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面已经指出，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关键在“三正”：正人心、正经典、正文字。
通过正文字来正经典，通过正经典来正人心，通过正人心来实现心性自由。
心性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当下所流行的，源自近代西欧的权利自由、经济自由、物质自由之类的自由，则是一种伪自由。
伪自由和真自由存在内在矛盾，不可并存。
所谓的中西文化冲突，从根本上就是真伪自由的冲突。
不是为了复兴中国文化而复兴中国文化，而是为了复兴真自由而复兴中国文化，为了排斥伪自由而复兴中国文化。
“三正”的基础在“正文字”，而“正文字”的起点和基础则在“正甲骨文”，本文是“甲骨文金文正义”系列的第一篇。
不妨从一些最基础的字例开始。
这些基本的字，不仅自身代表着中国文化最基础的概念和理念，同时，还是汉字本身的基础，成为其他很多字的基本结构。
从这个意义上，汉字，包括甲骨文金文，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基础字，另一类是派生字。
正确理解基础字是正确理解派生字的前提。
今天就来考释“女、母”二字。
现代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所流行的一个重要误解是，中国文化是以家庭和血缘为中心的，体现在非常重视甚至崇拜“孝”。
而且认为孝文化强调父母的权威，而抹杀人的个性和自由。
但是，从与家庭、血缘有关的甲骨文、金文的字源来看，这样的看法是不成立的。
这些字包括：母、父、亲、戚、娘、子、兄、弟等。
这些字无一例外都是源自契约，或者结绳，或者书契，其原始含义也都是基于契约的。
本文之涉及其中的“母”字，其他的字接下来会一一考释。
“女”和“母”的甲骨字形是同源的，而且高度接近，两字有时甚至是共享同一个字形，更多的情况是，“母”比“女”多两点。
因此，“女”比“母”更基础，母是女的派生。
这样女字也就成为考释的重点。
女字的主体结构是一条弯曲的曲线，而从弯曲的形状看，很像一个正在跪拜的人的简笔画，这导致从东汉许慎以来，一直把此字看成是象形字，认为是对一个跪拜女人的象形。
在对甲骨文的释读上，应该遵循三个一致性原则。
第一个一致性原则是，对同一个字的多重义项，从所认定字源上应该都能解释的通。
所有的义项应该都与所认定的字源有关，都是从这个字源所派生。
这一原则可简称为“通义项”。
第二个一致性原则是，对于包含同一结构的所有字例，其含义应该与所认定的这一结构的字源有关，能够从这一结构的字源中解释的通。
这一原则可以简称为“通字例”。
第三个一致性原则是，对所有的所认定的字源，应该与中国文化的“义理”相通、相合，而不能背离。
这一原则可简称为“通义理”。
这三个文字考释的一致性原则也可简称为“三通”原则：通义项、通字例、通义理。
“三通”原则是检测文字考释正确与否、合理与否的标准，能做到“三通”，考释就是正确的，不能做到，就是错误的，牵强附会的。
以女字为例，它的义项中不仅有女人，而且还有第二人称代词，相当于你，后来加三点水变成“汝”，甚至还有极为少见的出仕做官。
如果把女人看成是象形字，将其字源认定为是对一个跪拜女人的象形，女人这一义项固然可以解释的通，但是，你的义项和出仕做官的义项就解释不通了，这两者都和一个跪拜的女人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
这样，通义项这一原则就不能满足，将字源定为跪拜女人的象形就是成问题的。
女字在其他很多字例中出现，成为这些字例的关键结构。
如果将女字的字源认定为是一个跪拜的女人，有些还有女字结构的字例的含义将无法得到解释。
譬如“如”字，女人加口为何能产生如的意思？难道是“如”一个女人所说？这未免太牵强。
再譬如“要”字，金文字形是上面是一双伸开的手，下面一个女字，很象伸手去搂抱女人。
