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2月22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亲自主持召开了一场军区会议。
会上正式提出，将国内十一大军区中的八个军区进行司令员对调。
会议过后，八大军区的司令在十天之内，完成了建国以来首次大范围军区间的司令员对调任务。
这些司令员们都曾在自己原本的军区驻守了十几二十年之久，且大多是早就投身革命的老同志。
面对这次不小的变动，大家没有任何怨言，反而在到岗之后快速熟悉并开展工作。
邓小平在事后感慨道：毛主席真厉害，没有人比主席更懂领导军队的艺术！毛主席到底是怎样下达对调指令的，竟让邓小平发出如此的赞叹呢？想理清这一切还要从更早之前说起。
自1969年中苏交恶之后，中央便有意加强国内军备力量。
如此一来，国内十一大军区的政治改制便显得迫在眉睫。
军区作为一个国家抵御外敌，稳固国内局势的重要机构，它的发展与稳定对国家与社会尤为重要。
而军区的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在此之前基本上都是握在军区司令员这一人手中的。
如此集中的权力结构，就更容易出现各种问题。
1971年8月至9月毛主席南巡，途经郑州、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等城市，在此期间也与各地的军政要员会见交谈。
在与武汉军区政委刘丰谈话时，主席望着祖国的大好河山，动情地说：“我就不相信我们的军队会造反，军以下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他们调不动军队干坏事。
”毛主席又说：“胜利了以后，军队里的事情我管得不多。
我要管军队了，我难道光能缔造就不能指挥了吗？”话里话外，已经对后来的军区政治改制埋下伏笔。
确实，在此之前由于国家经济的落后和国际局势的复杂，毛主席在进行党中央的管理活动时，对军队方面的指挥并不多。
所以主席反思自己对军队“管得不多”，也是说得通的。
说到党和军队的重要关系，那是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就提出过的。
“枪杆子里出政权”绝不是一句空口号，历代历朝，军权一直是一个国家安身立命的重要依靠。
这一点，观古通今的毛泽东又怎么会不知道呢？主席也清楚地认识到，对于新中国来说，“枪杆子”必须要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才是合理而正确的。
所以他才会说出：“我们的原则是要党指挥‘枪’，而坚决不允许‘枪’指挥党。
”神兵利刃，用好了可以保家卫国。
若是没有用好，只会伤害国家和人民，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
毛主席也正是发现了自己过去对军队管理方面的不足，这才有了后来对军政的反思和改变。
其实早在南巡开始之前，周恩来总理的身体状况就已经很不好了。
这也使得毛主席也开始考虑，培养邓小平作为周总理的下一任接班人。
后来多番努力下，邓小平恢复了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邓小平恢复工作后，毛主席时常与他讨论国家治理的事宜。
一次听取工作汇报过后，毛主席与邓小平谈到各大军区久未对调的问题，话语里透露着对军区管理的隐忧。
毛主席并没有直接说自己的想法，而是问邓小平对此事的看法。
邓小平没有说话，只是拿起自己面前喝茶的茶杯，与毛主席面前的茶杯对调了一下。
毛主席见状心底了然，笑着说：“英雄所见略同。
”在对调决定正式公布之前，毛主席也同样征求了周恩来总理与叶剑英等人的意见。
统一意见之后，于1973年12月12日召开政治局会议之时，首次把军调提议摆到台面上来。
会议开始之时，毛主席首先批评了政治局和军委：“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以后改了吧。
”接着缓和了一下语气说：“我考虑了很久，大军区司令员还是调一调好。
”此言一出，会场的气氛有些紧张，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
自建国以来，所有的军区司令员都是固守在自己的领地，未敢擅自离开。
因此除了个别后来更换了新司令员的军区，其它军区的司令员已经在老军区做了十几二十年之久。
固定军区领导人员的好处就是，政策的下达与实施都能得到保障，同时也有利于地区的建设。
司令员对军区有感情，军区的人自然也对自己的司令员言听计从，忠心耿耿。
但长久的固守领地也是一把双刃剑。
虽然有利于上传下达，但长此以往容易形成裙带关系，拉帮结派，滋生腐败。
这也是主席最不愿意看到的。
古往今来，有多少朝代最后都是因为腐败而覆灭。
主席看着中国从满目疮痍一步步走到今天，必然不能眼见它再次经历颠覆。
毛主席接着解释道：“人在一个地方呆久了，不行呢。
久了，就油了呢。
有好几个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什么作用，都是司令拍板就算。
”大家都知道军区政委是党政治思想的执行者。
加强部队政治工作，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军区政委存在的意义。
但如果一个军区的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军区的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很容易掌握在军区司令员一人手中。
如此一来军区政委便形同虚设，失去了原本的作用。
