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个题目，我心中多少有些忐忑不安，因为当代元史学界，成就显著者可谓指不胜屈，本文仅提蔡美彪、周清澍、杨讷三人为个中“三贤”，连名闻遐迩的“二周二陈”（二周指周清澍、周良霄，二陈指陈得芝、陈高华，均以年齿为序）都没说全，何况其他荦荦大者乎？后来又想在标题中限定范围，以他们三人共同的业余兴趣爱好即以“皮黄”（京剧的旧称，西皮二黄），庶几名实相侔乎？况且本文所言不登大雅之堂为中心，或为高贵者不齿。
当然，笔者不敢轻信耳食之言，以讹传讹而有伤前贤令名，请读者不吝有以教之。
（一）蔡美彪蔡、周、杨三人均受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以年齿先后排序是蔡美彪（1928-2021）、周清澍（1931，至今仍健在）、杨讷（1935-2020）。
蔡美彪是天津人，祖籍杭州。
蔡的父亲在天津就业，家眷同往，故蔡美彪发蒙受教于津沽。
在中国近代史上，天津是著名的开放口岸城市，西化痕迹很深。
蔡父为了让其子用功读书，特辟一小屋。
蔡美彪后来将自己早年的文字结集，名为《容膝室文存》，说的就是这段实情。
1942年，蔡美彪在天津参加了鸿儒硕学组建的国学专科讲习班，受到前贤耳提面命，非常有助于他三年之后考取天津最好的高等学府南开大学。
南开的四年生涯使他夯实了基础，并结识了同窗好友，包括后来成为他终身伴侣的胡文彦女士。
1949年，政权鼎革之际，蔡美彪通过严格的甄拔，考取了北京大学史学系，成为一名研究生。
他永远记得北大校务委员会主任汤用彤先生找他谈的一席话：你是南开过来的，基础不错；北大有不少名教授，你一定想多听他们的课。
我跟你谈话，就是劝告你：别只顾听他们的课！你要跟他们学，就读他们的文章和著作，自己做研究，有需要时再请教他们，不要忙于听课，把时间都浪费了。
这真是识途老马对后辈的剀切忠告，也只有蔡美彪这样有成就的学生才有资格追叙汤用彤指点迷津度人的金针。
研究生期间，蔡美彪在东语系选修了蒙文和阿拉伯文，在西语系选修了法文，时间大多花在学语言上。
本系则选修了向达的《中西交通史》，旁听了金毓黻的《东北史》。
蔡美彪系统的学术成果首先见诸1955年出版的《元代白话碑集录》，并由此引起语言研究所所长罗常培的重视，将他调入语言所。
两人合作，从数万张拓片中发现了一批八思巴文字的材料，悉心比对研究合作，编纂了《八思巴文字与元代汉语》，名动中外。
所以蔡美彪从不讳言自己从语言学科得到的教益，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他还不忘修订自己的八思巴字研究专著。
蔡美彪是个数十年如一日，甘坐冷板凳，吃冷猪肉的学者。
他虽然成名早，但从不自满，入学北大时，“中研院”播迁台湾，他得以亲近留在大陆的一流学者左右。
五十年代初，史学界组织力量标点校勘《资治通鉴》。
参与其事的史学家有范文澜、吴晗、齐思和、邓广铭、王崇武等等。
蔡美彪尚未达而立之年，理所当然地成了前辈学者的信传使。
这“供驱使”的几年经历，他学到的东西实在是远超课堂上的听课。
除了读书、思考与研究史学疑难，写文章将自己的心得奉献于天下，蔡美彪似乎没有更多的兴趣爱好。
但是他喜欢“听戏”，听“皮黄”。
这大概是因为在天津长大的缘故。
天津有雄厚的京剧戏迷，懂戏，水平很高，口味很“刁”；“角儿”不卖力，演得“瘟”，会吃“倒彩”；但过分卖力，炫技，“洒狗血”，也会“得倒好”。
所以即使是已经成名的“角儿”也不敢对天津这个大码头掉以轻心。
蔡美彪在北大研究生毕业后，相继进入语言所与近代史所工作，他的业余享受是上戏馆“听戏”，当然他从不逾度过分，总是适可而止。
更多是在家里听唱片与录音带，他称之为“换换脑筋”的积极休息。
后来与京地的票友们熟悉了，受他们怂恿，他也用票友会的“场面”（伴奏乐队）录制一些自己的唱腔选段。
模仿旧时唱片商的报幕，“现在请听蔡美彪老板演唱的《空城计》”，或《洪洋洞》《劝千岁》，可见他们假戏真做的认真劲儿。
他“听戏”也不忘学术启发。
四五十年代，春秋战国的戏不少，昆曲、弋腔中有费无忌一角。
梅兰芳念成“费（fei）无忌”，程砚秋念“费（bi）无忌”。
他查字书后知，程砚秋念得对，这是我听他亲口所告。
