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图）海兽葡萄纹铜镜海兽葡萄镜则主要流行于唐高宗至武周时期，镜背由隔栏分为内外两区，以缠枝葡萄为底纹，内区多饰狻猊（即狮子），外区多配置禽鸟、蜂蝶等，纹饰繁缛富丽、活泼奔放。
安徽省太湖县博物馆藏 海兽葡萄纹铜镜从存世数量看海兽葡萄镜，据统计，出土自纪年墓葬的数量占唐镜出土总量的10%左右；从纹饰布局看，纹饰层次分明地从镜心密布至镜缘，具有布局繁密、刻画精细的特点；从铸造工艺看，为铜质精良的高锡青铜、高浮雕铜镜的代表作，被后世大量仿制。
海兽葡萄镜高浮雕的表现形式使得纹饰高低错落，极具立体感，瑞兽和禽鸟等姿态各异，造型华丽饱满，生动写实，显示了极高的工艺水平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海兽葡萄镜盛行于武则天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时期，她所建立的王朝存在时间都不长，只有16年，最终她以非战争的手段，以异姓夺权者的身份获得了江山。
因此，武则天急于证明自己所建立政权的正统性与合法性，将她的统治时期粉饰为太平盛世的迫切需要。
（网图）海兽葡萄纹铜镜武则天需要为她所发起的夺权斗争寻求一种全新的理论支持，以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并借以立威于天下。
武则天面对的不仅是正当盛世的强大的李唐王朝，还有根深蒂固的“三纲五常”、“男尊女卑”等封建礼法。
武则天作为女性，又非李姓，决定了她只能利用儒、道两教之外的力量达成其权利欲望，她自幼即在母亲杨氏的影响下笃信佛教，而曾经出家为尼的经历更是加深了她与佛教的渊源，于是宣扬众生平等的佛教成为她谋取天下的政治工具。
海兽葡萄镜就是在武则天利用佛教与李唐王朝进行政治博弈的背景下诞生的。
安庆市博物馆藏 海兽葡萄纹铜根据考古资料，目前出土海兽葡萄镜的最早纪年墓葬是麟德元年（664年）十月下葬的郑仁泰墓，而这一年正是武则天与以唐高宗为代表的李唐王室明争暗斗的关键性一年。
在太宗和高宗两朝具有极高声望的佛学大师玄奘圆寂，高宗虽然下令厚葬，但“没有官员参加葬礼，没有追谥，也没有塔铭”。
高宗拒绝了玄奘临死前关于佛道二教地位平等的请求，一个月后，下令停止翻译佛经，两年以后的乾封元年（666年），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进一步巩固了道教的国教地位。
（网图）海兽葡萄纹铜镜武则天被立为皇后以后，与玄奘法师有过密切的来往，显庆元年（656年），武则天“难月”（即分娩月）期间，曾请玄奘来宫中祈福，玄奘为其诵念经文，并承报“赤雀”祥瑞。
李显（即后来的唐中宗）满月时，玄奘又来宫中为李显举行了出家礼，并赐法号“佛光王”。
种种迹象表明，武则天与高宗之间的政治博弈，背后隐藏着佛道两教之争。
而玄奘所弘扬的弥勒净土信仰，以及度李显出家、呈报“赤雀”祥瑞等行为，“给予了武后来自中西两方面信仰（或符谶）的提示与准备”。
安庆市博物馆藏 方形海兽葡萄镜海兽葡萄镜中的狮子和葡萄纹最初都随佛教一起由西域传入中国，狮子是佛教中著名的护法神兽，象征佛法的威力无穷。
唐初，随着对西域的征伐和往来的频繁，人们对狮子的形象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旧唐书》中就有很多关于西域各国向唐王朝贡献狮子，以及派大德僧来朝贡的记载。
而伴随着佛教的东传，葡萄纹也作为佛教文化艺术中的常见纹饰大量出现于唐初的佛教造像和壁画中。
（网图）海兽葡萄纹铜镜奢华而极具创造性的制作工艺表明，海兽葡萄镜最初并不是作为普通市场品种出现的，而是专供皇室贵族使用的贡镜。
唐高宗虽然表面上对玄奘法师多有礼遇，但为了遏制武则天的势力，不可能于彼时精心铸造海兽葡萄镜这样具有浓厚佛教文化气息，并且在铜镜工艺史上具有划时代革新意义的铜镜，因此，海兽葡萄镜的铸造必然只可能为武则天一手策划。
安徽省望江县博物馆藏 海兽葡萄纹铜镜海兽葡萄镜中狮子和葡萄的纹饰组合，展现了力量与柔美的完美融合，也不免让人联想到武则天集决断与柔媚于一身的个性特征。
武则天称帝后改名“武曌”，她自造的“曌”字隐含的日月当空、阴阳一体的寓意，似乎也与铜镜中至刚与至柔兼具的气息一脉相承。
武则天称帝后，更是改变了唐初以来以道教为本的政策，废除了老子“太上玄元皇帝”的称号，并颁布一道名为《释教在道法上制》的诏书，转而把佛教推上了国教的地位。
海兽葡萄镜的盛行期由此与武则天掌权时期相始终，成为佛教在唐代鼎盛时期的物证。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海兽葡萄镜是武则天为发起的夺权斗争寻找合法性理由，证明其政权正统性的宣传工具，这两种铜镜成为唐代最具代表性和最有影响力的镜种，客观上促进了中国铜镜铸造工艺的发展。
有注明博物馆藏的，都开门。
网图读者自评之，不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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