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王东迁，周室衰微，礼崩乐坏，孔子深感时代的混乱和失序。
孔子身为鲁国人，又是周公迷弟，而鲁国又是周公的封地，于是孔子以含蓄的“春秋笔法”删鲁史，作编年体史书《春秋》，喻以“微言大义”，打算扛起根正苗红的文化大旗，以引领时代回归有序状态。
而《春秋》过于简略，王安石曾形容其为“断烂朝报”，于是就有人为其作传，进行深入解读，到汉初曾存有五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邹氏传》和《夹氏传》。
现存最重要的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左传》并非出自孔门，其作者是与孔子同时代的鲁史左丘明，因其拥有史料资源，所以《左传》在“春秋三传”中也是篇幅最大、信息最翔实丰富的，其史料价值甚至要高于《春秋》本身。
《左传》并没有明确的师承流传关系，至西汉河间献王刘德献书，是以古文系统典籍的面目再世的。
在当时今文经大行其道的环境下，《左传》并不受重视，后来经过刘歆的推崇，以及历代学者的重视，再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加持，现在的《左传》地位应该是最高的。
《公羊传》和《谷梁传》均出自孔子弟子子夏的门人，一个是齐国人公羊高，一个是鲁国人谷梁赤，均为孔子的再传弟子。
《公羊传》和《谷梁传》一开始均为口传，一直到西汉初年才写定文本，所以这两传一开始就是以今文经面世。
《公羊传》因在开篇对《春秋》经的“元年，春，王正月”的解读，而价值凸显。
《公羊传》对这一句经文的解读，是提倡“大一统”和“尊卑有序”，而董仲舒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思想根源恰源于此。
因此，夸张一些说，只因为《公羊传》的这一解读，使得今文经在西汉大行其道，而《公羊传》则更是在西汉经学中占据了无出其右的显赫地位。
总之，“春秋三传”不仅丰富了《春秋》的内涵，而且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思想和政治观念，为后世研究先秦历史、文化、政治、思想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也对中国古代史学、经学的发展和儒家思想的传承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