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绘画系、史论系教授，芝加哥亚洲艺术研究所所长蒋奇谷新书《明清白木家具》在三联书店出版。
文人家具审美最重要的是体现文人精神气质，体现文人对生活的立场和态度。
这种立场和态度可归结为“简朴”两字，就是简单朴素，与繁复矫饰正相反。
“今天，大家都说敬仰文人精神，喜爱文人家具，但在真正明白了什么是文人的家具审美之后，还能够真心诚意地接受一件外表看似简单、普通，却内含文人精神的家具就不容易了。
”作者在书中写道。
澎湃新闻特选摘其中《文人的家具审美》一节。
家具审美牵涉诸多因素，尤其是与拥有和使用它们的人直接相关，是社会不同人群审美立场乃至政治立场的反映。
家具的式样、用材、纹饰等审美取向很大程度上是由它们的拥有者所处的社会地位决定的，如象征皇权的龙椅。
明、清宫廷家具在材料和做工上采用当时的最高等级和标准，式样必须符合皇帝和皇亲国戚的身份。
古代中国宫廷审美是皇权统治的一部分，它的确立是为了彰显权力从而维护和巩固政权的统治。
但同时中国还有文人审美，那是全然不同的一个审美系统；它不以维护皇权为目的，也不以材料做工来决定审美价值的高低，而是顺应审美自身规律，崇尚朴实自然，绝非木材高贵或做工精细即美。
虽然文人的审美观念处处体现在一些具体的古家具上，但文人家具的审美是一个很少被讨论的领域，要弄清这个问题具有很大的挑战。
现在我们常常听到“文人家具”或是文人审美对家具制作产生过巨大影响，甚至文人直接参与家具的制作等说法，但实际上“文人家具”是一个含糊且还没有被严肃讨论过的概念。
在现实中有一些古家具可能被某个文人使用过，文人的确有可能参与一些家具的设计制作，但一个必须接受的事实是：文人很少有关于家具的论述。
因此，要确定什么是文人家具，哪些家具在造型、风格上受到文人的影响都是非常困难的。
相比历朝历代大量文人的书论、画论，文人对家具的记述可谓凤毛麟角。
真正算得上具审美意义的文章也许只有明代文震亨《长物志》的“几榻”和清代李渔《闲情偶寄》的“一家言居室器玩部”等几篇而已。
明代另一位文人高濂在他的《遵生八笺》里提到了不少家具，如二宜床、倚床、竹榻、短榻、禅椅、仙椅、藤墩、靠背、滚凳等，但高濂仅做了家具功能的描述而少有具体审美评论。
从卷题“怡养动用事具”即可看出，他着重谈的是养生。
其他文人有关家具的文字都仅有只言片语，是记事录物时顺便提及家具，通常是一些非常简单概括的描述和评论，如范濂、王士性等。
所以要讨论所谓的“文人家具”是非常困难的。
不说家具审美文献，就制作家具的木作书籍也仅有《鲁班经》一本，且大部分在说土木建筑，家具仅是其内容的一小部分，简单的二十余条几百字而已。
《鲁班经》整本书充满风水邪说且错字连篇，可能是文化不高的匠人记录或口述之书。
无怪乎凯茨当年震惊地发现中国人对家具漠不关心，在《中国日用家具》里说道：“在专业和普通的出版物里，尽管中国人所关心的事物无所不有，但对家具的关心几乎是零。
”他还客观地指出：“自从鲁班被奉为神灵，将所有功劳归功于他之后，从不间断的中国朝代的历史记录里，再也没有提到过一个我们今天可以称其为艺术家的杰出木匠。
”与艾克和安思远对中国古家具的赞美式论述不同，凯茨常常尖锐地指出一些问题。
70多年过去了，凯茨许多中肯、犀利的观点还是值得我们深思。
文人家具的说法可能是受文人画的影响而产生的。
中国文人画发端于唐代，经宋代及元、明两代成为中国绘画的主流。
文人画无论是相关著述、具体实践和存世作品都可谓浩瀚，但中国没有文人制作（创作）的家具。
家具制作是匠人从事的一门手艺，所以不受文人重视。
文人是读书人，他们写文章、写字（书法）和作画而不去劳作。
有据可查的文人从事过的手工艺是毛笔的制作。
