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耀健　　兵工厂内迁途中　　生于羊城 长于山城　　拂去岁月的尘埃，国营望江机器制造厂有着辉煌的历史。
　　望江厂的前身为广东第二兵工厂，简称粤二厂，是广东地方军阀陈济棠为了搞武装割据，1933年与德国“合布楼”公司签约，委托莱茵炮厂筹办的一个制炮厂，位于广州附近的清远县潖江口。
按合同，该厂设计规模月产75毫米野炮9门、75毫米榴弹炮9门、105毫米榴弹炮5门，以及炮弹、引信等配件，机器设备先进，是当时全国兵工厂中最现代化的工厂，拥有厂房11座，员工2300余人。
1935年开始试制，厂长名叫邓演存。
　　1936年尚未全面投产，陈济棠就被蒋介石打垮，11月，南京政府军政部兵工署派员接收了该厂。
由于它是全国唯一的火炮制造厂，兵工署非常重视，拟定扩充计划，仍交德国“合步楼”公司承办。
因抗战突然爆发，机件大部分未能及时交货。
　　抗战初期战局不利，东南沦陷，沿海告急，1938年春，粤二厂奉命迁往重庆，两头忙。
在广东，迁建队将机器设备紧急装车，工具一件不留。
粤二厂刚搬迁不久，原厂址即被日军飞机炸毁，好险。
　　在1938年底上报兵工署的《第50工厂迁渝经过及现在设施报告书》，记述了该厂拆迁情况：　　查本厂自二十六年九月起，迭遭敌机轰炸后，即奉署令择地迁建。
当于同年十二月间，先后派员前往滇、桂、湘省履勘厂址，初勘得湖南辰溪地方，颇为适宜。
正筹迁中，又于二十七年四月七日，奉令改迁四川，并经勘得江北县郭家沱一带地方，适合建厂条件，当即部署迁运事宜，于潖江、株洲、重庆三处，分设联运组。
于岳阳、宜昌两地，分设通讯处，将所有器材由粤装车运至株洲，改用民船运宜，再行转轮运输。
计自二十七年四月间开始起运，截至现在，除留置秭归、万县、巴东一带器材约计百余吨，尚待运渝外，计已运到者共计器材2866吨。
而潖江原址之器材，已告运罄。
　　这次搬迁计划周密，分设联络处、通讯处，先将物资从广州通过粤汉铁路运到湖南株洲，再通过船只改走水路，经洞庭湖水系进入长江，于年底前到达重庆，历时数月。
原粤二厂的技师和熟练技工600余人，也响应抗战号召移居重庆。
第50兵工厂山洞车间　　重庆这边，工务处在长江下游铜锣峡外郭家沱山沟，劈山平地建厂。
战时物力艰难，基建因陋就简，就地取材。
主要厂房为砖木结构，钢梁少。
员工宿舍大多以砖柱为支撑，以竹片、木片外涂三合土为墙面。
短短两三个月，荒山野岭里出现了成排建筑。
机器陆续运到江边，没有起重设备，全靠滑轮、杠杆等原始工具，用人工搬上半山腰。
　　兵工署行文，搬迁到重庆的粤二厂按兵工厂序列，改名为第50兵工厂。
厂内生产单位按产品种类划分，分别成立了制炮所制造火炮，弹甲所制造炮弹，引信所制造引信，火工所负责装填火药。
还有工具所、铸工所、锻工所、木工所等几个辅助单位。
为加强50厂的科技实力，兵工署下令将从南京白水桥迁渝的兵工研究所主要部门划归50厂。
　　白水桥研究所下设计量研究所、样板厂、材料计实验室。
计量研究所终年保持恒温，有利于校正量器。
样板厂制造所需的标准样板，为制造武器、零件打好基础。
材料实验室分析兵工材料的物理性能。
该所迁到重庆后，计量研究所和样板厂设备，全部归第50工厂安装使用。
材料实验室改称材料试验所，作为兵工署附属研究机构，在磁器口附近另建所址。
　　第一任厂长江杓，上海人，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机械系毕业，兵工专家，此前任兵工署技术司设计处处长。
考虑到人才匮乏，他指名索要丁天雄、李式白、王国章、何家俊、萧宏动、唐宏庆、陈慧新等人到50兵工厂供职，这些人不是德国留学生，就是同济大学毕业生，都受过正规教育，有知识，有特长。
为培养新生力量，50厂还在成都开办技工学校，录取学员。
第50兵工厂平房车间　　仓促上马 支援前方　　日军还在继续推进，1938年10月攻占武汉，窥视宜昌，前方战区急需火炮，告急电接连不断。
当务之急，唯一的火炮厂50厂必须尽快生产火炮。
　　第50兵工厂的制造能力，限于德国供货商按合同提交的器材，大的锻件，包括炮管等主要部件，由德国供应毛坯，至于精密件瞄准器，则由德国供应全套成品。
中国重工业落后，国内钢材不符合造炮标准，进口材料已经用完，50厂无法及时投产。