毛主席接着说：“主要问题是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不走。
”这话的意思已经说的很明白了，这次的调动是军区司令员的对调，政治委员还保留在原来的军区岗位上。
然而为什么是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却不跟着走呢？其实也很好理解，依据前面所讲，有些军区的“政治委员不起作用”，这其中就可能存在两种情况：一是政治委员与司令员关系差，导致政治委员在司令员面前没什么发言权，使司令员手握所有军区大权；二是政治委员与司令员关系很好，司令员无论说什么都不反对，司令员的个人决策就等于是板上钉钉的最终决策。
然而无论是哪种情况，从实际来看都是不利于军队发展的。
因此只调司令员，政治委员不走，是最符合管理科学的举措。
毛主席解释完后，紧接着又转过头对叶剑英说，“这事你也是赞成的，我也赞同你的意见，代表你说话。
”加上先前与周恩来总理等人的谈话统一意见，对调的事情自然是没有人会再反对了。
当时刚恢复工作不久的邓小平也参加了这次的政治局会议，于是毛主席在会上同时宣布了一项重要决定，他面对着所有人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
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追认。
”从这时起连续四天，毛主席都开会或找有关负责人谈话，范围一步步扩大，谈的都是这些问题。
他着重向大家谈了邓小平，说：“我们这可是请了个总参谋长回来工作。
你们这些人里，有的人怕他，但是他办事比较果断。
他之前的工作可以说是三七开。
这位你们的老上司，政治局和我一起请回来了，可不是我一人请回来的。
”难怪邓小平感叹毛主席厉害呢，伟人短短几句话胜过千言万语。
首先，“请”来的总参谋长和“老上司”，肯定了邓小平的位置，也为日后邓小平接手更多的工作做了铺垫。
其次，“有些人怕他，办事比较果断”，又说明毛主席对于邓小平的作用和厉害之处是心知肚明的。
再有，“三七开”的一生，说明主席对于邓小平的优劣之处心如明镜，审视他的错误之处，也欣赏他本身的能力。
最后说，“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更加说明邓小平恢复工作是大家共同的决定，他是得到大家认可的，可以信赖的重要角色。
话说完后，主席也对邓小平提了意见：“有的人是有些怕你的，那我就送你几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
过去的缺点，你慢慢地改一改吧。
一旦做工作，总是要犯错误的。
不做工作本身也是一个错误。
”敲打的话语里却不乏期许与鼓励，伟人的说话艺术，如果不逐句口味，有时真的很难读透其中真正的含义。
12月21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的书房里会见了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人员。
一共43人，毛主席穿着一件睡衣坐在书房的中央，一见面就说：“我一晚上没睡觉，想看看同志们。
”话一说出口，所有人心里都是暖暖的。
会见进行了大概一个半小时。
会面期间，主席询问了大家的近况，对于新到岗位上的人，也更加关心。
谈到如何面对自身的错误与缺点，主席说：“世界上的事情都是这样，心态要放宽，胆子要大。
做不对无非是挨批评，总会有些缺点，没什么大不了。
”所以他鼓励将要调动的同志，“到新的地方，有困难要慢慢来。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会议快结束的时候大家意犹未尽地唱起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次日，军区对调会也顺利召开了。
会议上，毛主席和周总理也亲自到场以示重视。
场内座无虚席，大家都等待着聆听中央的指示。
毛主席首先发言，他先是点评了各军区的工作，紧接着重点说了坚决贯彻和落实，服从命令听指挥以及军队军容军纪的问题，又说军队要时刻准备打仗。
最后话锋一转，正式宣布了八大军进行对调的指令。
这里就不得不再次提到领导人的军事智慧，在这次的四个对调组里，居然有三对都曾经是上下级的关系。
首先是福州军区和兰州军区的司令员对调，二人分别是韩先楚和皮定均。
这两人的交情没有那么深远，是在革命战争结束，建国之后的1956年，福州军区成立。
二人先后担任福州军区的司令员和副司令员，一起共事过十多年之久，彼此间可以说是十分熟悉了。
然后是北京军区和沈阳军区的司令对调，分别是李德生和陈锡联。
这两人的交情说起来就更深远了，早在解放胜利之前，二人就都在红四方面军里。
李德生是红十一师的班长，而陈锡联是师政委。
后来陈锡联在抗日战争时期任769团团长，李德生则在团里担任了通信工作，二人也依然保持了上下级的关系。
甚至陈锡联率领769团奇袭日军明堡机场胜利之时，李德生作为团里的通信兵，就在他身边见证了这一战的胜利。
从相识算起，直到对调之时，这两人认识的年份可以说是相当久远了。
解放战争时期，很多人都知道李德生是王近山手下有名的三员大将之一。
可是鲜有人知道的是，王近山当时也是陈锡联第三兵团的一位军长。
这样一位曾经平平无奇的，追随着前辈革命背影的年轻的后生，能在1973年和老首长共同参与对调，让人不禁感叹，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
还有就是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和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
这两位都是少年成名的中央红军将领。
早在晋察冀野战军成立之时，杨得志就担任了司令员，而曾思玉则是其麾下第四纵队的司令员。
