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张喜平大人1951年从吉林省统计局调入交通厅，这一干就是三十一年。
我的童年、少年、青年时期的很多故事都与计划经济下父亲单位分配的家属宿舍有关联。
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一日，我出生在北京大街东侧广厦胡同一栋典型的日式建筑的二层楼房里，这是省交通厅宿舍，当年被称作“省府十五栋”，这座楼的大致位置在今天的省建设厅北五百米左右的地方。
这座建筑举架很高，内部房间地面全是红松地板铺就，取暖设备那真是名副其实的“暖气”啊 —— 冬季暖气片内的热量不是用水来传输，而是用热气来传递。
每每到了采暖季节，整座楼暖融融的。
这座楼是呈环状的建筑，楼中间为一天井。
一九六一年整修暖气管道时，在这天井里曾挖出战争期间埋下的金条、枪支、围棋、尸骨等，所以我们这些小孩子总感觉这里很恐怖，每次路过都发瘆得发骨悚然而匆匆离去，而大人们茶余饭后则常常聚集于此谈天说地。
在这座建筑一楼南侧有一间三十平米的大房间，听说这里曾是会客厅，其相对应的楼上曾经是舞厅，走进“舞厅”，昔日别具匠心的布局还依稀可辨：造型别致、美观的大吊灯、很美的花儿图案地砖的舞池、优质建筑材料砌成的吧台 ……这个家属宿舍楼交通方便，距离“二百、三百、五百”（当年长春市民对大百货商店亲切的接地气的称呼）都不太远，距离胜利公园、人民电影院也就一里地左右。
记忆中，星期天父亲常常领着我和姐姐步行至胜利公园坐木马，观猴子、老虎、狮子、雄鹰等飞禽走兽，玩秋千、打滑梯，在湖中泛舟 …… 每每到了这个时候，我和姐姐总是手舞足蹈、兴高采烈得欢呼雀跃！我的小学就是在距家一里多地的天津路小学入的学。
学校是二层楼房的日式建筑，学校南侧有座日本大庙，那时的天津路小学在长春的名气很大。
学校绿树环抱，操场很大，体育器材健全，教学楼内全都是地板地，门都是日式大拉门 …… 总之，环境美极啦。
从这所学校走出很多名人，如刘淑莹、王酩、叶乔波等等。
一九六五年五月，我家从北京大街搬到了建设街的省交通厅宿舍，人们称之为“省府267栋”，老百姓习惯叫它交通大红楼或大红楼。
因为那时转学需要学期结束后才能办理，因此七岁的我每天只好“长途跋涉”十二里地左右往返家校、校家之间去求学。
那时，省委门前的新发路一天也难见几个人、几辆车通过，它总是静静地横在那里，这对于一个六、七岁的孩子行走其间难免产生一种莫名的恐惧之感，何况那时街头巷尾盛传有“拍花先生”：坏人用手轻轻拍怕小孩子的头部，小孩子就会迷迷糊糊跟着坏人走 …… 所以，每天走到省委大门附近时，我总是在岗哨附近坐在马路牙子上，静静而又耐心地等待着大人经过。
有大人路过时，我就和他拉开一定距离尾随，在后面默默地跟着大人走，一路上内心特有安全感，等走到长春五中、儿童医院附近的三角广场时，才能见到来来往往的行人，而我的胆子也就自然地壮大起来，走路也不那么急促了，而是一边走一边玩地回到了家。
现在想来，真是小孩子自己吓唬自己的心态啊！其实那时新发路虽静，行人稀少，但并不偏僻，省委南侧都是省直机关办公楼：民政厅、财政厅、公安厅、省法院等等。
那时的儿童医院是由四、五座造型美观的二层红砖建筑构成，楼与楼之间由长廊联通。
在儿童医院的建筑后面，是一个公园般的起伏很大的绿地，一个不太大的小湖四周树木参天，夏季这里鸟语花香，是我们这些淘气的孩子们用弹弓打鸟“狩猎”的圣地。
那时的长春五中校园很大、很美，其西部、西北部直接延伸到康平街、北安路，学校四周没有用砖砌的围墙，而是用刷上绿漆的竹子编成的篱笆墙围拢着校园四周。
在校园西北部的洼地堆积着大量残砖碎瓦。
这些建筑垃圾是防化学院大院内“满洲国”时期的“忠灵塔”建筑拆除后堆积于此的。
这一年的九月份，我终于转学到西安大路小学读书了，对此我的心情当然很愉快啦！因为新学校距离我家很近，步行三分钟左右就到。
家在大红楼居住了五年多，这五年多的时间对我的性格形成、人生爱好影响很大。
大红楼二栋和我年龄相仿的小孩子有十二、三个，寒暑假我们常常结伴儿一起下棋、玩扑克、摔跤、踢足球、绘画、读小人书等，也经常在一起四处游荡玩耍 ……那时西安桥外过了客车厂、航校等，就没有几座建筑了，西望去天辽地阔，夏季大房身水库周边就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沼泽”地带，我们这帮孩子成了这里的常客，在这片广阔天地里，我们尽情地游玩戏水、捉泥鳅、抓蛤蟆、摸小鱼等，大家玩累了、饿了就生起火烤那些鱼、虾、蛤蟆等“战利品”，然后就你争我夺地将那些烤得半生不熟的“肉”统统吃到肚子里。
