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上图古籍组成员严佐之（左二）、陈先行（左三）、任光亮（右二）等在一起整理图书。
顾廷龙先生是长寿者，在他九十岁以后的岁月里，终于编成并出版了他盼望数十年之久的《尚书文字合编》《王同愈集》以及《读史方舆纪要》，同时还主编了《续修四库全书》，这些都是老先生为之高兴的事。
尤其是前三件事，他认为是了却心愿的大事，因为《合编》是三十年代和顾颉刚先生一起合作的题目；王同愈是顾先生的外叔祖，于先生教益甚大；《纪要》的整理出版，则是叶景葵先生生前的夙愿。
然而,对于晚年的顾先生来说，除了继续将《吴愙斋先生年谱》《严久能年谱》的材料重加排比并交出版社外，最耿耿于怀的可能是对于“合众图书馆”的评价了。
那是缘于《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卷》出版后，内里的“上海合众图书馆”条目下注云：“见上海图书馆”，总共六个字。
先生阅后，大不满意，他曾对来访的时在苏州大学任教的潘树广先生说：这“不免太简单了。
‘合众’十五年经历，最为艰难之日，开办时在空无一物、空无一人的情况下进行。
到捐献市人民政府时聚书三十万册，捐献后改名历史文献图书馆。
我们编印了一册《中国现代革命史料目录初稿》，解放初中宣部同志说，你们有远见。
此原公立图书馆不能做的事，十四年的时间不短，而且经历了困难时期。
‘见上海图书馆’一语，太简单了，太轻松了。
”先生希望潘先生暇时写一篇对“合众”公正评价的文章。
可惜的是，潘先生也于前二年去世了。
我相信他一定有心想去达成老先生的心愿，但是天不假人，在时间上却是来不及写了。
本文并非为专门讨论上海合众图书馆在那个艰困的四十年代里，为国家、为民族保存那么多的传统文化和文献的功绩与贡献，而只是想通过当年顾廷龙先生所编《合众图书馆丛书》，来窥见“合众”工作之不易。
“合众”是在 1939年7月，随着顾先生辞去北平燕京大学图书馆的工作，举家南下，抵达上海后才开始筹备成立的。
它的创办人是时任浙江兴业银行上海总行董事长的叶景葵先生、上海商务印书馆董事长的张元济先生，以及曾任江苏省省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陈陶遗先生。
之所以用“合众”之名，乃取“众擎易举”之意。
在三十年代的后期，上海地区已有普通者如东方图书馆、专于近代史料者有鸿英图书馆、专于自然科学者有明复图书馆、专于经济问题者有海关图书馆，至于中学程度所需要参考者有市立图书馆。
而“合众”则是一个为保存固有文化而办的国学之图书馆，其所收图书范围在搜集各时代、各地方的文献材料，供研究中国及东方历史者的参考。
又由于历史的范围广大和它发生关系的学科很多，所以在形式上又不限于图书，凡期刊、报纸、书画、书札、拓片、古器、服物、照相、照相底片及书版、纸型等，亦均收存，务使与考史有关的东西，不致遭无人问津而毁弃。
关于《丛书》的编印，并非是临时起意即兴编辑的，而是自“合众”创立之日始，即表露在它的发展规划里了。
在当时，创办“合众”的目的即在于“抗战以来，全国图书馆或呈停顿，或已分散，或罹劫灰。
私家藏书亦多流亡，而日、美等国乘其时会，力事搜罗，致数千年固有之文化，坐视其流散，岂不大可惜哉！本馆创办于此时，即应负起保存固有文化之责任。
”因此，在 1939 年 8 月，“合众”正式开始工作，这之后，即在 12 月之前，就应有此计划。
这一点，可以见《丛书》中叶景葵跋《恬养斋文钞》，叶云：”景葵近与二三同志创办合众图书馆，搜残编于乱后，系遗献于垂亡，已将敝斋旧藏悉数捐赠，此书亦在其列。
今由馆出资排印，即作为馆刊《丛书》之第一种，其余箧衍稿本当竭绵力，陆续刊行，以传布先哲精神于万一。
”此跋写于 1939 年12月。
《丛书》初集于 1941 年至 1945 年由合众图书馆汇编印行出版，为《恬养斋文钞》四卷，清罗以智撰。
补遗一卷，叶景葵辑；《吉云居书画录》二卷，清陈骥德撰。
补遗一卷，顾廷龙辑；《潘氏三松堂书画记》一卷，清潘志万辑。
