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思录集解》，【宋】朱熹、吕祖谦编撰，【宋】叶采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1月“近思”一词来自《论语》。
“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君子思不出其位。
”“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 “思无邪”……春秋战国是一个思的时代，独立思考盛行，出现了一批中国最伟大的思哲。
哲学家这个词对他们来说太小了，太狭隘了。
那种思不是西方的思辨，而是诗思。
他们是用汉语这种诗性语言完成的思。
的确也为世界文明奠定了一个方向，一种亘古不息的思路，一种存在方式。
中国历史最辉煌（辉煌，我不在胜利、成功之类的含义上用这个词，而在对生命的解放的程度上用这个词）的时代都是思的时代。
春秋（孔老庄墨荀公孙龙），汉（董仲舒、扬雄），魏晋南北朝（刘勰、《世说新语》那些人），唐（韩愈、柳宗元），宋（理学就是一场伟大的思），明（王阳明及其弟子），“五四”等等。
孔子沉思了殷周，他的结论是：“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近思录》是朱熹、吕祖谦对宋代四位思哲——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的语录编选，“时则朱子与吕成公采摭四先生之书，条分类别，凡十四卷，名曰近思录”。
《近思录集解》则是“采（叶采）年在志学，受读是书，字求其训，句探其旨，研思积久，因成集解。
”叶采“切问近思”，阐微发隐，也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
宋之所以是那样一个时代——“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思的结果。
“五四”是一场语言革命。
胡适思考了汉语：《文学改良刍议》。
“必也正名乎”，他继续的其实是孔子之思：“文胜质则史，质剩文则野。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清以降，中国之思停滞，八股文令汉语愈来愈僵硬、名不副实，阳奉阴违，巧言令色鲜矣仁。
“五四”是一场对汉语的解放、激活。
但是这场思并未深入，战争中断了思。
“五四”想到中国传统的负面，对其合法性则思之不多。
标准答案式的应试教育则取难言为思。
宋代的科举不像晚清那么腐朽，它是鼓励思的。
策论，不思如何敢策？“感而遂通。
”（《易经》）“天地之间，只有一个感与应而已，更有甚事。
”（程颢）中国有悠久的感性传统，但只是感性，不思，必然浅尝辄止。
这本书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它的小字部分，这是朱熹们言论的地方（引文、补充、强调、引申、定位、解构）。
大字：“在物为理，处物为义。
”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小字：“理即是义，然事物各有理，裁制事物而合乎理者为义。
”（叶采解）朱子曰：“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
彼事之宜虽若在外，然所以制其宜则在心也。
非程子一语，则后人未免有义外之见。
”“尝闻朱子曰：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
”朱熹、吕祖谦也是一阶梯，叶采又是一阶梯。
西学东渐后，当代之思，也应该是一个阶梯，不是颠覆、遗忘，而是回忆，沉思。
《近思录》有些地方，我是看出了海德格尔的意思。
比如朱熹说，诚，无为。
这个诚很像是海德格尔讲的“存在”。
《论语》修订版-中华国学典藏读本系列，中国言实出版社，2023年在中国，古往今来，《论语》都是畅销书。
但它也一度是禁书，在我少年时期，这本书是不存在的。
（那些继续“反传统”的人们故意忘记这一点。
）《论语》是讲如何做人、如何在世、如何与这个世界发生关系的书。
《论语》可以说是对语言的讨论，这个“语言”不是语法、修辞，而是“语言是存在之家”。
语言是一种关系，或者如维特根斯坦所说，“我的语言的边界就是我的世界的边界”。
《圣经》也一样，教你如何在世，如何准备着弃世，去往天堂。
《圣经》是圣人、先知的指示，不容置疑。
《论语》是一位老师和学生的讨论、思索、思路、在路上，“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这种讨论惊世骇俗，圣人不是少数几个，得道成圣这条路对每个人敞开。
《论语》是在场的，而不是高阁的，一旦束之高阁，《论语》就死。
我们时代的大多数书都不教你如何做人。
励志、战斗、竞争、算计、考试、求职、积极进取、上进、唯我独尊，推销各种各样如何成功的书浩如烟海，很少有书教你做人的基本道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现在社会，为了利用，匿怨而友，何其普遍！读书其实从哪本书开始都可以。
但是，要思。
读书就是去思，读书是学习，思考。
“学而不思则罔”。
《论语》第一句就是“学而时习之”，孔子不是告诉我们必须如何如何，孔子的语气永远是：我是这么做的，这么思考的，你看着办吧。
《论语》不辩论，不结论，不指示，不居高临下、“比你较为神圣”地“启蒙”。
《论语》是讨论、陈述，是对思的启发，对经验的唤醒。
思，温故知新。
读《论语》要思，要体会。
真理在思的过程中敞开，就像在黑暗的洞穴里挖矿，忽然，蹦出一颗宝石。
正是那种谦卑低调的语感，经验之思、之谈，令《论语》成为一部伟大的指示，千百年颠扑不破，放之四海而皆准。
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吾道一以贯之”“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圣经》也有这些意思。