秋季，我们常去“防化学院”的大院内捉蟋蟀，那里的蟋蟀个大，骁勇善战。
“防化学院”是戒备森严的军事院校，它位于胜利公园西南，“三角广场”西北部，校区内除教学楼、学员营房外，还有俱乐部、运动场、森林绿地等，除军人家属可以随便出入外，其他外人严禁入内。
那时我们一大帮孩子，隔着墙听到高墙内蟋蟀们此起彼伏的清脆叫声，真是“垂涎三尺”难以抵挡住蟋蟀们那迷人的悦耳歌声啊！于是我们这些小孩牙子便开动脑筋打起了鬼主意：我们装作学院家属区的孩子，故作镇定，结伴而又大大方方地走向学院大门，左右两位哨兵看我们穿得很整洁，有说有笑，举止又自然得体，误以为是学院子弟，没有丝毫阻拦，于是我们便顺顺利利进入校园内，进了校园就没人过问了，就可以自由玩耍啦，于是我们直奔教学楼后砖砌的大猪圈，开始了捕捉蟋蟀的战斗。
蟋蟀们喜欢在墙体缝隙间生活，我的那个打遍大红楼无敌手的“战王”就是在防化学院大猪圈墙缝间捉到的。
秋季是硕果累累的季节。
那时大红楼往北至北安路一带是长春市第二大别墅区，最大的别墅区在东朝阳路一带。
别墅区的建筑造型都很美观并各具特色，常常是一座小楼，周边是种着花草树木的小花园，这些别墅曾是“满洲国”时期部级以上的高官的居住地。
解放后，省、市领导居住于此。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些别墅大多都被拆扒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六、七层的高楼。
文革时期学校都停课了，我们这些小孩子们几乎天天在建设街一带的别墅区墙外转悠，天天在有着海棠、李子、杏儿树的庭院周边望果兴叹，琢磨着怎样才能将那些鲜甜可口的果子装进我们的肚子里 …… 思来想去、群策群力，计上心来。
当我们远远看见有院主人在庭院中锻炼身体、耕种小菜或欣赏奇花异草时，我们就立马在墙外围拢上去，一个个迅速在周边取材，用砖头、石块、木头等在地面搭个小台，然后站在台上向墙内望去，大墙内的人看我们肯定是齐刷刷的一排小脑袋瓜子，然后就用我们所知道的所有词汇夸奖树上的果子：有的说那树长得好高啊，有的说那是叔叔侍弄得好呀，有的说那结的果子一定很甜很甜的 …… 我们七嘴八舌地一番议论，别墅主人早已知道我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了，于是让警卫员或保姆洗一盆水果，平均地分发给我们每一个小孩子，紧接着我们一个个走下台阶，蹲下后倚坐在墙根，开始狼吞虎咽地享受着“胜利果实” —— 那时我们这帮淘气包多像《乌鸦和狐狸》故事中，那只令人讨厌、狡猾的小狐狸啊！一九七零年十一月，我父亲响应党的号召，率领全家踏上“五七道路”，家从建设街与西安大路交汇处东北角东三百米的交通厅宿舍，搬到了吉林省磐石县安乐公社牟家屯。
一九七一年九月，生产队利用交通厅下拨的“安家费”，在屯南建成了三间泥草房，家于是从公社的临时居住地搬进了新居。
家中的新居共三间房，中间是厨房，东西屋是卧室。
我和三哥、姐姐住西屋，父母在东屋居住。
东西屋居室都是典型的东北乡村民居 —— 屋内南北大炕 ，便于漫长冬季取暖，窗户都是下扇玻璃，上扇则是用那个年代特制的窗户纸糊的。
父亲找来棚匠，将居室内裸露的棚顶，用高粱杆、报纸等做了吊棚，显得屋里很美观、整洁、亮堂。
生产队对“五七战士”在园田地上给予优惠，家中前后园子很大，足有一亩多地。
这一年的春季，家中房子还没建好时，父亲就已捷足先登地在家中的园田地种上了菠菜、生菜、韭菜、大葱、豆角，黄瓜、柿子、豌豆、草莓、玉米、大豆等，整个菜园子一周是向日葵，整个夏季家中菜园子大丰收，于是父母就将多余的疏菜支助给食难裹腹的乡邻。
在磐石乡村生活两年多的时间里，我知道了黄瓜、茄子、豆角、土豆、地瓜等蔬菜是怎么生长出来的，我认识了柞树、楸树、椴树、桦树、槐树、水曲柳、黄菠萝等树种及它们在工业、农业等方面的作用，我随大山里的孩子们进山采摘过婆婆丁、小根蒜、曲麻菜、蕨菜、猫爪菜、松蘑等山野菜，也领略了纯朴的山村人过大年磨豆腐、做豆包、走街窜巷放鞭炮，家家团聚户户午夜吃饺子的壮观而喜气洋洋的欢乐场面 …… 这些对我健康成长，勇于战胜人生路上的困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72年11月，我们全家又随父亲返回了长春，搬进了交通厅在长春外国语学校西墙外建筑的平房里。