补遗一卷，潘承弼辑；《吉云居书画续录》二卷，清陈骥德撰；《李江州遗墨题跋》一卷，清王乃昭辑:《朱参军画像题词》一卷，清叶昌炽辑；《余冬璅录》 二卷，清徐坚撰；:《凫舟諙柄》一卷，清许兆熊撰；《寒松阁题跋》一卷，清张鸣珂撰；《闽中书画录》十六卷首一卷，清黄锡蕃撰；《里堂家训》二卷，清清循撰；《论语孔注证伪》二卷，清丁晏撰；《东吴小稿》一卷，元王实撰；《归来草堂尺牍》一卷，清吴兆骞撰。
二集仅一种，1948 年2 月编印出版，为《炳烛斋杂著》七卷，清江藩撰。
内含《舟车闻见录》二卷续集一卷三集一卷、《端研记》 一卷、《续南方草木状》一卷、《广南禽虫述附鳞介述兽述》一卷。
均为未刊之稿。
《闻见录》多记清初国朝典章、边陲掌故及塞外名物，以至清初农田赋役，共 160余则。
是录原有十卷，今本非其完帙。
《端研记》述端石品类及产地情况，盖江氏尝客两广总督阮元幕甚久，喜蓄砚石，且探究有得，宜其言之亲切。
《续南方草木状》盖继晋嵇含之书而撰，记岭南草本凡四十余条，或得之故书，然大多亲所见闻。
《禽虫鳞介兽述》计三十余条，视前诸种书为驳杂，要为多识之助，初未必有意于著述也。
对于丛书来说，是汇集许多重要或难得的著作为一书，最便于学者阅读和流传。
但由于中国的兵燹战乱及水火灾厄，图书极易散亡，学者访求困难，因而丛书的辑印，特别起到了流通书籍，便利研究者的作用。
对于编纂《从书》来说，并非一般人想像之易，即把数种图书拼在一起即可，而是每种图书都需事先校阅。
即以《恬养斋文钞》为例，顾先生自1940年1月开始查阅它书，补其书缺字，在校样出来后，顾先生又仔细校过，直至是 5 月方才印出。
最有意思的是，《从书》 中没有一部是大部头者，而且没有刻本，所用底本都是稿本、抄本，且都是据该馆所藏。
这大约是期在使先贤未刊之稿或刊而难得之作广其流传也。
其为稿本者五种，为《恬养斋文钞》《李江州遗墨题跋》《闽中书画录》《里堂家训》《论语孔注证伪》。
其他皆为钞本，计九种。
于此可见顾先生等人极为重视抄本、稿本，其搜罗前人著述，不遗余力，发幽阐隐，功不可没，当年的《燕京学报》第二十六期在报道“合众”筹备近况时，也云：“一面校印前贤未刊之稿，嘉惠后学，以广其传。
”《咫园丛书》书影《丛书》开本不大，小本子，两集相加，收书十五种，竟然用了八年的时间，也可谓是“旷日持久”的了，由此亦可见当时编书出版之大不易。
顾先生尝云“本馆丛书之辑，志在使先贤未刊之稿，或刊而难得之作广其流传，顾非一馆之藏之力所克胜任，缘商同志谋集腋成裘之举。
所选著述以捐资者之意趣为指归，各彰所好，各阐所宗，学海无涯，造诣不一，要其专治所学，发抒心得，必有足贡献于后来者，勿偏持门户，勿执一绳，百采撷英华，视读者之去取何如耳。
”在当时的形势下，上海的物价日涨不已，几乎使百姓每感不敷、惶惶不安。
“合众”虽然仅有数人，但经费维艰，在各董事的筹画下，勉强度过难关。
即为编此《丛书》，顾先生也费尽口舌，求托朋友捐资代印。
《吉云居书画录》《潘氏三松堂书画记》为李英年捐资。
《吉云居书画续录》《李江州遗墨题跋》《朱参军画像题词》《余冬璅录》《凫舟諙柄》《寒松阁题跋》 为礼髡龛主人捐资。
《闽中书画录》为李氏拜石轩印行。
《里堂家训》为袁鹤松、潘炳臣、冷荣泉、杨季鹿四先生合力赞助。
《论语孔注证伪》《东吴小稿》《归来草堂尺牍》则为陈文洪独力担纲。
此项丛书的捐资者，也并非富商大贾，然而他们热爱中华传统文化，愿为乡邦文献流布而贡献一己之力，这是值得赞扬的。
然而印书不易，还不至此。
为了节省一点排版费，顾先生担当了其中几本书的书写工作，写就即可上机石印。
顾在1995 年10月4 日致潘树广的信中说：“关于《合众图书馆从书》，这是逐一积累起来，不是一次印成的。
第一种是排印的，当时初创，图书馆创办人之一叶景葵，他收书重抄、校稿本，有愿将稿本逐渐印出。
第一种清仁和罗以智的《恬养斋文钞》，第二种至六种皆有关书画者，李英年捐资，他爱好书画。
焦循、丁晏、江藩三人著作是几位扬州营银钱者出资。
照相石印印不起了，由我写药水纸直接上石者。
图书馆的财力日绌，社会上物价日涨，抗战胜利后第二集印了一种，也是江都人著作，江都营银钱者捐资。
时局动荡，物价飞涨，当时我亦苦中作乐也。
”顾先生为《丛书》还写过一段发自肺腑之言，有云：“除此世变抢攘之日，物力凋剞，旷古未有，《从书》之印，先后六年，成书十有四种，编次不免芜杂，工事每况愈下，因陋就简，咎何敢辞，勉强为之，犹贤乎已，因便流通，汇编成集，述其缘起如此。