我们现在有一种世俗化的后现代氛围，解构，调侃，怀疑一切，怎么都行，玩世不恭，“我是流氓我怕谁”已成为日常风气，甚至习俗，“新就是好”，蔑视传统、经验已经成为地方性的小常识。
《论语》失位已经一个世纪，它本来是汉语的最高之书，现在随便就可以调侃、否定、不敬。
孔老二、丧家犬，从一个教授的嘴里说出来，咯噔都不会打一下。
从前，文章里提到孔子，似乎还要像信众提到耶稣那样画个十字，即刻“正色道”。
耶稣释氏从来没有被这样不敬过，否定耶稣释氏大有人在，但是不会轻浮地调侃。
就是批判，也是基于敬畏（比如尼采）。
《论语》在中国文明中，曾经像《圣经》一样有着崇高地位：“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学者先须读《论》《孟》。
穷得《论》《孟》，自有要约处，以此观他经甚省力了。
《论》《孟》如丈尺权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见得长短轻重。
”（《二程遗书》卷十八）这种崇高地位也令《论语》成为令人窒息的教条。
所以鲁迅激愤地说：“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华盖集——青年必读书》一个世纪过去，在读书上，“拿来主义”已经相当媚俗，看看中国的书架就知道。
窃以为，“温故知新”，就像西方的文艺复兴回到希腊去找思想资源，越来越显得先锋起来了。
读《论语》并非复古。
子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也。
”（《中庸第二十八章》）“他所宣教的，并非模仿古代，而是再度实践‘永恒的理想’。
他研究古代，只是因为永恒的观念在古代明显可辨。
孔子身处于一个黑暗时代，他矢志要使这些永恒观念重新展示光辉。
他率先要做的，是自己身体力行。
相信永恒的终极真理，将使我们接续传统，其中孕育着能动性，始终向前推进，不会终止。
这不仅不是守旧，反而正是创新……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有一位伟大哲学家指出：在永恒真理的基源上，新事物与传统并行不悖，进而成为吾人存在之实体。
这种看似保守的生命形态，借由开放的自由心灵，始终健动不已，持续发展。
”雅斯贝尔斯说。
可以读《论语》了，这是一部“黑暗”之书。
《欧洲故土》，【波兰】切斯瓦夫·米沃什著，程一身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贝贝特，2023年8月波兰这个国家遥远而神秘。
我少年时代就知道它。
有个电影叫《华沙一条街》，我看过，在昆明一家1930年代建造的电影院。
我的文学时代总是有大师的声音从波兰那边传来。
切斯瓦夫·米沃什、安娜·辛波斯卡、安杰依瓦达依、克里日托夫·扎努西……前年，我的一部诗集被译成波兰语在华沙出版，书做得相当考究，一部诗集得到了应有的尊重。
波兰也许是我永远不会去的地方，我只能通过文字。
今年出版的《欧洲故土》是米沃什的一本自传体散文。
他是我喜欢的世界诗人之一。
作者声称：“对我来说最好忠于自己。
并且只用我亲身体验的素材来写作。
”“很明显，完全坦率是不可能的，表面上越坦率，这个角色编造的成分就越大。
声称真理不可抵达时，我们撒了谎，因为我们排除了那些对我们不利的事情。
即使像今天这样，一些作者觉得自虐令人愉快，由于担心听起来很假，就强调他们的疯狂和错误行为，我们可以肯定，他们进行了某种自我审查，甚至他们从来没有‘寻根究底’。
我们根本无力道破我们命运的所有详情，这没什么可耻的。
”生活在别处，说这番话的时候，他人已离开了“故土”到了“别处”。
这种表白令我对这本书产生了兴趣，“一个人如何应对宇宙之美同时应对宇宙之绝对残酷？”“诗歌的目的在于提醒我们一个人要保持自我是多么困难。
”《傻子金宝》，以撒·辛格等著，刘绍铭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3年6月刘绍铭先生的译文有口皆碑。
他曾经翻译过《一九八四》。
这本书，董桥说：“翻译不可轻信，两种语文都高明的人真的不多。
刘绍铭中文考究不必多说，英文也好上天了。
他这几部译作我做出版的时期都细读过，核对过，妥帖极了！”董桥用的是妥帖（他自己的文章就是妥帖的典范），没说信达雅。
妥帖这个词恐怕才是对翻译的最高评价。
妥帖什么，语言。
妥，安也。
贴，以物为质也。
《说文》道，好的翻译译语言，差的翻译译个大意而已。
我曾经说，那是汝龙语、朱生豪语、萧乾语、文洁若语、赵萝蕤语……还有这本：刘绍铭语。
《傻子金宝》（其它译本译为《傻瓜吉姆佩尔》）译得妥帖。
金宝，听着就像是旧时代的绍兴或者昆明呈贡的乡下人。
“祖父死后，他们把我送到一个做面包的师傅那儿去。
唉，我在那里真够受的。
任何一个女顾客，老的也好，年青的也好，都最少骗我一次。
‘金宝，天堂里有个博览会呢……金宝，牧师在七月里生下一条小牛……金宝，乌鸦飞过屋顶，生下了铜蛋。
’一个神学院的学生有一次来买面包，就对我说：‘金宝，你在这里替老板刮着铲子时，救世主出现了，死者已从墓中复活。
’‘那是什么话嘛’，我说：‘我根本没听到羊角的号声。
’他说：‘你聋了么？’他们跟着就大叫道：‘我们都听见了！我们都听见了！’做蜡烛的丽施这时走来，用沙哑的声音说：‘金宝，你爸妈都从墓中走了出来，正四处找你呢。
’”确实是个傻子，故事还在其次，刘先生的神来之笔，译出了那种金宝口气。
妥帖并不容易，译者得真正喜欢他译的作品。
今天的许多译者似乎仅仅是因为他们懂外语（时代风气，由此就高人一等）。
我听说他们甚至用翻译软件。
无心的机器式翻译，准确，作品只是被尸体般地转了个面。
妥帖很难，刘绍铭先生说，“我的翻译是好是坏另一回事，但我挑译的作家，是好的作家绝无疑问。
十多年来我把翻译看作言志工具。
”拿来主义本来是“言志”的，现在不是了，所以市面上的译本基本上不可尽信。
刘绍铭先生这样的译者不多。
其人已故。
于坚（诗人）责编 邢人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