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党上下把治理公款吃喝作为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重要着力点，狠刹违规公款吃喝歪风，形成压倒性态势。
但是，在严厉查处的震慑下，违规公款吃喝由明转暗，花样翻新，衍生出种种“变异”。
为贯彻落实中央纪委七次全会精神，深挖潜入地下的公款吃喝问题，我们对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湖北省纪委、武汉市纪委通报曝光的公款吃喝典型问题进行了梳理分析。
面上得到明显遏制，隐形变异仍较为突出统计显示，从十八大召开至今年3月底，中央纪委、湖北省纪委、武汉市纪委分别通报曝光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19批次114起、50批次289起、11批次86起，合计80批次489起，其中涉及公款吃喝85起，占所有通报问题总数的17.4%，所占比重较小。
但公款吃喝隐形变异问题多达48起，占通报曝光公款吃喝典型问题的56.5%，比重相对较高，且越往后占比越高。
这一方面说明“不敢”瑟的态势进一步显现，另一方面也说明仍有少数党员干部心存侥幸。
综合分析公款吃喝隐形变异问题总体呈现以下特点： 问题发生的领域较广。
从地域来看，公款吃喝隐形变异问题在多地出现，中央纪委通报的32起隐形变异典型问题，发生在北京、天津、陕西、河南等17个省市；湖北省纪委通报的10起隐形变异典型问题，发生在黄冈、孝感等9个地市。
从部门来看，发生在党政机关的有40起、企事业单位的8起，反映出公款吃喝隐形变异不局限于部分区域和领域，不限定在部分部门和群体，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需引起高度重视。
涉事者职级相对较高。
从通报的典型问题看，因隐形变异吃喝问题被查处的党员干部中，县处级以上干部36人，占总人数的75%，其中省部级9人、厅局级11人、县处级16人。
中央纪委、湖北省纪委通报典型问题中，县处级以上干部分别占90.9%、50%。
如2016年9月湖北黄梅县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潘高峰等人在私人会所吃请和参与赌博。
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中，省部级干部、厅局级干部更多集中在“变异”吃喝这个问题。
如山东省临沂市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李作良多次违规到他人开办的酒庄接受宴请。
这表明，党员领导干部是“变异”吃喝的关键群体，必须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防止形成不良示范效应。
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突出。
在中央三令五申严禁公款吃喝形势下，少数党员干部置若罔闻，自作聪明搞应对、作伪装。
被通报的典型问题中，涉事者多次组织或参与隐形变异公款吃喝的15起，占通报总数的31.25%；违纪行为发生在2015年以后的29起，占60.4%；违纪时间跨度两年或两年以上的10起。
吉林省通化市职业教育中心原党委书记、校长朱时江，2014年至2016年套取经费13.6万元用于违规接待。
反复违规、持续顶风违纪，表明公款吃喝隐形变异现象具有一定的顽固性。
易与其他违纪行为交织。
在通报的典型问题中，单纯因为公款吃喝被处分的21起，同时存在两种违纪行为的有13起，同时存在三种以上违纪行为的14起，分别占43.7%、27.1%、29.2%，公款吃喝与其他违纪行为交织的超过50%；涉案人员受到免职、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等重处分或移送司法机关的23起，占47.9%。
如广东省珠海市政协原主席钱芳莉多次违规出入某企业的私人会所并接受宴请，同时存在严重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等问题。
挖空心思隐蔽吃喝，往往隐藏着更深层次的违纪问题，必须紧盯不放，深挖细查，重拳治理。
公款吃喝花样翻新，隐蔽方式多种多样分析通报曝光的典型问题，不难发现，有的党员干部费尽心思、想尽歪招，炮制出许多违规公款吃喝新“变种”，试图逃避监督。
吃喝地点掩人耳目“隐蔽化”。
一是由明到暗，转移到偏远餐馆、农家乐，或是违规超标准装修的内部食堂，或者私密性较好的私人会所、住宅小区吃喝。
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原司长王沈阳、浙江省宁波市原市长卢子跃、吉林省原副省长谷春立等都因违规出入私人会所被查处通报。
二是由近到远，借外出学习、考察、休假等时机，组织宴请或接受企业的接待。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阳，在北京徽商故里饭店多次接受企业宴请。
三是由内到外，不吃市内吃市外，将就餐地点安排在市外、县外，逃避监督，以策安全。
武汉市新洲区卫计委副调研员靖汉新带队到新洲区凤凰镇检查工作，凤凰镇将公款接待地点安排到黄冈市的麻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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