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是有许多时令风物的美妙季节，而松露，是这个季节最不应当错过的珍馐。
每年10月中旬至12月初，不足两个月的短暂松露季稍纵即逝，需要厨师耐心地对待和食客莫大的决心。
在中国，松露季往往从9月下旬就开始了。
没有完全成熟的松露香味不彰，但质地脆嫩，最适宜切成薄片过油爆炒。
西方人觉得这样做暴殄天物，而中国云南的老乡们却乐此不疲。
当欧洲文人们以华丽无匹的辞藻包装松露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松露的自身魅力使然，还是源自时髦的饕客们那不甘人后的自尊心？换个角度来看，中国人盛赞的鲜美无比的口蘑，在法国人眼里，只是最早实现人工培植的、最平白无奇的双孢菇；而法国人眼里高贵无比的松露，又或许只是中国人心中无法烹饪，只配泡酒和喂猪的“土茯苓”。
是什么原因，让东西方对松露这种食物，产生了认知上的偏差？梁文道在他的《味道·味觉现象》里有一段关于松露的耐人寻味的话：“我们在吃松露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这些使它增值的背景故事。
正是它们造就了神话，使它昂贵，也使它更美味。
”食物的贵贱，从不仅仅是它们的天性和禀赋，而是文化、历史的积淀所赋予它们的增值而已。
命名块菌还是松露这是个误会？松露两字，最早出现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欧洲文学译作里作为一种食物，Truffle准确的译名不是松露，而是“块菌”早在2000年前，古罗马人就已经大量用松露烧烤蘸酱食用；而中国古人不常以松露为食松露，是个很无厘头的汉语名词。
顾名思义，它被比喻成松树凝出的露水。
但这种生长在地下的真菌，既不在松树枝干上生长，也不是依附松针松根形成的自然生态。
橡树、榛树、椴树、榉树、桦树、松树、白杨都可以成为松露的生存环境。
松树与松露，从无必然联系。
事实上，直到上世纪80年代，松露在中国的名字依然充满了下里巴人的气息——“土茯苓”“无娘果”“猪拱菌”“臭鸡枞”……松露两字，则最早出现在改革开放后的欧洲文学译作里。
也许在中国翻译家眼中，最珍贵最美味的食用真菌，天然就应该与松树搭上关系，比如松茸、松树蕈、松蘑、松耳；而露珠本身，则与可食用真菌一样，隐含着无根无蒂、无体无形，采纳天地灵气和日月精华而生的意蕴。
一个美丽的名词，从诞生之初，就夹带着独特的误会。
作为一种食物，Truffle准确的译名不是松露，而是“块菌”。
从生物学的分类来看，松露，又名块菌，属于真菌界、子囊菌门、盘菌纲、盘菌目、块菌科、块菌属，亲缘上与羊肚菌最为接近。
整个欧亚大陆和北美大陆各地，都出产这种生长在土壤下的真菌，可谓一种典型的世界性生物。
但东西方对它的态度，却有着天壤之别。
西方有着悠久的松露食用史：4000年前，生活在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就用楔形文字记载了一个孩子将这种食物献给国王的故事。
而到了公元1世纪的古罗马时代，美食家阿比西斯在他的传世名作《厨艺》中，已经详细介绍了松露的吃法：煮熟后串起来，加盐烘烤出焦香；另将葡萄酒、橄榄油、胡椒、蜂蜜、鱼酱和酸葡萄汁一起煮沸，加入淀粉后做成蘸酱；最后在松露上用针扎出小孔，泡进蘸酱里吸取味道。
即便到了今天，主要靠野外采集的松露依然是餐桌上的珍稀调味品。
但早在2000年前，古罗马人就已经大量用它烧烤蘸酱食用。
一方面，贵族的奢靡生活反映了封建国家的富庶和强大；另一方面，也证明了欧洲人珍视松露的饮食传统。
在中国，松露的应用就落后很多。
上下五千年，几乎找不到对松露像样的文字记载。
只有13世纪北宋进士陈仁玉的著作《菌谱》中，出现了一种疑似的菌类：“麦蕈，多生溪边沙壤鬆土中，俗名麦丹蕈。
”昙花一现的描述之后，中国人对土表以下真菌的探索又停滞了。
300多年后，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援引了这段描述，并加入了自己的“私货”：“麦蕈，生溪边沙壤中。
味殊美，绝类蘑菰。
”但事实上，松露的味道是不可能类似蘑菇的。
李时珍说的“味殊美，绝类蘑菰”，多半是他试错了对象，或是自己主观上的想当然。
作为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秀才，李时珍当然无法对《本草纲目》里近2000种药材描述得百分之百精准，相反，这恰恰能够作为中国古人不吃松露、至少是不常以松露为食的历史依据。
造成这种文化差异的原因，也许源于东西方哲学基础的不同。
源自古希腊的求真求知，让西方人对地面下被掩盖的真相好奇心十足；而东方信奉孔孟之道的中庸和谐、水到渠成，这让中国人更愿意采集地面上张开伞盖的真菌子实体为食，并由此演绎出恢弘的食用菌餐桌谱系。
历史被视为不祥之物而遭千年冷落欧洲先哲们在食用松露时，一直在思考这种美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