通过军政部发文，在全国各地军械库搜集到一批早已废弃的150毫米重迫击炮炮管，可作代用材料，紧急调运重庆。
50厂据此设计了一种153毫米重迫击炮，炮架带有缓冲装置，比较新式。
前后生产了100多门，并设计了新的迫击炮弹。
这是50兵工厂第一种产品。
　　根据前方将士反馈，日军坦克、装甲车来势凶猛，急需战车防御炮。
在建造新厂的同时，1938年5月，50厂派工务处长李式白、技师王运丰去德国，订购生产100门37毫米战车防御炮所需材料及补充机具。
经过一年多时间，合同才得以履行，材料和毛坯运到重庆。
1941年春第一门样炮告成，试验合格，准备批量生产。
从8月起，每月可生产2门，经技术骨干攻关改进，产量逐月增加，后来可达月产5门，共制造了100门三七炮。
　　1941年3月，丁天雄出任50厂第二任厂长，他也是留学德国的兵工专家，技术带头人。
1941年夏，50厂奉命试制60毫米迫击炮，丁天雄亲自担纲，带领由专家组成的设计组，参照法国布朗特式迫击炮全套设计图样，自制样板工具，同年秋试制成功。
60毫米迫击炮每分钟发射18发炮弹，最大射程约1500米，重量仅18公斤，单兵可携带，成为国军克敌利器。
1942年7月批量生产，月产l00门。
　　炮弹方面，50厂先后设计制造75毫米野炮弹、三八式野炮弹、十年式及克式山炮弹，以及150毫米迫击炮弹等。
又将成都技工学校改为分厂，专造60毫米迫击炮弹。
　　1942年日军入侵缅甸，切断了中国对外通道滇缅公路，外国器材断绝。
50厂依靠回收损坏炮具和国产钢材，继续制造60毫米迫击炮。
　　在1940年到1942年的宜枣战役、中条山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第一次缅甸战役中，50厂生产的153毫米重迫击炮、37毫米战车防御炮、60毫米小型迫击炮，都给日军造成了较大伤亡。
日军根据情报判定，中国在抗战前和抗战初期进口的德国、苏联、英国火炮已基本被摧毁，不可能得到补充。
他们做梦也没有料到，在重庆还有一个50厂，死对头。
而且，迁到重庆的第21厂、第10厂，也能够制造火炮。
　　兵工署长俞大维重视50厂，多次到厂视察，表彰技师和员工。
有一次他还陪同美国、英国武官到50厂考察。
外国武官见到中国兵工员工在如此艰苦条件下昼夜加班生产，无不夸赞。
兵工厂员工日夜生产　　根深叶茂 生气勃勃　　50厂搬迁到郭家沱，给这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偏僻山乡，带来了百年不遇的机遇。
　　郭家沱的山民全部有了职业。
力气大的，当上了50厂的搬运工，力气小的，坐在树荫下捆扎钢筋。
妇女和小孩每天往工地上送三顿饭，回来的时候，兜里总是装着父亲或丈夫挣的工钱。
厂区建起简易公路，一直通到江边码头，上面日夜行驶着既不吃草，又不晓得休息的铁壳怪物，后来才知道那东西叫做汽车。
从广东带来的4台柴油发电机，每台可发电250千瓦，照亮了郭家沱沉睡千年的夜空。
从来没见过电灯的山民，以为那是“小太阳”。
　　50厂员工常年保持在4000人左右，一家三代少说也有五六口，员工、家属总数起码有2万多人。
其中既有江浙人、广东人、东北人，也有云南、贵州、四川和重庆本地人，于是一些江浙味、广东味和本地江湖小饭馆应运而生，茶馆一直开张到江边，银行、邮电局、商店、子弟学校遍布在厂区外，形成一个欣欣向荣的集镇，比江北县城还闹热。
江对岸的大兴场原为三日场，很快变成天天赶场，农副产品购销两旺。
中国军队配备的37毫米高射炮　　老工人赵师傅回忆说，从前厂里一个车间就有几百人，三班倒，加班加点是常事，有时甚至一天上班10小时到12个小时。
工人们知道是为了保家卫国，从无怨言。
50厂福利劳保好，发工资那天，郭家沱的饭铺、酒馆人声鼎沸，座上人常满，杯中酒不空。
50厂的职工最牛气，附近山乡的漂亮姑娘，都想嫁给厂里的人。
若是遇上厂里招工，我的天，满街都是从四乡赶来的壮劳力，排成一条不见头尾的长龙，任挑任选。
　　50厂尊重人才，尊重劳动者。
从广东来的老技师李勤回忆说，起初生产第一，员工居住条件马虎。
抗战胜利前后，厂里开始修建青砖房，一楼一底，优先分给技术骨干，1946年他也分得一套福利房，就在山坡上，可以远眺长江。
