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
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
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简而言之孔子观史记旧闻，整理编定了《春秋》。
《春秋》简要记载礼制、王道、人事，因简略孔子口传弟子。
鲁君子左丘明怕弟子们各自按照自己的意志随意增加删改使其史实失真，于是按照孔子的史记及议论作《左氏春秋》。
《汉书*艺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
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
帝王靡不同之。
”西周春秋时期是史学的发起时期，当时各国史籍统称为《春秋》。
相传孔子修史把各国史籍汇总，以鲁史为主，兼及周王室及其他诸侯国史，编定了中国第一部编年史《春秋》。
《春秋》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经历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等鲁国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其间的历史事件。
《春秋》是极简史，记事格外简练。
王安石讥之为“断烂朝报”。
《春秋》所记之事，少则一事一字，多则不过一事四十多字，无法使读者了解历史事件的全貌。
例如“郑伯克段于鄢”，整个事件只有这六个字。
《左传》则为其作解“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
不言出奔，难之也。
”有了这样的解释才明白这句话里的深刻含意，及其遣辞用语的特殊之处。
《春秋》正因为惜字如金，用词格外讲究，所以称为“春秋笔法”、“大义微言”。
杨伯峻认为，《左传》解释《春秋》的几种方式：一引用原文为原文作说明；二是引用史料补充《春秋》中记载的事件；三是订正《春秋》的错讹。
梁启超对《左传》的点评：第一，不以一国为中心点，而将当时数个主要的文化国，平均叙述。
第二，其叙述不局限于政治，当涉及全社会之各方面。
对于一事典章与大事，固多详叙；而所谓琐语之类，亦采集不遗。
故能写出社会之活态，予吾侪以颇明了之印象。
第三，其叙事有系统，有别裁，确成为一种组织的著述。
对于重大问题，时复溯源竟委，前后照应，能使读者相悦以解。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古记事之书，都名曰《春秋》。
先秦时，各个诸侯国记史之书以“春秋”为通用名，又各自有别名。
如晋之史书《乘》、楚之史书《梼杌》、鲁之史书《春秋》、魏之史书《竹书纪年》。
孔子削旧史作《春秋》，后来又口授给弟子。
后者多有为《春秋》作注者。
孔子以为《春秋》属商。
卜商，是子夏的名字。
孔子门徒中传经最得力的就是子夏。
后世儒家以此为《公羊传》源于子夏。
《春秋》诸传中《公羊传》最早流传于世。
子夏传公羊高，高传其子平，平传其子地，地传其子敢，敢传其子寿，先秦时传播《公羊传》的都在公羊一门之内。
到了汉景帝时，公羊寿和弟子胡毋生将其书于竹帛。
先秦时的儒家孟子、荀子都善言《春秋》。
西汉公孙弘、董仲舒都研究《春秋》。
胡毋生和董仲舒都是治《春秋》的博士。
董仲舒受业于胡毋生，而后来西汉治《春秋》者又都出于董仲舒门下。
《汉书*五行志》“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
”《春秋》三传之中，汉代以《左传》为古文经学，《公羊传》和《榖梁传》属于今文经学。
殷商时期，一年只分春、秋二季，以之纪年，周代初期仍然沿用，进而称呼史书也用“春秋”。
先秦春秋时期，“春秋”是各国史书的通称，而有的国家的史书还有自己的专有称呼，如晋之《乘》、楚之《梼杌》等。
鲁国的史书则没有专用的名称，称为“鲁春秋”。
后来“春秋”这个名称泛滥开了，很多私家著述也用“春秋”来取名。
如《吕氏春秋》、《晏子春秋》、《吴越春秋》等。
因为《春秋》是极简史，所以自《春秋》之后，多有为之作“传”者，就是解释《春秋》的著作。
《汉书*艺文志》里提到的西汉时至少有五种阐释《春秋》的著作很盛行：《左传》、《公羊传》、《穀梁传》、《邹氏传》、《夹氏传》。
但是《邹氏传》和《夹氏传》在当世就失传了，留下后来称为“春秋三传”的《左传》、《公羊传》、《穀梁传》。
《穀梁传》的作者是战国时的穀梁赤，他和公羊氏一样也是子夏的学生，跟随子夏学《春秋》作《穀梁传》。
《穀梁传》后来传给了荀子，传到西汉时宣帝刘询很喜欢《穀梁传》将它更为官学，一时从者如流。
穀梁学在西汉达到巅峰，而西汉灭亡后穀梁学也衰落了。
《穀梁传》解经之中渗透着宽仁厚德、崇尚礼制，亲亲恩上的思想。
为尊者讳，为亲者讳，尊奉周王室都是《穀梁传》想体现的思想。
还有一点，《穀梁传》里很强调爱惜民力。
“敬事而信”，这也是儒家的传统思想。
至于说到现在的读者不屑于其中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不可以现在论当时，两千多年相隔有思想差异很正常。
不在当世不能体会当时的社会，也就不便于以今论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