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陶曲勇（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姓名的起源可追溯到远古时代，最初应该是一种身份标识。
《说文解字·女部》：“姓，人所生也。
古之神圣，人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因生以为姓。
”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时期，大多数孩子的出生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因此，母亲成为确认亲属关系的关键，故“姓”字从女。
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部落首领，其姓氏正多从女字旁，如神农姜姓，黄帝姬姓，虞舜姚姓，夏禹姒姓。
姓是区别血缘的，是宗族的身份标识。
随着人口不断繁衍，一个宗族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分解，于是由“姓”衍生出分支“氏”。
氏是姓的支系，是源于同一始祖被分出去的各支系庶子的分支标记。
氏的命名方法多种多样，可以以受封的国名或地名为氏，以职官为氏，以居住地为氏，等等。
姓永远不变，而氏是可变的。
如商鞅本是卫国公孙后代，又叫卫鞅或公孙鞅，秦国封他为商君后，他就又称为商鞅。
汉代以后，姓与氏逐渐不再区分。
如果说姓氏是家族标志，代表着家族的历史、传统和荣誉，那么名字则是个人产物，是个体情感的表达，所以《孟子·尽心下》说：“姓所同也，名所独也。
”相传，清代文人秦大士在杭州为官时，一次游览西湖岳飞墓，有感而发，作了一副对联：“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
”从中能看出姓与名的关系。
不管是无法避开的“姓”，还是精心挑选的“名”，都是通过具体的文字来表达各种内涵和象征意义，姓名文化与汉字文化由此交织融合在一起。
下面试从字形和字用两个方面略作阐述。
字形结构与表音文字相比，汉字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以形表意。
姓名作为一个人的社会符号，想要突破时空局限，字形是最直接的手段。
人类作为视觉动物，获取到的信息大约有80%来自视觉，所以姓名的外在字形最能吸引眼球。
从结构上看，汉字可分为独体和合体，独体为文，合体为字，合体字基本由独体字组成，可分可合，各有独立的意义，这就构成了中国文字特殊的艺术性。
于是，自古以来就有利用字形变化来取名的现象，通过字形构件之间的形义联系，以增加姓名的美感与趣味。
大家较为熟悉的有“拆姓取名”，即拆取姓氏的一部分作为名字，如殷商大臣伊尹、北宋太学生陈东、清代学者阮元、现代音乐家聂耳等。
古人有名有字，二者最常见的是意义上的联系，但也有不少人利用字形的离合变化来做文章。
如南宋诗人谢翱字皋羽，明代官员章溢字三益，清代学者尤侗字同人，都是将名分解为字；又如现代作家老舍先生，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将姓氏拆分为字；也有人取双名中的一部分为字，如清代毛奇龄字大可、卢文弨字召弓等。
古代文人还常有雅号，也不乏类似现象，如清代胡汪号古月老人，这是拆分姓氏为号；明代徐渭号水月田道人，则又是拆分名字为号。
徐渭还有一枚印章“秦田水月”，也是巧用字形拆分法：徐字拆开为双人、一人、一禾，即三人、一禾，重新组合可为“秦”字，渭字则拆分为田、水、月，组合起来构成印文。
此外，选取与姓氏偏旁相同的文字作为名字，形成一种特殊的字形现象，也是常见的取名方式，如艾芜、芦荻、流沙河、杨柳桥、霍震霆等。
这种命名方式在今天似乎只取其整齐划一的形式美，但古人还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表示行辈。
清代学者陈鹤说，“凡兄弟之名有一字而以偏旁相次者”，如汉代刘表之子刘琦、刘琮，魏晋时卫恒之子卫璪、卫玠，张华之子张祎、张韪，梁代的钟岏、钟嵘、钟屿兄弟，还有北齐的高洋、高演、高澄、高湛兄弟等。
这种方式有时还较为隐晦，如董卓、董旻兄弟，乍一看，形体上似乎没有联系，其实两人的名字中皆有构件“日”。
这种字形组合的技巧与中国固有的文字崇拜心理相结合，还衍生出了“析名应谶”的文化传统，即通过拆分姓名来暗示人物命运。
如苏轼和苏辙的名字中都有“车”旁，名字的意义也和车有关，其父苏洵曾写过《名二子说》，根据名字结构和字义预言他们的命运。
“轼”是古代车前用于乘车人扶手的横木，不是车辆必须具备的零件，所以苏洵感叹：“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担心苏轼命运多舛！而“辙”是车轮压出的痕迹，一辆车的功过，与车辙关系不大，“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
苏轼的一生，正如苏洵担心的一样，坎坷曲折；而苏辙的一生，则相对波澜不惊。
还有许多姓名的字形中包含了特殊的背景与情感，也饶有趣味。
例如，“隋”作为姓氏，本源自先秦的随国，但隋文帝开国后，“以魏、周、齐不遑宁处，恶之，遂去走，单书隋字”，从此确定了新的字形。
而武则天把名字中的“照”改为“曌”，寓意“日月当空照”，男（日）女（月）都可以君临天下。
选字用字从字用角度来看，姓名的用字选择包含更为丰富的民俗意义和文化背景。
早在先秦时，就有取名“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帛”的用字规则。
中华传统文化认为，姓名的用字能预示一个人的吉凶祸福，其实很多是属于巧合。
如科学家屠呦呦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