工人住房不如职员，但每家都有一间房。
单身职工住集体宿舍。
　　工资报酬高来自50厂产品合格率高。
高级技师王国章回忆，厂长丁天雄责成他，根据德国莱茵炮厂的生产管理模式，制定本厂规章制度。
他基本上全盘采用和推行莱茵厂的生产管理机制，甚至连各种表格、账册都沿袭德国格式。
　　厂里还成立了稽查处，拥有武装保安数百名，负责厂区保卫、考勤。
　　1939年日机开始对重庆实施大轰炸，50兵工厂从当年到1941年，在铜锣峡北岸峭壁下，一字型开挖22个长方形山洞，将瞄准器等精密仪器车间、材料库房迁入洞中。
　　《中国工人》杂志报道：“我们试游江畔，便觉得人烟骤增，机声聒耳。
看见数百家内迁工厂，正在平地建造。
有的正在开工制造，其奋发努力，犹如前方战士在战场。
”文内所谓的数百家内迁工厂，自然包括50厂。
为保密，50厂名称未公开。
中国军队配备的37毫米战车防御炮　　人才荟萃 共铸辉煌　　50厂第一任厂长江杓的父亲早年闯关东，在京奉铁路沟帮子车站任站长，结识了奉军28师师长冯德麟，成为拜把兄弟。
冯夫人收江杓为义子，冯家赞助江杓留学德国，可谓恩重如山。
冯德麟的儿子名叫冯庸，1925年江杓回国，为回报冯家，一直协助冯庸管理大冶工厂、大冶工业专科学校。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江杓到南京效力于军政部兵工署，因工作能力强，逐渐成为兵工署长俞大维的左右手。
　　江杓出任50厂厂长后不忘旧情，凡是冯庸介绍来的人员，他都接纳。
而冯庸在“九一八”事变后加入空军，军衔累至中将。
他拿出冯家绝大部分家产，创办了一所以自己名字为校名的冯庸大学。
冯庸承袭了父亲冯德麟对俄国人的憎恨，而在“五四运动”新思想熏陶之下，他在抵抗外来侵略的活动上，比父亲更加坚决。
　　东三省沦陷，不愿做亡国奴的东北各界人士辗转来到大后方，却苦于没有立足之地。
这时，冯庸便将东北籍民主人士、爱国青年、冯庸大学师生介绍给江杓。
江杓是来者不拒，根据来人的专长，或安排到技术岗位上班，或介绍去子弟校教书，使他们获得生存和相互交流的空间，保存了一批将来收复东北失地的栋梁。
　　1940年初，冯庸又向江杓推荐了一位东北老乡，名叫阎宝航。
因阎宝航此前担任过委员长行营少将参议、军委会政治部战地党政治设计委员、中央赈济委员会顾问等职，江杓安排他任50厂福利处处长。
阎宝航不坐班，每周从重庆到50厂两三次，每次冯庸也来郭家沱，与江杓相聚。
江杓和冯庸都不知道，阎宝航是红色特工，借助50厂福利处长身份，与陪都工商界人士积极交往，为长期潜伏和搜集情报奠定基础。
　　只不过老奸巨猾的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何应钦十分警觉，怀疑阎宝航是中共党员，指示俞大维于1940年底强行将阎宝航调离50厂，改任政治部设计委员。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根据兵工署制作的《各兵工厂现状调查表》显示，50兵工厂此时拥有职员462名、工人2995名、官兵394名、力夫39名，共3890人，机床740台。
月产37战防炮2门、60迫击炮200门，月产150迫击炮弹4000枚、60迫击炮弹20000枚、75野炮炮弹4000枚。
　　1946年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抗战迁渝的工矿企业陆续迁回原地。
第50工厂奉命留在重庆，未迁回广东。
同年6月，李式白出任第三任厂长。
　　早在粤二厂筹建之初，由于缺乏资金，原定配套的炼钢厂、火药厂未能建立，使这家规模宏大的新式炮厂先天不足，从一开始就带有不能独立生产的隐患。
直到新中国建立，苏联援建钢铁厂，国产钢材奋起直追，电力工业节节高升，这才终于填平了50厂的短板。
　　50厂的员工纵然没有投身疆场，直接杀敌，却做了非常重要的事情——为国家民族锻造利剑。
作为战时中国的重型武器厂，员工们以服务抗战为第一要义，以报效祖国为宗旨，以奋发图强为动力，为中国战场提供了4000门火炮。
50厂以其卓越实绩，在中国近现代兵器工业史上，留下了光荣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