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虽然在现代文明的影响下，寒来暑往对生活的影响已经远没有古时那般深刻，但中国人的“一年之计”，终究要等春节过完，四平八稳地开始。
虽然不少传统已渐渐消失，但毕竟还有一件亘古不变的传统被保留下来，那就是美食。
肠胃，是中国人最有力度的传承。
元宵节可以吃成“汤圆节”，端午可以吃成“粽子节”，中秋可以吃成“月饼节”——美食似乎比什么都更能传承几千年的文化源流。
那么，春节自古以来的头号美食是什么呢？最容易被接受的答案，是饺子。
对此有学者考证“饺子”与“交子”读音相近，是取“更岁交子”之意。
如果这一考证不假，那春节吃饺子的习俗至少要等到北宋才渐渐出现，因为唐代以前饺子的名字是“偃月形馄饨”。
直到刘若愚在《酌中志》中记载春节在饺子中偷偷包些银钱用于占卜一年运气的习俗时，已是明代晚期。
看来饺子并非“自古”的春节美食，那“以来”二字，饺子可担当得起？其实，将饺子视为北方春节的标志大抵没错，但在“南米北面”“南稻北麦”的地理大格局下，年糕、饵、粑这些米制品才算得上南方春节的“硬通货”。
这倒也不奇怪，中国美食文化源远流长，早在唐宋时期，“南食”与“北食”已各成体系，明清之后更是演变出了四大菜系，不同地区的饮食习惯虽不能说 “十里不同吃”，但饺子远远称不上山河一色了。
年糕：米制品的第一把“交椅”汉朝小吃中出现了“饵”“糍”等花式，成书于南北朝时期的《食次》中详细载有“白茧糖”的制法。
相比于在唐代还顶着“馄饨”这顶“帽子”的饺子，年糕与春节的相遇可能早得多。
春节米制品的第一把“交椅”，非年糕莫属。
与“饺子”谐音“交子”一样，年糕也很讨口彩。
年糕的“糕”好理解——从米从羔，指的自然是用米粉等蒸制或烘烤而成的温软食物，而年的意象就复杂得多了。
一说“年”源于“黏”。
糯粉糕为“粢”，米粉糕为“饵”，两者形状、口感均与凝膏相似，入口后有种黏黏的快感，“年糕”即是“黏糕”。
另一说则更具传奇色彩：“年”指的就是新年，“年糕”一方面谐音“年年高升”，另一方面则意指年兽。
农历腊月最后一个晚上叫“除夕夜”，源于驱除“夕”兽这一典故——年兽的传说与此如出一辙：相传远古时期每到岁末，一头叫“年”的怪兽就会袭击村落屠杀村民，百姓不堪其苦。
后有高氏智者教大家以米制糕切成条状放在村外然后躲开，等“年”饱腹之后再回村以求平安。
此举果然奏效，人们由此熬过了“年关”，那些糕点的制作工艺也便留传下来。
为纪念高氏，人们遂将其命名为“年糕”。
其实年兽在《山海经》《搜神记》《聊斋志异》等志怪典籍中均无记载，其传说的形成时间可能比较晚，“高氏”这样一个设定更是颠倒了“糕”与“高”的因果关系。
而且，驱赶年兽的情节与驱赶夕兽的相似，更说不清彼此是谁“山寨”了谁。
褪去神话的外衣，关于年糕还有一个更接地气的典故。
话说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平定越国称霸，得意之下高筑城墙为“万世之业”，满朝文武也以为从此可以纵情声色高枕无忧，丝毫不把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放在眼里。
作为谋主的伍子胥见苦劝夫差不听，心灰意冷下便吩咐道，若其死后国都被围，可去相门城下掘地三尺取粮。
伍子胥死后吴国国都果然被围，吴人在断粮之际想起伍子胥的嘱咐，在城墙底部发现了由糯米粉压制而成的城砖——正是这些粮食，挽救了一城的百姓。
此后，吴人每逢新年便要以糯米粉制成“城砖”以纪念这个“智勇深沉”的军事家，渐渐便演化成年糕。
这一典故时间地点清晰、人物性格分明，看似比年兽的故事“靠谱”，事实上多半也是后人艺术加工出来的故事。
不过有两点可以确定：一是年糕历史悠久，二是年糕发韧于长江中下游地区。
考古学家在浙江宁波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过颗粒饱满的水稻种子，这说明至少在公元前五世纪，水稻已经成为江南主要的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