交叉的地方，如：路口，山口。
等等。
明清北京城墙的“豁口”，指在城墙上扒开的口子，供人和车辆出入，是北京城墙除了城门以外的出入路口。
“建”，会意字，从廴（引长之意），从聿(意为律)，读作jiàn。
《说文》中对这一动词的解释是：立朝律也。
建字引领的词组也大都沿用了这一语义：建法（制定法律）、建中（订立标准）、建极（制定至中至正的建国大法）。
建国，顾名思义是建立国家的意思，与“国庆”二字同源。
“建了国”嘛，就要举行“国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许多10月1日出生的孩子，被热爱新中国父母起名“建国”或“国庆”。
许多人恕不知，“建国门”是1946年国民党北平政府命名的，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建国”说的是中华民国。
“文革”期间红卫兵破“四旧”，将许多带有所谓“封、资、修”色彩的地名废除更改，如“王府井大街”改为“人民路”，“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
但红卫兵们可能并不知道“复兴”、“建国”这样听起来无甚不妥的地名，因此未做更改，因为红卫兵如同他们的老前辈义和团一样——没文化。
像我这样在建国门边上住了近50年的“北京土著”，在半个世纪时间里，北京竟然没有一本像样的书介绍建国门的历史，好像中华民国推翻封建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就如同没有那么回子事儿似的。
我们从小学习的历史就是——1949年以前统称“万恶的旧社会”。
可悲啊，可悲就在于一个民族不敢承认本民族曾经的历史。
一个不敢承认自己历史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前途的民族，是个可悲的民族。
别老责备外国的安倍。
复兴门和建国门是日寇侵占北京时，在内城东西城墙上扒开的两处缺口。
看过北京地图就可知道，老北京城内城东面的朝阳门、东直门及西面的阜成门、西直门，位置都偏北，内城南部确实缺少横贯东西的干道。
在中华民国北京政府17年间，各路军阀谁也不敢轻易在北京城墙上扒口子，按照满清的说法是怕破了“风水”。
北京城墙第一个“豁口”是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把卢汉铁路马家堡火车站向北延伸到天坛西门外，在永定门东50多米远城墙上扒开的一个口子，引铁路进入北京城。
1902年八国联军退出北京城把天坛皇家圣地还给了慈禧太后，慈禧太后马上派人把永定门“豁口”填平。
既然慈禧太后认可正阳门火车站在城内，就在左安门西边1里城墙上扒开一个“豁口”，让卢汉铁路从此穿过。
卢汉铁路过潘家窑窑坑（今龙潭湖）到东便门，建东便门火车站，再向西到正阳门火车站。
卢汉铁路进北京的“豁口”，是北京城最早的“豁口”，卢汉铁路进京铁路线，现在是丰台火车站至北京火车站的铁路线，112年没有变。
据北京市档案馆1999年第四期《北京档案史料》所载《日伪统治时期华北都市建设概况》记述，日寇于1939年起，就开始在北京西郊筹建用于商业和住宅的“西街市”，并在东郊筹建用于工业区的“东街市”。
为沟通“两新街市区域与城内之交通，特就东西两面城垣各辟一新城门（东称‘启明’、西称‘长安’）……所辟新城门仅有缺口而未设门扇与门洞，因陋就简，迄未修饰，是其物力不济之象征”。
二门最初只是一个7.4米的倒八字形豁口，宽约百米，两端成坡型。
西豁口位于邱祖胡同、卧佛寺街西口附近；西豁口位于东观音寺街东口和贡院东街附近。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北平市政府按照当时流行的“复兴、建国”的政治口号，将日寇命名的“长安门”改为“复兴门”，“启明门”改为“建国门”。