粉碎四人帮后，京剧舞台空前繁荣，程派旦角方面有赵荣琛、李世济的不同唱法，各有拥趸，互不相让。
我曾经问蔡公如何看赵、李两人的优劣短长，他并不正面回答，而是说起有次他去看赵荣琛演出，邂逅赵朴初。
朴老“也来看他老弟的戏”。
太湖县是安徽省的文化名城，赵朴初、赵荣琛是堂兄弟，而赵氏是当地耕读传家的名门望族，蔡美彪以此说明赵荣琛是有家学渊源的，而唱戏也是在检验演员的文化素养，没有对剧情的深刻理解，唱不好程派戏的韵味。
我闻此言而茅塞顿开，再也不敢轻易区分赵荣琛、李世济两种程腔的轩轾了。
蔡美彪处世乐观幽默，他是带着微笑看待生活中一切矛盾的智者，因为这种态度助成了他团结同道、解决困难的能力。
从《中国历史大辞典》的十四个分卷而言，蔡美彪主编的《辽夏金元史》起步并不比其他分卷早，头绪也更复杂，但诸人一心，众志成城，结果名列全书第三个分卷昭告出版。
动作敏捷利索，质量整齐一致，堪为其他分卷的表率。
上海辞书出版社主持《大辞典》常务工作的副总编辑王芝芬多次称赞《辽夏金元史卷》作者队伍实力最强，与出版社的上下衔接做得最好，这也是对蔡公这位主编的揄扬。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范文澜先生病逝，遗下未终卷的《中国通史》有待续修。
蔡美彪受命继起。
1972年，在他主持下，完成了该书第五册的初稿。
打印后分寄各高校和科研机构听取意见。
蔡美彪与周清澍联袂南下。
蔡公祖籍杭州，久有寻访先人祖居地之愿。
两人到杭州后分头行动，周清澍去杭州大学徐规先生处，听取宋史专家对《通史》第五册的意见。
两人相约当晚在清澍岳家见面。
清澍岳家屠氏老太太世居杭州，民国年间，屠氏在浙省接受了师范教育，也是个有文化的女中人物。
屠老太太见蔡美彪一米八十的身高，相貌堂堂，出言不俗，真是非常喜欢，奉若上宾。
蔡公因在北方长大，已不善杭地乡谈，但对浙地人情风俗则了如指掌，所以话题很多。
屠氏老太太又善烹饪，一手杭州风味的菜肴如知味观的叫花鸡、西湖醋鱼等，色香味俱全，令蔡公食指大动，大快朵颐。
多年后，老太太年事已高，已说不清蔡公的名字，却常以《琵琶记》中赵五娘之夫蔡伯喈代称之，常在周清澍面前叨念：“蔡伯喈人可好，长得又俊。
”而蔡公也多次向周清澍言及：“在你岳母家的那顿饭终生难忘！”周清澍被借调在近代史所协助蔡公续修《中国通史》。
当年通讯依仗邮局投递书信，周夫人在信封上写了近代史所地址及收件人姓名蔡美彪（转交）后，落款未写全名，径书“屠寄”二字。
蔡公收信后很得意地告诉同人：“屠寄给我写信了！”原来“屠寄”实有其人。
他是清代著名的史学家，所著《蒙兀儿史记》流传至今，为治本段历史者的必读书。
蔡公灵机触发，一语双关，作了这一雅训。
1983年，我随上海辞书出版社史地室主任谈宗英去南京大学审稿。
所审的就是《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之稿，主编正是蔡美彪，副主编有周清澍、杨讷等。
我们到了后，先集中看了各种类型的稿子，第二天交换意见。
蔡先生说了简短的开场白，“咱们不说客气话指示什么的，就请你们发表‘谈话’吧。
老谈的话，所以就叫‘谈话’”，很得体地又风趣地将话题引到了稿子上面。
中午在饭桌上，又谈起六十年代初兴起的大修村史、队史、社史以及厂矿企业史，高校也参与其事。
蔡美彪饶有兴味地说，老戴（指人民大学的戴逸）“就带着一帮人去修颐和园史”，说着他自己也哈哈大笑起来。
众所周知，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圆明园被入侵的英法联军烧毁，清廷方重回北京，并在慈禧太后主持下，再建颐和园。
可以说，颐和园的历史就是晚清的历史，与晚清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史息息相关。
众人闻蔡公所言，无不佩服戴逸他们高明巧妙的斗争艺术，可谓借尸而还魂。
1988年，元史的第三届年会在四川金堂县召开。
当地人士很想扩大金堂的影响以促进经济发展，他们口口声声恭维代表们为北京来的“中央首长”。
蔡公闻言后笑曰：“我们这里没有‘中央首长’。
”但他又瞥见杨讷也在一旁，便立即补充了一句：“要说有，也只有杨公一人。
