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丹母亲家里有一台“上海”牌缝纫机,是上世纪70年代上海缝纫机一厂生产的家用品,也是那个年代一件不折不扣的奢侈品。
它静静地立在母亲卧室的窗台前,上面铺着一块带碎花的白色的确良布罩,任窗外斑驳的阳光影影绰绰地掠过机身又隐匿于墙角,落寞地诉说着悠悠岁月与昔日荣光……1974年的一个夏日,母亲要好的同事银阿姨偷偷将母亲叫出手术室,塞给母亲一张当时稀缺的缝纫机票,神秘兮兮地贴着母亲的耳朵说:“我家老黄从单位分到的指标。
你家有三个孩子,以后缝补做衣服用得上!”母亲紧紧攥着那张缝纫机票,几乎在手心里攥出一把汗来。
第二天,当听说一台缝纫机的售价竟然要152元,几乎相当于自己近半年的工资时,喜忧参半的母亲顿时像接了个烫手的山芋般,不舍地将那张缝纫机票又退回给了银阿姨,一脸尴尬地讪笑着对银阿姨说:“我家哪里买得起哦!千万莫浪费了这个指标……”银阿姨的眼珠子瞪得老大,不认识似的看着母亲说:“我家老黄费了好大的劲哩!你手头现有多少钱?余下的大家再想办法凑凑吧……”就这样,手术室的同事你借10元、她借20元,母亲终于凑齐了买缝纫机的钱。
当天下午,母亲特意请了半天假,兴冲冲地从父亲任教的学校喊来了父亲,两人拖上一辆借来的板车,“吱吱呀呀”地从县百货公司拉回了全家的第一台“大件”奢侈品。
从此,我们一家的缝缝补补工作几乎全由这台缝纫机担任。
不时,我们会听到卧室里传来母亲脚踩缝纫机“咔咔咔”的缝衣声,就像一支支欢快流动在空中的乐曲,滋润了母亲的日子,温暖了我们的光阴。
直到有一天,母亲沮丧地坐在缝纫机前,徒劳地放下手中的线头,苦笑着喊我们过去穿针引线:“眼睛花啦,找不到针眼了……”父亲感慨地说:“你们妈妈就跟这台缝纫机一样,都是我们家的功臣!”一晃近半个世纪,我们早已成家立业,日子也早已今非昔比,缝纫机永远退出了我们的生活空间。
而母亲依然偶尔踩踩缝纫机,替自己与父亲做一些简单的针线活。
直到某天母亲在自家门口的楼梯间摔折了右腿,我们都劝她以后别再踩缝纫机了,母亲痛楚地躺在卧室的床上,心有余而力不足地望着窗台前的那台缝纫机,久久不语……去年春节前,我像往年一样匆匆赶回老家,陪伴耄耋之年的父母过年。
谁承想,疫情暴发,我被困在了父母家里,每天足不出户地看书度日,心里一天天地焦灼起来。
这天,母亲与父亲在卧室里一阵嘀咕,又窸窸窣窣地好一阵捣鼓。
我不免好奇地走进卧室一看,父亲正举着一盏台灯,颤巍巍地给母亲照明。
母亲佝偻着脊背,撑着一条病腿,鼻梁上架着一副老花镜,一张脸几乎凑到缝纫机上,双手哆哆嗦嗦地穿着针……我鼻子有些发酸,不禁埋怨起母亲:“妈,您都80多了,千万莫扎了手!现在还有谁踩缝纫机啊?”母亲执拗地寻着机针上的针眼,瘪动着无牙的嘴喃喃自语:“做几个口罩,不晓得你哪天能走,给你带着路上用……”我连忙低下头去,掩饰着眼里直打转的泪水,无声地接过母亲手里的线头,虔诚地替母亲穿针引线——而我也已看不清针眼,过了春节我就51岁了……“咔……咔咔……咔……”卧室里传来缝纫机迟钝而不再流畅的声音,久违而熟悉。
机器总有陈旧的那一天,我们总有衰老的那一天,只有人间的关爱与亲情如涓涓细流,汇聚成海,在这个世界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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