1946年11月何思源接任市长之后，曾“修建复兴门等城防工程共十三处”，在整理复兴门缺口处时，增建一座高12.6米的城台和一座宽10米的单券拱门，并加装了铁门。
解放前的北京城城墙上只有这三个“豁口”，剩余的“豁口”都是解放后扒开的，1968年北京的城墙被拆光了，也就无人再提什么“豁口”不“豁口”了。
1955年，北京市政府为展宽道路，将复兴门的门洞拆除，拓宽了缺口。
而建国门则从未建造门洞，一直是缺口状态。
解放后，为改善交通，将老北京城墙扒开了多处缺口，即未建门洞，也未命名为“某某门”，只是依据附近地名，称作“十条豁口”、“北小街豁口”等名称。
老北京人则称其为“城豁子”。
再后来，老城墙被拆除，有豁口的地方，大都兴建了立交桥，昔日的“十条豁子”变成了“东四十条桥”，“北小街豁子”变成了“小街桥”。
残留的少数“豁口”，已成为标注在公交线路站牌上的车站名称。
北京有个地名叫“祁家豁子”，在北三环路外，那是明朝人在元大都土城墙扒开的“豁口”。
孔庆普，1928年生于河北省高邑县，清华大学毕业，是梁思成的学生。
1950年分配到北京市建设局道路科任技术员，曾负责北京的城墙、城楼、牌楼、门楼等古代建筑的管理和维护修缮工作，以及城墙和城上建筑物等古建修缮管理工作。
1952年主持参与了分期分批拆除城墙、城楼、箭楼、牌楼、门楼。
他的新书《北京的城楼与牌楼结构考察》刚刚出版，这本书里记载了北京老城墙、城楼、箭楼、牌楼、门楼相关的宝贵测量资料。
1951年春节过后，我指挥9名工人，组成了三个“城楼调查小组”，1951年4月，周恩来总理让政务院给北京拨了维修款，修缮城楼。
1951年修缮完了七项工程以后我们报上了第二批的修缮计划，但一直都没信。
到1952年5月份，得到的任务是——拆。
就这么突然。
是谁让拆的？后边才知道，是刘少奇。
彭真为这个事儿，找了毛泽东，说不能把北京城一扫光了。
后来毛主席说，党内的事儿我负责，那些事儿归少奇同志管。
从那时候起，这个事儿就落到我身上了，就是拆。
1950年定规划的时候，梁思成提了一个意见，把政府部门集中在西郊新市区。
那么，老城区怎么办呢？老城区跟外边得有联系，联系就得修路，修路还得拆，那城墙就得拆豁子。
后来拆了豁子，城墙都乱了。
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委员提出，出豁子以后城墙都分了段了，可以每段都盖一个公园。
华南圭、单士元这些老同志们就说，这个老城里39万多人，生活必需品得要供应，生活垃圾都得往外排。
都要靠路。
那时候梁思成说原城保护，别拆，也别扒豁子，城墙要保留下来。
有人问那城里头40万人上哪儿去怎么办？他说解放前都行，现在怎么都不行啊？他不理解，解放前老百姓没人管，你没吃就没吃的，你倒垃圾爱怎么倒怎么倒。
解放后就不行了，吃菜、吃肉，你排出来的垃圾，都得运进来和运出去啊。
自来水也是这样，从前都是井，一般都是有人拉个推车，一边一个水箱，卖水。
只有一个自来水厂在东直门外，供应政府机关。
老百姓根本是吃不上自来水。
那时候和煤球还得要黄土。
黄土上哪儿弄去？上北城根儿。
城墙根里头挖坑。
马三立相声里头说过这些事儿，一车黄土卖几个钱。
那时候老百姓的生活不需要供应，也不需要帮他消纳。
解放后情况不一样了。
一是老百姓的生活逐渐改善。
还有，战争一结束，人口增加也很快。
而且中央人民政府住到城内之后，增加的人口也非常多。
包括官员，服务人员，还有驻军、警察都增加了。
1951年城里就100万人了。
这些人的生活垃圾、出行问题怎么办？然后，梁思成没词儿了。
陈占祥先是跟着梁思成一块儿搞了一个梁陈方案，然后他变卦了。
陈占祥主张，北京城他同意开城墙豁口，不开城墙豁口，变成一个死城不行。
中央说了，要把北京变成一个生产城市，发展轻工业。
这样的话，那城墙豁口就得拆，不拆不行。
陈占祥一变，不同意开豁口的，就剩梁思成一人了。
所以这样，这豁口，就基本上开定了。
1950年10月11日，市委市政府召开战备工作会议决定，在内城东西北拆六个城墙豁口。