到第十九兵团成立，杨得志担任了十九兵团的司令员，他的兵团下管理有三个军，其中曾思玉就是他所管理的第六十四军军长。
后来十九兵团加入西北战场，负责解放宁夏，带领队伍进行宁夏解放的正是曾思玉率领的第六十四军。
这一难忘的共同经历，也在杨得志和曾思玉二人后来写过的回忆录中有所记载，看来这件事也在两人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再次聚首，能与曾经共事过的老首长对调，当然是非常光荣的事情。
想必二人在对调之时，也有说不尽的故事要讲与故人听。
选择曾为上下级的司令员军区进行对调，其中必然也包含着深深的用意。
要知道虽然司令员作为军人，必然会严格按照中央的要求进行工作派遣，但交接工作也是很重要的一环。
毛主席曾在对调之前说：“对调是有好处的，到处都是干革命。
对于调动要欢迎，场面要热热闹闹，不要太冷清，冷冷清清得不好。
要见见面熟悉熟悉才好，不熟悉不认识是不好的。
”或许也正是考虑到这一点，在拟定对调名单时才尽量让相互熟悉的司令员进行对调。
决策易做，思虑之时难免会有失细节。
毛主席对于人情的解读，对于事情处理的面面俱到，让人不得不敬佩。
这四组对调中唯一一对没什么交集的对调组，就是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和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了。
这二位司令，在解放之前一位是红四方面军将领，一位是中央红军将领。
后来的作战过程中，一位在华东，一位在东北。
在对调命令下达之前，这二人可以说是几乎没怎么相处过。
许世友在对调决策之初确实表现出了一些不同的反应，他曾对其他人说，主席让他在南京驻守，所以他哪儿也不去。
这话其实不假，因为在建国之初，国内外形势未定，为了防止所有重要的军队都留在首都会出现变故，毛主席让许世友带兵在南京驻守以防万一。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局势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当时所做出的决定也要随之改变。
可是许世友却是个直性子，加上没怎么读过书，对于局势的理解或许不像别人那样灵活，但他还是谨记着毛主席说过的话，多年来对于自己的驻地也始终保持着应有的负责态度。
曾经说出口的话，再想收回似乎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对于这样的情况，毛主席思虑过后，将许世友单独叫来，说想邀请他下棋。
许世友原本也是一头雾水，不知道主席叫他有什么事。
到了书房，看主席好像是真的要找他下棋，便坐了下来。
然而棋局一开始，主席却在他走过一步棋之的，直接拿起“将”走了一步。
这下许世友就更看不懂了，饶是他对象棋并不精通，也知道下棋是不会这么下的，更何况毛主席了。
许世友也只好实话实说，问主席为什么要这么下。
主席却说：“老了老了，指挥不动了，只能老将先挪一挪了。
”语气里似乎还有一丝无奈。
话一出口，许世友当即明白了。
他立刻起身，对着主席恭恭敬敬行了个军礼，表示自己自始至终听从党的安排，中央让他去哪儿，他就去哪儿。
后来，许世友也正如他自己所承诺的，主动收拾起行囊出发上任。
并在到岗之后，认真做起了工作。
他也依照主席曾经的叮嘱，读书学习，充实自己。
原本一个尴尬的境况，却被主席用一种简单又巧妙的方式轻易化解，传为一段佳话。
十一大军区里，除了三个刚刚替换过司令员的军区不在对调之列外，八大军区司令员在会后立即赴命前往新的军区岗位，并严格按中央的要求，均于10天内顺利完成工作交接。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么大的军事调动，中国解放军的行动能力与服从效率，再次让国内外的人们都大为震撼。
几大军区做好了表率，下面的工作就好做多了。
对调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就这样，中国完成了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司令员对调工作。
这次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这是中国建军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同时也对军队的人事调整产生了深远影响。
国外原本蠢蠢欲动的危险势力，也因国内的这一改变再次审视起中国这一神秘而强大的力量，不敢轻举妄动。
中国的军人和军队常常强调“铁一般的纪律”，可见从军之人对于上级的命令，往往是要做到无条件服从的。
然而在这样的绝对服从面前，决策的制定却还是尽量兼顾到人情与温度，这就是毛主席作为一位优秀领导人的气度与风范。
也难怪邓小平会在后来感叹：“主席真是厉害啊！没有人比他更懂得领导军队的艺术了。
毛主席就是不允许任何军队领导干部有个圈圈，有个势力范围。
”俗话说，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
毛主席这一代领导，同时经历了艰难的抗战和来之不易的和平时期。
却并没有在和平到来之时，忘记初衷。
也并没有做那只会“打江山”不会“守江山”的莽夫武人，而是靠着非凡的头脑和独特的个人魅力，将领导党这一重要工作做到了极致。
一个有温情的决策者，一个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的领导人，这样的人，又怎能不让世人敬佩，让国人感动呢？也正是这样的人，才能在那样黑暗的环境下，用自己的双手为黑暗中的国家，扛起一片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