”因为杨讷那时还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副馆长的任上，蔡公的滑稽多智与思维敏捷可见一斑。
1976年，“文革”结束，蔡美彪和所内同事一起走上街头，欢呼这场胜利。
游行队伍络绎不绝，蔡美彪迎面遇到了京剧演员杜近芳、歌剧演员郭兰英等，1954年时，他们三人被评上全国优秀青年代表，光荣与会。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大家都两鬓染霜，不敢言及当年。
所幸三人都健在，只有互勉珍重，为国多多效力了。
蔡美彪后来迁居，楼上乃学者资中筠女士。
资女士善弹钢琴，其夫婿为陈乐民。
自陈先生去世后，她有时难以排遣忧民之思，便通过十指，弹奏一曲。
资中筠每见蔡公，总不忘申说“打扰了，蔡先生！”而蔡公也每每以这琴声是天籁之音，“予我以莫大的享受”报之。
然而，不能以为蔡美彪就是个“可以欺其方圆”的好好先生。
他的原则性是很强的，他善于用风趣的语言表达他的不同意见，而使对方体面地有台阶可下，收回成见，有如不战而屈人之兵。
在天衣无缝的“一致同意”背后，已经是有曲折，有让步的交锋了，这是一种忍让的涵养。
这里尤可见蔡美彪“抓大放小”的气度。
1983年下半年，蔡美彪路过上海。
那些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在社址陕西北路对面长期包租了几套住房，以便接待来沪修订稿子的作者住宿。
因为那些年在市区借宿很不容易。
只是所租下的几套房子很简陋，有的五人一大间，卫生间在房外，是公用的。
蔡公在1979年已被评为正教授，名望如日中天。
但他毫不声张，一人来到辞书社租的旅馆住下。
意外的是，半夜又有客人来到，安排和他同住。
第二天我们上班到社才知道，对此大为不安，表示歉意，他却说：“没事，没事，我能睡！”毫无架子又能吃苦，使我们大为感动。
这时，华东师大历史系的桂遵义打来电话，桂遵义是吴泽的得力干将，以分编辑处主任的名义，协调《大辞典》南方片的几个分卷的工作。
蔡美彪和吴泽均是《大辞典》的副总编，吴泽是《史学史》卷的主编，蔡是《辽夏金元史》卷的主编，各不相属。
桂遵义说，“吴先生知道您到了上海，想择时去旅馆看望您”。
蔡公立即说：“不敢当，不敢当！”双方又各自谦让了几句，蔡美彪决断地说：“要不我们就两免了吧！”结束了这场客套。
须知当时吴泽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负责博士点与博导资格评审。
我曾亲身见闻许多学者求见：“吴老，我向您汇报！”虽然这些来者争取博士点设置的动机未可厚非，有的甚至有不得已的苦衷，他们的学术涵养更不容我等外行轻易置喙。
只是蔡公不屑于结识学术以外的私人关系，品格令人佩服。
（二）周清澍“三贤”中，周清澍年龄居次，生于1931年，小于蔡美彪三岁，长于杨讷四岁。
今年（2023年）已享九十三岁高龄，仍健旺如昔，每天上网发短信，思维敏捷，谈吐幽默。
他在1950年被北京大学史学系录取为本科生，五年后又留校读研究生。
他刚入读北大本科时，蔡美彪已是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
1953年，杨讷也被北大录取，蔡、周、杨三人如同“接龙”般地在北大同系鱼贯而入，当然，那时大家都不认识。
周清澍是湖南武冈人，他谦称这是“小地方”。
虽然是地主家庭出身，但供他远去京城念大学并不容易。
他在家乡已开始看各种地方戏，汉剧、祁剧等等杂陈，而接触京剧是留在北大做助教，有了薪资之后的事，所以他认为自己在这方面的资历很浅，远不能和蔡、杨二人相比。
周清澍的叔父周调阳是开明士绅，多年执教于长沙，一度任教育厅长和中学校长。
三四十年代，教育救国、开启民智的观念已深入人心，而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印行的大批中小学教科书、普及读物等向内地发行的渠道也很畅通，又兼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大批优秀的中小学师资避难涌入两湖地区，客观上为内地提供了教材、读物与师资。