这个在会上一说，谁也没有反对。
梁思成在那儿，他也没反对。
从这儿一开始，一扒豁子，这老百姓说，行了。
原来设计的时候，东边两个，北边两个，西边两个。
后来扒豁口的时候，东边的豁口外边修木桥，东边两个是我做监工员。
六个战备城墙一修完以后，到第二年，各个豁口的交通流量迅速增加，就把豁口修成正规路了。
这一弄，老百姓建议开更多的城墙豁口，以连通城内外的道路。
北京的各民主党派对城区道路交通不畅的问题，综合了四条意见，市政府将汇报材料转给了建设局，要求建设局按道路规划提前分批逐步安排开辟更多城墙豁口工程。
那时候我们建设局拆多少豁口，拆多少条路，也搞了规划。
第一批工程计划安排五条道路和五座城墙豁口。
但是，方案交到都市计划委员会后，都委会几次开会都未能形成统一意见。
主要是梁思成不同意。
1951年1月下旬，吴晗副市长召开了开辟城墙豁口专题座谈会。
1951年，开辟了东直门北小街、陶然亭、架松（劲松）三个豁口。
1952年，又开了武定侯、左安门东、宣武门三个豁口。
1953年开了永定门、陶然亭（扩建）、雍和宫、范家胡同、东总布、东直门、广安门豁口，以及二号豁口的扩建。
1954年又开了白纸坊、费城门两座豁口。
1955年开了朝阳门、安定门、广渠门北城墙豁口。
1956年又开了龙潭湖城墙豁口。
1953年以前，要开城墙豁口，都需要经过都市计划委员讨论通过后，报市政府批准。
每一次开会，梁思成就讲，“中央机关就不应该设在老城里”。
后来，彭真市长生气了。
在1953年6月，成立了一个首都规划小组，由北京市委直接领导。
小组设在动物园西边的畅观楼，所以，这个小组也叫“畅观楼小组”。
以后，建设局有关开辟城墙豁口就不再报到都委会，直接报畅观楼小组审议后，由规划小组上报市政府。
等于绕开了梁思成。
梁思成生气了，他找副市长吴晗诉委屈。
吴晗不但没支持他，还给他讲一些道理，说服他。
这时候起，梁思成就没有说话机会了。
我是1949年11月12日出生的。
1950年6月我家法华寺28间半三进四合院祖宅，被北京外三区政府相中强行租用（现崇文区、东城区）。
父母抱着尚在襁褓中的我搬到建国门沈先生家租住，沈家与我们陈家是世交。
日本开辟“启明门”后，沈家临街三家南房租给一位山东人开饭馆。
城墙开“豁口”方便了城里城外居民出入，这里人来人往成为闹市，饭馆买卖自然生意兴隆。
旧日这里是东观音寺胡同东口，西口是京城有名的东闹市口商业街。
而东口自明清以来就是北京“高教区”，庄严肃穆。
路北是明清“高考”贡院，路南是国家科学单位“钦天监”。
东观音寺附近的房子都是高规格四合院和客栈，现在叫“学区房”，常住居民都是贡院官员和家眷，常租房客则是来自全国各地“备考”状元的各地精英。
1907年取消延续1000多年的“八股文考试制度”，贡院闲置。
中华民国期间曾开辟贡院市场。
1937年日本人占领北平后，这里驻防一个团日本军队，贡院大殿改建成“日本神庙”，就是超度战死日本兵的“神庙”。
解放后，“日本神庙”变成海军司令部。
1956年西郊海军司令部搬走后，交给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使用，简称“学部”。
“文革”后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
路南的“钦天监”在1912年满清灭亡后，改称中华民国天文院“观象台”。
解放后称“古观象台”，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小时候，我们大家都叫建国门为“豁子”，1965年把东城根胡同改称建国门北顺城街后，街坊们对建国门的称谓才尊重起来，没人再说“豁子”了。
解放后，北京市政府延续日本人的做法在建国门外兴建工业区，建国门“豁子”成为运输大道，马车汽车穿梭不停，父母嫌这里太噪杂。
1951年东城根43号的一贯道坛主被枪毙，一贯道被取缔，我家就搬到43号二间高大的“坛房”租住，一直住到1999年1月被拆迁。