于是，现代有人就基于象形原理，说要字的字源是一个男人去搂抱女人的象形，由男人需要女人上衍生出需要的义项。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当初造字的那个人显然是龌龊和淫秽的。
而且，要字不仅有需要、要求之义项，而且还有“要约”、“要点”、“重要”的义项。
需要之义项固然可以勉强从男人搂抱女人中得到解释，而要约、要点、重要之义项就怎么也无法解释了，无法引申了。
不仅如此，女字中的那条很象跪着的人的曲线，也在很多其他甲骨和金文字例中出现，在现代汉字中已经完全看不出来了。
如果，将这一结构的字源定为对一个跪着的人的象形，它们的义项大都无法解释。
也就是说，将女字的字源定为跪拜的女人，也是不符合第二条一致性原则的，即“通字例”原则。
如果将要字的字源定为一个男人去搂抱女人，并由此衍生出需要之要，那就是用男人的性需求，男人的淫欲去指代一般的需要，这显然是违背经典文献中的义理的，在义理上解释不通。
古人不会依据违背义理的原则去造字，即便造出违背义理原则的字，也不可能会被公众普遍接受。
因此，将女字的字源定为跪拜的女人也不符合第三个一致性原则，即“通义理”原则。
三通原则必须完全满足，才能说明对汉字字源的考释是合理的，可以接受的，违背任何一条，都是不合理的，不可接受的。
而将女字字源定为对跪拜女人的象形，三通原则却无一满足，这说明这一解释是不合理的，不可接受。
我们的研究结论是，女字不是象形字，其字源也不是对跪拜女人的象形，而是契约文字，字形来自对契约符号的借用。
结绳和书契，是中国契约的最原始的两个形态，而女字则来自结绳，且为结绳之右绳。
女字义项就是由结绳之右绳所衍生。
这一解释将能完全满足三通原则，不仅女字的所有义项都可解释的通，以女字为结构的字例的含义也都可解释的通，同时，这些解释无一违背义理。
在论证女字字源来自结绳之右绳之前，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一下，结绳和书契这两种形态的契约机制。
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经多次提到，这里概要性地说一下，以后也会再次专文详述。
《周易·系辞》提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工）以治，万民以察”。
说明结绳和书契是上古时代中国的最重要的社会治理机制，就是契约机制。
综合传统文献材料、民俗学和考古学材料，对这两契约形态和机制可以得到下面的信息。
结绳和书契既是中国和人类文明中两种最原始的契约形态，也是两种最原始的信用工具，结绳之右绳和书契之右契都是相当于现代的借据或债券，具备信用价值，甚至可以流通而充当货币。
也就是说，结绳之右绳和书契之右契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两种货币形态，且都是信用货币，右绳最早。
在机制、原理上，结绳和书契基本相同，不同之处仅仅在于记录数字的符号形态和载体发生了变化。
在结绳中以绳结为数字符号，指代数字，而在书契中则以刻画在其上横线（契齿纹）替代绳结，来指代数字。
结绳和书契都是成对存在，分别为契约双方所持有。
所形成的习俗和规范是，一般债权方持右绳或右契，而债务方持左绳或左契。
对一对结绳而言，两条绳子是完全相同的：绳子的长度相同，绳结的个数相同，绳结的大小和间距相同。
为了对两条相同的结绳进行区分，就在代表债务的左绳上做一个记号，此之谓“纪”，而“纪”的本字则是“己”。
也就是说，“纪、己”原本是同一个字，都是指代结绳之左绳。
用己指代自己，是古代中国人谦卑心态的表现：用债务方谦称自己，而用债权方尊称别人。
关于谦称、尊称，及其与书契和结绳的关系，以前的文章中已经提到过，以后还会专文详述。
在刻画书契时，完整的契齿文是刻写在一对并排放置的书契之上，因此，一只书契只保留了完整契齿纹的一半。
契齿文是自上而下排列的横线，一条横线和一个绳结一样，被用来指代数字。
因此，与左右绳不同，左右契不是相同的，而是相合的。
在以后信用兑现时，需要对契约双方所持有的左右绳或左右契进行比对，结绳比对是否相同，而书契则比对是否相合，这就是“合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