”实际上，顾先生本人那时的日子也是过得紧巴巴的。
津尝读顾先生日记，1945 年1月8日云：“然余月入不敷甚钜，正在托嘉将李英年所赠布一匹出售。
明日又候书估将《愙斋集古录》等让人，区区之物，不够一鬻。
一两月尚有维持，以后不了，虽目前无论何处薪金不足以赡家，然负最高责任者亦当为职员思之。
”也是同月，在征得叶景葵同意后，顾先生又将自家所藏图书十四种，价让“合众”，得款三万元，以交儿子诵芬学费。
二月，新年即临，顾夫人斥金饰度岁，盖“已鬻书若干种，物昂不足维持，文人不事生产，所恃者薪水。
今薪水所入尚不给，若余者绝不愿谋分文不义之财。
于是，自束至一无罉隙处，此忧患亦无愧无怍矣。
”故先生又叹曰：“生活维艰。
年况愈下，思之凄然。
”别小看了这部《丛书》，如果将之和其他同类丛书相比，或有其优之处。
其所收之书均有跋文，重点介绍所印图书之价值。
如叶景葵撰《闽中书画录跋》，约四百字，有云：“今观《书画录》，以吾杭李氏晞曾《八闽书画记》为蓝本增辑，凡五易稿，由二百余家增至八百余家，所采之书，多至三百二十余种，其致力于谓勤矣。
”又如张元济撰《吉云居书画续录跋》，介绍作者陈骥德甚详确。
而顾先生所写计有六种，其《归来草堂尺牍》，跋云：“此册未经刊行，附诗述怀一首，亦出集外，尤为可珍。
详览诸札，可见兆骞生平志节与当日塞上景物；足备故乘之遗，即此鳞爪，岂可等闲尺牍视之哉？爰为印行，以广流传。
”另《余冬璅录》二卷，原为徐坚手稿，并经沈钦韩朱笔删润，间有钦韩按语。
此书乃为 1941 年文禄堂书估王文进(晋卿)借与顾先生传录者，后顾即依沈钦韩校改正写定，付诸石印，为艺林添一掌故。
六种中跋《凫舟諙柄》为《顾廷龙文集》失收。
据《中国丛书综录》的著录，总共包括了当时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四十一馆的丛书，共2747 种之多，但是其中编辑出版于四十年代者，却非常之少。
笔者曾作进一个初步的统计，仅有 50 种左右。
而有图书馆背景者，除此《合众图书馆丛书》外，还有《玄览堂丛书》（又有《续集》《三集》，郑振铎编，国立中央图书馆出版）、《边疆从书续编》（吴丰培编，北平燕京大学图书馆出版）。
当然直接打出自己的旗号而为《丛书》的，还有一种《私立北泉图书馆丛书》，那是民国间怡兰堂刻本，所收书八种，或是在四十年代之前出版者。
此外，1937 年出版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从书》也是编得很好的一部丛书，虽仅收有十一种，但每种都有谢国桢的跋文。
一个成文于三十年代末，主要活动在四十年代的“合众”，在数本所谓的“中国图书馆事业史”上，都没有一席之地。
这也并不奇怪，因为在当年灯红酒绿的上海滩蒲石路（今长乐路、富民路口的转角）746号上的“合众”，确实从来就没有悬挂出自己的图书馆招牌，因为它不想张场，不管地处法租界也好，还是上海沦为孤岛后，也抑或抗战胜利后，除了像钱钟书、郑振铎、马叙伦、胡适、徐森玉、顾颉刚、王重民等重要学者时有光临外，一般人是不知道“合众”的底细的，因为这是一个带有研究性质的图书馆，而不是公共图书馆。
然而，也正是这么一个在一般人看来并不起眼的小图书馆，竟然在五十年代初期，已拥有了三十万册古籍善本及线装书的收藏，还有各种稀见的文献资料，包括共产党早期文献。
不仅如此，在四十年代时，中国尚有数十个规模不小且也有名气的图书馆，或许是大有大的难处，要照顾方方面面的事，所以尽管拥有较为丰富的资源，但是有为的甚少。
“合众”是小图书馆，却能利用馆藏流通图书，在艰困的条件下，居然印出了自己的《丛书》。
可见小馆也能办大事，“合众”功莫大焉。
这套《丛书》虽说是四十年代的出版物，可是流传到今天却是已经不多的了。
查《中国丛书综录》，计有十五个图书馆入藏。
附带说说，1949 年时“合众”征集到宗惟恭辑刻的《咫园丛书》的版片，于是重印出版。
这部《丛书》共有《金陵古金石考目》一卷、《刻碑姓名录》三卷、《官阁消寒集》一卷、《江淮旅稿》一卷、《嘉荫簃集》二卷五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