1955年公私合营，建国门饭馆改称“公私合营建国门食堂”。
1958年年底扩宽建国门内大街时往北扩宽，“公私合营建国门食堂”以北6套四合院被拆，融进了建国门内大街。
房主沈先生搬到了建国门外永安里。
1958年扩宽建国门内大街时，路南是古观象台的一个空场，临街有家马车店是1941年开的，门脸房是“钉马掌的”，门前是一溜拴马的木桩、牲口吃草料的石槽。
1956年公司合营后马车店停业，但“马掌店”照常营业。
大约是在八十年代初北京城内禁止走马车，“马掌店”才停业。
2008年建起“海关博物馆”。
上世纪50年代，北京城里的交通很不发达，主要交通工具主要是马、骡、驴拉着的大车及人力三轮车、少许的自行车等。
由于建国门城门是城内外人们来必经之处，也是诸多畜力车经过之处，所以在古观象台的西边墙根下保留一家“钉马掌”的铺子。
所谓钉马掌，就是那时拉车的马、骡等牲口由于拉车走远路，它们的蹄子磨损厉害。
钉马掌，就是赶车人为了保护牲口的蹄子，在牲口蹄面钉上一块半圆形的铁掌，俗称“钉马掌”，小孩们戏称“给马穿鞋”，店铺简称“马掌店”。
东观音寺“马掌店”位于东观音寺东口把角处，只是两间平房，房前有个木头架子，形似现在的单杠，大约有2米多高，木架上绕着绳子。
赶车人经过这里若给牲口钉掌时，先将牲口卸下，然后把牲口拉到木架中央，把牲口的蹄子绑在木架上。
这时，钉马掌的师傅走过来，用铲刀先将牲口的掌面修理平整，然后再钉上铁钉即可。
平时没有马车来，马掌师傅要制作“铁马掌”的半圆形铁圈和专用铁钉。
店铺在门外有化铁炉和打铁的架子。
冬季旁晚，火红的化铁炉堂和打铁师傅有节奏的打铁声，是东观音寺东口的一景。
打马掌由二个师傅操作。
老师傅坐在板凳上，一手用铁夹子夹住烧红的铁棍，不停转动铁棍位置，另一手持2磅小锤，学徒的年轻师傅站着，有节奏地轮动8磅大铁锤，二人轮流打向马掌，“叮当叮当。
”一声高，一声低。
我在山西修京原战备公路和京原铁路时，开山辟路，干过这类打炮眼的活儿。
东观音寺“马掌店”附近的大人们中的养花的，则向铺子里的师傅要一些削下的牲口蹄掌的残屑回家给花做肥料，是上等花肥。
笔者记得1968年我插队离开北京前，家养一盆“万年青”，足有一米高，花冠一平米面积，主干一寸多粗，每周我要浇足一次马掌水。
把从“马掌店”淘换来的碎马掌泡在罐头瓶里，泡到水质变黑才能浇花，味道奇臭无比。
我最后一次见到东观音寺“马掌店”是在1971年的10月6日的下午，我记得非常清楚。
那天下午3时，我从山西返京探亲，从北京火车站走到鲤鱼胡同北口，被建国门内大街的欢迎队伍阻拦住，横穿不了马路，在路南呆了一个多小时。
六、七十年代生活在北京的人都知道，当外国元首到北京访问，从东郊飞机场驶来迎宾车队，在建国门换乘红旗牌敞篷轿车，沿着东西长安街直到钓鱼台，那时的东西长安街叫“迎宾大道”。
从建国门到复兴门，沿街有十几万群众列成两队欢迎，有个宣传术语叫“夹道欢迎”。
那天下午欢迎的是埃塞俄比亚访华团，欢迎队伍等候一个多小时后，贵宾车队在建国门木桥的西桥头停下，周恩来与贵宾换乘敞篷轿车，接受夹道欢迎，所以在建国门停留的时间最长。
夹道欢迎的群众热情地、有节奏地、反复高呼：“热烈欢迎 埃塞俄比亚皇帝 海尔塞拉西 一世陛下欢迎欢迎 热烈欢迎。
”那个绕嘴的欢迎口号，至今记忆犹新，我就是靠在东观音寺“钉马掌店”的喂马的石槽（木架子没有了）听了有十多分钟。
夹道欢迎队伍主要是沿街的中小学校的学生。
一般头天通知学校，学校常年备有欢迎队伍使用的彩旗、纸质鲜花和彩带等，这是政治任务，学校组织有欢迎队伍，能参加欢迎队伍是无尚荣光的，等同于参加天安门广场游行。
参加夹道欢迎的小学生们，无论冬夏一律穿少先队队服，佩戴红领巾。
我在方巾巷象鼻子中坑小学读书时，我校的鼓号队被安排在北京站口北侧显著位置，叫迎宾鼓号队，五、六年级我是鼓号队“打小镲”的。
（转自新浪博客：ruiren491112）阅读往期内容请点击“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