有文献说韦诞、张芝、王羲之都曾经制作过毛笔，但比较可靠的记载文人制作毛笔的古代文献是梁同书所著的《笔史》。
其中“笔匠篇”列举有姓名的制笔匠七十多人，不少是文人，如晋韦昶（官至散骑常侍），还有面见李林甫（唐玄宗时宰相）时自称为学子的管子文等。
梁同书还特别讲到一个名叫吕道人的制笔匠：“歙州吕道人，非为贫而作笔，故能工。
”说明毛笔制作原是一门养家糊口的手艺，一旦制笔的目的不是赚钱，笔就可以做得更尽心完美。
但梁同书没有提到韦诞、张芝、王羲之、智永等人的制笔。
毛笔是书写和绘画的工具，因此，制笔也许是文人唯一从事过的匠艺。
古代制作家具的艺人是工匠，与文人属于两个社会阶层。
虽然明代出过喜欢做家具的皇帝，还有木匠被提拔至侍郎、尚书的例子，但在整体上说，木匠等手艺匠人的社会地位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提高，仍然是“百工之人，君子不齿”。
文人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对文化艺术的发展起过决定性的作用，按常理家具也不应例外。
因此，尽管探讨文人审美与家具的关系有难度和挑战，但这是一个极值得探讨和具有当下意义的课题。
文人家具似乎与风格简朴的明式家具联系在一起。
现在流行的观点认为：明式家具风格简约，清代家具风格繁复。
实际上，这是对明清家具的一大误解。
明代家具的风格多种多样，有简约也有繁复，清代也是一样。
如果我们追溯到明代以前，如宋、元，亦是如此。
当然，明代家具的简约和繁复与清代家具有所不同。
明代家具的简朴是明代和明代以前文人的简约审美取向在家具上的体现，并在明代达到了一个巅峰。
清代文人延续了明代文人的审美追求，但在宫廷审美趣味的主导和影响下清代家具制作逐渐出现新的样式，最终形成了清代自己的风格。
虽然清代简约风格还在继续，但已经式微。
现在人们喜欢简约风格的明清家具，还是与西方早期研究中国古代家具的学者如艾克、凯茨及稍后的安思远等人有关，是与他们对简约风格的明清家具的喜爱、研究和推广分不开的。
西方人对明清简约风格的欣赏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包豪斯引领的现代艺术运动（建筑及设计领域）直接相关。
西方18、19世纪流行的诸如洛可可、维多利亚等风格也都是繁复的装饰风格，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出现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新艺术运动（Art Nouveau），还是以繁缛复杂的波浪形和流动的线条为主流风格。
奥地利建筑设计师、理论家楼伊斯（AdolfLoos）在新艺术运动高潮时（1908年）宣称：“文化的进化和排除实用物品上面的装饰是同义词。
”他的口号是：“从装饰里摆脱出来是精神力量的象征。
”楼伊斯的理论直接影响了包豪斯和现代艺术运动，同时也是西方理解和欣赏中国简式古家具的理论根据。
马塞尔设计的瓦西里椅（WassilyChair）（了了摄）美国学者韩蕙将一把17世纪的中国禅椅和一把1925年包豪斯的教授、建筑和家具设计师马塞尔·布劳耶（Marcel Breuer）设计的瓦西里椅做了比较。
她指出：“两把椅子的基本形状，节俭用料和几何形简约性方面是一致的。
”她还说：“马塞尔是受了荷兰风格主义运动的影响。
”但是她认为：“欧洲20世纪这种激进的观念源于日本建筑。
”韩蕙接着说：“这种观念在公元4世纪前的中国已经出现。
”她马上援引一段《道德经》，以此来证明中国古老智慧是这二简约审美观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