这一年我的学籍由磐石县第八中学转入到离家很近的长春市第十中学。
在长春十中学习期间，我们全班学生曾去汽车厂，七九三厂，长春市第一无线电厂等企业学工；我们也曾去位于和平大路十六军兵营中学军，我们还曾去长春电影制片厂参观，在厂区有幸见到中国著名影星张圆、宋雪娟等巨星，看到了重拍影片《平原游击队》在厂区內建的村庄、地道等景观，第一次看到了慕名已久而又久闻大名的长影“小白楼”，第一次在长影厂区內的游泳池畅游；我们全班同学还曾集体步行二十余里参观“满洲国皇宫”、大房身机场、位于长春西郊的市气象台等；我们全班同学还曾到双阳县泉眼公社学农一个月，我们很多同学都是第一次离开家，在荒村中吃、穿、住 …… 这些活动的开展丰富了我们中学的校园生活。
一九七五年九月，我家搬到了位于长影一宿舍附近的交通厅家属宿舍楼，人们都叫它“五七楼”，因为楼里居住的都是走“五七道路”而返城的家属。
这时，我已从长春十中转学到长春市实验学校。
长春市实验学校是文革时期吉林省唯一的一所实验学校。
那时吉林省实验中学改为六十五中学，师大附中改为六十六中学，市实验改为六十七中学。
长春市实验学校就是今天的长春市第一实验小学，那时实验学校实行十年一贯制。
保存一所实验学校，可能是便于省际间、国际间教育、教研及学术交流吧？在实验学校，我们全校师生曾乘坐省直机关各单位的“班车”到“五一水库” （卡伦湖） 附近植树造林；我们也曾排着整齐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奔向位于永春路与新民胡同交汇处东北角的长春市少年宫剧场观看影片《铁道卫视》；我们全校师生还曾乘坐“班车”去长春远郊，石碑岭北山坡祭扫烈士陵园，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曾经的磐石县长、省交通厅厅长朱光烈墓地，看到了昔日上海滩著名大导演水华的墓地 …… 后来这些墓地都迁离了烈士陵园。
一九七七年七月，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从长春市实验学校毕业，来到了吉林省榆树县秀水公社苏家大队第六生产队插队落后，成为一名知青。
在榆树农村，我下乡动机明确，积极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一年四季始终奋战在农业生产第一线：乍暖还寒的春季，我和农民们一起在希望的田野上送粪、刨楂子、播种等；烈日炎炎的夏季，我和农民们一起顶着烈日在田间锄地、趟地、积肥等；硕果累累的秋季，我和农民们一起，披星戴月忙收割、运输、出民工等；寒风凛冽的冬季，我和农民们一起，起早贪黑忙打场、送公粮、修水利 …… 由于表现突出，阵阵落不下，下乡仅半年就被广大贫下中农社员们推举为知青集体户长。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随着高考的恢复，全国知青大返城，我离开乡村来到了吉林省交通学校学生实习厂工作。
一九八一年九月，家搬到了当年的长春“新区”（今普阳街、正阳街、皓月大路一带） —— 长春市西郊路交通厅宿舍“八一楼”。
这一年，我离开交校进入长春印染厂印花车间工作。
印染厂的工作特点是工作三班倒，机器一天二十四小时几乎不停地运转，工人们则分早八点班、下午四点班、半夜十二点班忘我地工作。
在我们印花车间，有一位质量检查员，他父亲是长春空军七航校校长，纯高干子弟，但他人很纯朴、随和，长得也特帅：一米八二的个头，匀称身材，颇具男人气概的五官。
他的爱人在我们厂长办公室工作。
她的爱人，是我的人生贵人！在我参加高考，需要工作单位出具介绍信时，她力排众议，大力支持我报考，及时给我开出了介绍信，使我顺利报名得以有机会参加考试。
那个年代，如果没有单位介绍信，你就是有天大本事也无法施展。
遗憾的是，时间太久，我竟然忘记了他们夫妻二人的姓名！在此衷心祝福他们 —— 好人好梦，好人一生平安！一九八二年九月，家又从西郊路“交通大院”的“八一楼”搬进了大院中刚刚建成的“八二楼”，这一年父亲光荣地离开了他所喜爱的“财务”工作赋闲在家，我踏进了大学的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