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治国策略最狠毒？有人认为是西汉的推恩令，有人认为是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还有人认为是朱元璋的人皮填草，更有人认为是日本当年在东亚实行的以战养战。
怎么判断治国策略是否狠毒呢？当然不能以个人意气作为判断标准，也不能以仅仅在国内有利来判断。
政策的狠毒点，在于以最小成本给国家带来最大化利益。
汉武帝在主父偃的建议下实行推恩令，消除了地方诸侯对中央政权的威胁，虽然很有智慧，却是在本国范围内进行的自我巩固，并没有威胁到敌人，更没有从敌国那里取得资源。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收回兵权归自己独掌，是以兵权转移为目标的皆大欢喜，也是以巩固权力为目标的内部调整。
朱元璋剥皮填草，只能被认为是残暴，引起天下人反感，虽然让部分贪官害怕，却并没有吓阻住贪官的前赴后继，以至于后来朱元璋 自己都哀叹，奈何贪官朝杀暮犯。
日本的以战养战，更是以攫取其他国家物质利益为基本方向，引起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的激烈反抗，最后被这些国家联合起来打败。
真正的狠毒，也就是说高明的狠毒政策，是以不引起反抗的方式利用你的人和资源，然后掉过头来消灭你。
商鞅变法过程中的“徕民”政策就是这样的。
商鞅变法推动秦国从弱国演进到强国，展现出诸多高位的变法智慧，外化为很多治国策略。
其中，商鞅变法中的“徕民”，非常独特。
秦国地处中原西部侧翼，在商鞅变法前，长期处于弱势地位。
这种弱势地位，集中表现为农田没有得到充分开垦，人口也并不足够。
特别是在长期对外战争的前提下，人口大量消耗却难以及时得到递补，以至于秦国人力很成问题。
结果就是，如果集中人力打仗就不能充分耕田，如果集中人力耕田则打仗又成了问题。
如何解决这个两难问题，已经成为摆列在变法者面前的重大难题。
为解决这个问题，商鞅在秦国实行“徕民”策略，即用诸多有利策略从东方国家引入人口，让他们安心种田，这样就能够置换出很多原有的劳动力，让秦人集中力量从事对外战争。
这样，不论是耕田还是外战，就都有了充足的人力保障。
《商君书·徕民》认为“今以故秦事敌，而使新民作本，兵虽百宿于外，竟内不失须臾之时，此富强两成之效也。
”意思是说，现在用秦原有的民众对付敌国的军队，而让新招来的民众从事农业生产，军队虽然住在国外上百天，国境内也不会耽误一点农时，这就是富国强兵两方面都能成就的功效。
实际上，这就是引来你的人，打你的国家。
这种计策，是商鞅变法中的诸多奇计之一，也为秦国能够快速聚集军力提供了人力基础。
为什么说它特别狠呢？主要是，不断挖来你的人，同时用这些人支撑我国去攻打你的国。
而这个方法还采用了间隔式的方法，而不是用直接的方法。
假如秦国直接从韩国引入人力，让韩国人成为秦国士兵，去攻打韩国，他们肯定不干。
这里面就有一个很隐蔽的置换机制。
不让你直接去攻打你的祖国，只让你为我们国家发展农业。
而农业发展以后，通过耕田种出来的越来越多的粮食，就会被用来攻打外来民的祖国。
实际上的效果是一样的，即外来民都是用来去攻打他们的祖国。
但是，因为中间引入这个置换机制，就会对冲直接让外民反攻祖国，必然在他们心中带来的敌对情绪，反而能够把效果发挥到最大化。
而且，对秦国来说，即使韩国人肯在秦国当兵，秦国人也不会愿意，因为这样做对他们的国家来说并不安全。
万一韩国人在攻打韩国的过程中，突然间反水攻击秦军，那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所以，商鞅变法推行徕民，实际上实行的是把握关键点以致胜的策略。
秦人虽然胸怀宽大，经常从东方国家引入人才发展自己，如秦穆公引入百里奚等人才成就称霸西戎的事业，再如秦孝公引进商鞅等人在秦国实行变法，但是秦国的关键权力仍然会由老秦人掌控在手里，以确保秦国姓秦，而不是变成被称为秦国的其他国家。
为什么能这样呢？因为秦国的底盘稳定牢固，赢氏部族作为秦国的第一权力拥有群体，他们能够牢牢掌握秦国的权力。
在这个底盘牢固保持在秦人手里的基础上，外来人才因为在秦国本土根基薄弱，而不可能拥有挑战秦国权力分布，也才能最好地被秦国所用。
在这样的大形势和大底盘掌控的前提下，从东方六国引入的外民，就不可能被放在能够冲击秦人统治的关键位置上。
实行徕民政策，让从东方六国中引进的农民仅仅去耕田，就是把他们置放在秦人能够随意控制的安全地域。
徕民，是治国中善于借助敌人打击敌人的典型政策。
这种政策能在引流国造就越来越多的良性循环，同时对于被引流国的安全来说，是极为危险的，也因此非常狠毒。
总体来说，商鞅变法中的徕民计策，是借你打你的集大成者，非常狠毒而又不显山不露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为秦国后来迅速变强，进而一统天下打下牢固基础。
这也为后来统治者治国提供了很深刻的借鉴。
如果能够利用敌方力量转个弯再去对付敌方，那这样的策略应该是很高效的。
【作者简介】赵泰融，写作爱好者。
写作目的：探索思想并努力用通俗方式介绍给读者，希望对他们的思维有所启发。
写作方向：学术、评论、小说和感悟。
按照写作方向，将逐渐撰写“闻道”、“治国学”、“品读金庸”、“思想家说”、“理论小说”和“社会奋斗者”等系列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