周清澍记得他少年时，在家乡已能和他哥哥一起读到《小朋友》《中学生》等杂志，并能买到上海出品的京剧唱片，在那本《京剧大观》的指引下，围着家里的那台留声机，两人反复听唱片，直至连唱词、念白、锣鼓点都一点不拉地背诵出来，这大概能算他京剧缘的初基吧。
从乱世进入承平年代，周清澍与北大的同学们都很珍惜这难得的机遇，学习刻苦，心无旁骛，教室、图书馆、宿舍，三点一线。
直到1956年，周清澍留校成了亚洲史的研究生，兼职历史系的助教，有了薪资，才去剧场第一次享受正规剧团演出的京剧《柳荫记》。
也因为是第一次，留下的印象就特别深刻。
《柳荫记》是名家马彦祥执笔改编的，参考了元杂剧与明传奇《祝英台》《同窗记》，由京剧界“通天教主”王瑶卿设计唱腔，已经崭露头角的梅派青衣杜近芳饰祝英台，有文武小生盛誉的叶盛兰演梁山伯。
戏未上演，风声已传出，戏迷翘首以盼，票房火爆。
叶盛兰生于1914年，《柳荫记》刚上演时他才四十三岁，肖虎；杜近芳生于1932年，肖猴。
叶杜二人相差十八岁。
叶盛兰是梨园世家子弟，脍炙人口的富连成科班创始人叶春善就是他父亲。
他的哥哥叶盛章（武丑）、弟弟叶盛长（老生）和他同科学艺，既是亲兄弟又是师兄弟，枝繁叶茂，渊源有自。
初入科时，执教先生见叶盛兰五官端正，嗓音清亮，便指定他工青衣。
但教授不久之后，发觉盛兰柔情不足，缺乏青衣旦角所需的女性妩媚、嫣然动人的似水柔情。
倒是颇有阳刚之气，与翎子小生气质相近，遂果断让他改了行。
这一决定真有慧眼识珠之英明，成就了一个超越姜妙香、俞振飞两位前辈的栋梁之材的小生演员适时问世，叶盛兰创造了小生为班主（即“挑班”）的佳话！然而，《柳荫记》中的梁山伯形象与以往叶盛兰塑造的如《辕门射戟》的吕布、《临江会》的周瑜、《叫关》的罗成完全不同，甚至很少有可借鉴之处。
梁山伯是个情窦未开的书生，老实、本分，甚至有点木讷、迂腐。
他当然想不到为了求学前来的盟弟祝英台是个女扮男装的娇娃，因而更加恪守本分而毫无“非礼”行为。
由此在戏中也多了些引人发笑的噱头。
这些特点，其他小生戏，如《西厢记》中的书生张君瑞、《金玉奴》中穷生莫稽都没有，所以有待叶盛兰开拓戏路，付出探索之处不少。
与叶盛兰同台饰演祝英台的是梅兰芳的弟子杜近芳。
杜近芳拜师梅门时，叶盛兰已是红遍大江南北的著名小生。
可以说，叶盛兰是看着杜近芳一步一步走红的。
只是杜近芳虽然后起，却进步神速，两人一台戏，当场不让父，至《柳荫记》上演时，杜近芳的扮相、身段、唱功等综合指标，已不输于叶盛兰了。
两人都有合作的对方越强，越入戏，自己就格外“铆上”的劲头，戏就演得精彩纷呈。
口耳相传，在北京迅速走红，演出几乎完美，一时京城巷尾，人人争说《柳荫记》。
《柳荫记》在北京舞台上的成功，并没有什么“福报”与好运，相反，给叶盛兰带来的几乎是灭顶之灾。
今天回头检视，即使受到一再的鼓励“鸣放”和“三不”的保证（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叶盛兰在整个鸣放中所提的意见，涉及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既没有反对党的领导，也没有否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其尖锐程度还不如1954年程砚秋将“戏改局”斥为“戏宰局”那样犀利尖锐。
然而，叶盛兰却被戴上“右派”帽 ！当叶盛兰岌岌可危，即将被打入“另册”之时，中国京剧院院长梅兰芳被惊动了。
梅兰芳在京剧界的威望无与伦比，他决定亲自出面为叶盛兰求情“说项”。
他天真地以为，凭他的“薄面”，假戏真做地周瑜打黄盖几下，有了下台阶，事情就会过去了，叶盛兰将免于右派的反动分子帽子，《柳荫记》也可以继续演下去。
梅兰芳在中国京剧团的“帮助”叶盛兰的小组会上的发言，可谓是拳拳比心，语重心长。
但是这不免一厢情愿。
仅仅戴帽远不算完事，紧挨着的是面对面的思想交锋。
先由叶盛兰交代自己犯错误的总认识，不断地自我贬低，污名化，唾面自干，以显示自己服软，认输。
到了发动群众开展不讲情面的“帮助”，往往指出叶盛兰的骄傲自大，向党要名誉，要地位，要金钱，一不满足往往撂挑子，“掼乌纱帽”。
在同事中搞分裂，拉一派打一派，培植个人威信，等等。
这些发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